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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總書記在2011年“七•一”講話中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總書記的深刻告誡，再次提示我們：精神懈怠的危險，已成為當前黨員領導干部自身建設的“四大危險”之首。應當說，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需要始終保持黨員干部具有良好的精神狀態和積極作為的敬業精神。因此，我們既要重視干部成長發展的制度條件和外部環境，更要關注高素質干部隊伍培養過程中，加強德性修養、提高精神境界的成長規律，有針對性地開展有利於黨員干部自身修養和修煉精神內功的活動，讓他們由一般作為變成更大作為，由不作為轉變成有作為，由被迫作為轉變成為自覺作為，由頓發性作為轉變成為持之以恆的作為。
一
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精神的力量是其內在的靈魂、崛起的動力。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這點精神，在當代中國，就是要有為全面建設和諧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不斷善於超越物我的精神境界。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為實踐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所應有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狀態，也是經受新形勢執政考驗的基本素質。
精神狀態是人的精神所表現出的行為樣式，主要受人的意識、思維、情感、注意力、信念、意志以及其它主觀心理活動的支配。飽滿的精神狀態，表現為信念堅定、蓬勃向上、勵精圖治、心胸豁達、思想解放、求真務實、勤於思考、善於溝通。古人說，“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心弱則智衰，智衰則不達”。飽滿的精神狀態會激發一種努力向上的精神追求，有著一顆愚公移山的恆心，有著磨杵成針的毅力，有了它就能成就一番事業﹔反之，精神萎靡、心浮氣躁，則足以阻滯甚至斷送個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應當看到，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有的干部精神狀態不佳，缺乏追求上進的動力，缺乏積極奮斗的激情，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缺乏宏大高遠的志向。他們朝氣不足，暮氣纏身，工作怠惰，生活糜亂。要麼躺在昔日的功勞簿上睡覺，要麼靠昨日的經驗維生，要麼思想信念迷瞪，要麼沉淪於花天酒地、紙醉金迷之中……這樣的精神狀態，不要說與自覺學習和踐行科學發展觀背道而馳，就連做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黨的領導干部的基本要求也相去甚遠。
人的精神狀態之所以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有著重要的支配作用：第一，精神要素直接關聯並影響著人的生理系統、心理系統和意識系統。精神對人的認知、選擇、改造和預測對象世界有著強大的能動性。高昂的精神，可以催人向上，使人奮進﹔萎靡的精神，則會使人悲觀、消沉，失去斗志。良好的人生信念，會導致健康心理的積極調適，促進生理機制的動態平衡，生發主動探索對象化世界的意識涌流。在軍事戰爭中，精神力量往往是決定勝負的一個關鍵要素。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物質的原因和結果，不過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才是貴重的金屬，才是真正鋒利的刀刃。”第二，精神狀態如何，決定了人們對世界認知的判斷力和實踐力。飽滿的精神狀態有著理性追問的秉性，它通過一系列的精神自省、自我檢點、永不駐足、常備憂患的勞作，將人的思維引入深刻，從而使得人對外部事物的判斷力不斷提高。飽滿的精神狀態有著很強的追求知行統一的內在沖力，縝密的思考和對科學精神的追求，乃是人們追求行動、追求實踐、改造外部世界、彰顯實踐力量的必要前提，它通過一系列的邏輯預設，強化精神對物質的改造，實現思維對存在的修正與超越，將人的實踐引向自由和自覺，從而使得人在合理的精神動力的牽引下不斷以積極飽滿的心態從事工作實踐。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為什麼需要有飽滿的精神狀態？
第一，科學發展觀最核心的價值判斷是追求社會歷史進步的原則：發展不是雜亂無章的自由物體的運動，而是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自覺行動﹔它是以永不停歇的步履，戰勝各種偶然性、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發展的偏差或有害事件，朝著有利於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前進的理性選擇。追求進步，不可能靠胸無大志、得過且過，極端個人主義或極端拜物主義的精神狀態，而要靠超然的精神境界、人對崇高的追求、人對生命的完整感受、人的德性修養、人的心理環境的進化、人的高雅氣質和良好素養等等。科學發展觀的邏輯與實踐，為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方向，回答了我們黨“追求什麼樣的發展、如何發展、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朝著科學發展的目標前進”等重大問題。有了這樣的追求歷史進步的目標，首先需要我們對目標持有堅定的信念。我們需要在思想上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信念不動搖，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不動搖。我們必須要有奮發進取、追求卓越的飽滿精神狀態。
第二，科學發展觀倡導真抓實干、求真務實的精神，它要求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必須保持鍥而不舍、奮發有為的實干精神。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當此之際，我們隻有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不畏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不折不扣地領會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全神貫注地踐行中央的方針政策，腳踏實地地干好自己的分內工作，發揚那麼一股干勁、那麼一腔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發揚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忍耐的精神，才能把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落到實處。
第三，科學發展觀滲透著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的精神，主要反映在以下四種精神中：敢於沖破思想樊籬、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客觀規律、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精神﹔勤於開動腦筋、善於抓發展機遇、勇於實踐的探索精神和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注重言行一致、表裡如一、講實情、說真話、求實效以及目光遠大、胸襟開闊、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真誠坦蕩的人格精神﹔追求真理、捍衛真理、發展真理的巨大熱忱和頑強毅力，以及不畏強暴、不怕風險、勇於奉獻的膽略、勇氣和獻身精神。解放思想還需要我們不斷沖破左的思想禁錮，排除各種錯誤思潮干擾，把思想認識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和教條式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第四，科學發展觀是當代最具有創新性的發展理論，從發展的理念到發展的方法和路徑選擇，以及價值取向、目標設定等，都與傳統的發展理論有著根本性質上的不同，其創新性是全面的、徹底的、史無前例的，因此，對科學發展觀的踐行，首先要有深刻思考、積極解讀和領會的精神。學習是理解和貫徹科學發展觀的第一需要，隻有把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精神實質認真地加以解讀，反復地加以領會，深刻地加以理解，准確地加以把握，我們才能有著踐行的自覺性。它需要我們以新的視野、新的思維方式、新的時空坐標做到執經問難、心慕手追、日就月將。
二
在一些地區、一些部門、一些單位的領導干部群體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利於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精神狀態方面的問題。從理論上深究，一個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經不起社會轉型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執政黨新形勢下從事自身變革的考驗，在靈魂深處失去了共產黨人在精神界面上應當具備的崇高境界。應當說，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是領導干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備素養。
精神境界是人的精神所達到的程度和表現出的行為樣式，它受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影響，並對人的行為起著直接的支配作用。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可以使人具有超凡脫俗的心理內功和守正不阿的理性行為。處事光明磊落，操守持之以恆。
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參加革命為什麼，當了干部做什麼，將來身后留什麼？沒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要麼對人生毫無覺解，渾渾噩噩，混混沌沌，對外界不知不識，糊裡糊涂﹔要麼對人生有所覺解，但都是為己，一切行動都以自己私欲為目的。他們超越不了物我（貪婪的物質欲和極端的自利欲），更談不上實踐共產主義遠大目標。
同樣的時代，同樣的職責，同樣的要求，有的成為毛澤東同志所要求的“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有的卻淪為黨員領導干部的敗類、社會前進的羈絆、為人民群眾所唾棄。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在今天，重視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具備“超越物我，實踐目標”的崇高精神境界有著特殊的意義。
首先，貨幣化的生活世界若沒有精神對物質的自覺整合，人的生存便會失去理想和目標。在今天貨幣化生活世界裡，貨幣的交換過程，被看成是所謂“超現實”層面上的一種符號運作過程，它客觀上促使貨幣不經意地把世界重新分類，使一種非常一般性的、到處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聯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為可能，它導致了人們現代生活價值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觀化，社會加速了被世俗化傾向，人們通過交換、所有權、個人自由、貪婪、揮霍、生活風格、文化等，能夠充分感受到貨幣給現代人的個性和自由開辟了無限大的活動空間﹔同時，貨幣對現代人性的改變和侵蝕的事實，使我們至今無法消解類似馬克思對貨幣、資本所持有的憂患意識。因此，生活在如此世界中的黨員領導干部，都需要認真反思和對待如此矛盾問題：如何適應現代貨幣經濟的發展，同時又不至於被貨幣化生活價值觀念完全替代或消解了黨的宗旨和原則。應當看到，人的價值被物質化和量化，一切都成了可讓渡的商品，貨幣在全社會似乎擁有完整意義上的可通約性，這種通約既是歷史的進步，又是人類的不幸，因為它用“存在的有價”超越了“存在的無價”，精神在貨幣面前不可與物質同價類比﹔“人是萬物的尺度”，而尺度本身也被還原為物，並可以被讓渡了。於是，人跟錢更親近了，人跟人愈來愈疏遠了。但從歷史發展的規律來看，商品經濟規律乃是人類歷史發展必然要經歷的階段。人類隻有從以人的依賴關系為特征的社會，到以物的依賴關系為特征的社會的發展，才能最后達到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它體現了歷史發展的辯証法：隻有超越這個歷史發展階段，才能把人本身的生產確立為目的，把人的價值的完整性還原給人自身。實際上，人的價值有著比貨幣價值更為豐富、更為廣闊、更為閃光的內容。人所持有的超然的精神境界、人對崇高的追求、人對生命的完整感受、人的純正友情、人的德性修養、人的心理環境的淨化、人的高雅氣質和良好素養等等，這些都是貨幣價值難以通約的領域。因此，作為共產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在如此生活世界的環境中，保持勤儉節約、清正廉潔，勵精圖治、無私奉獻的精神，必須要有“超越物我，實踐目標” 的崇高精神境界。
其次，它是黨員領導干部在全面建設和諧社會的具體實踐中自覺構筑思想道德防線，加強黨性鍛煉，注重自我修養，增強拒腐防變能力的重要保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兩個根本性轉變，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必然引起人們精神世界的深刻變化：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增強了人們的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同時，由於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物質利益、就業方式日益多樣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明顯增加。市場經濟活動存在的弱點及其帶來的消極影響，反映到人們的思想意識和人與人關系上來，容易誘發自由主義、分散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利己主義等。一個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倘若喪失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就沒有操守和免疫力。成克杰、胡長清、叢福奎、孟慶平等從黨的高級干部蛻變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腐敗分子，有的信奉拜金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有的腐化墮落，大肆索賄受賄，為自己留所謂的“后路”﹔有的權欲熏心，由精神空虛變為求神拜佛、瘋狂斂財。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動搖了共產主義信念，拋棄了共產黨人的宗旨，脫離了人民群眾，喪失了黨員領導干部的境界。
黨員領導干部長葆崇高的精神境界，需要辯証地處理好三個關系：
一是要擺正自我與社會的關系。就自我而論，個體的道德自覺是一種道德內力﹔就社會而言，社會正義是一種道德規范。黨員領導干部是社會普遍道德規范的積極倡導者和執行者，要在不斷的自我反思中，通過自我教育和健康的社會人際關系來發展和完善社會正義。既不能在社會正義漸趨完善的過程中，弱化個人道德自覺的力量﹔更不能扭曲自我的道德力量，阻礙社會正義的不斷完善，成為社會發展的逆動者。自我與社會的關系主要表現在領導干部如何處理好自我與組織、自我與集體、自我與國家的關系。不僅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而且要有無私奉獻的精神境界。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同志曾指出，一個自覺的革命家和一個普通人不同之處雖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區別，就在於他們對於“我”的態度不同，是唯我呢？還是忘我？是事事以我的利益為出發點，還是以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以群眾利益為出發點，就不能斤斤計較個人的利益得失。在今天，無私奉獻，心中裝著人民，裝著黨的事業，是共產黨人應有的價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為之努力實踐，不僅是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所決定的，而且對於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養，激勵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投身全面建設和諧社會這一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要的教育和引導作用。
二是要擺正人性與黨性的關系。人性是人人都具有的人之本性，如利己的傾向、社會交往的傾向等。首先我們應當承認，黨員領導干部合理的人性欲望、利益和需要是應當維護的，完全消解黨員的人性，去談黨性修養，隻會帶來“虛假化”的人。但是，黨員的人性又有著與普通人不同的內涵：一方面，黨性離不開人性，它是人性集合抽象為階級性后的再抽象，是不同成員具體表現的高度先進化。黨性引導著人性朝著現實表現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黨員領導干部需要從黨性的高度來整合人性、引導人性，用自覺的黨性修養，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的人性之私，做到先輩們所囑咐的訓言：常修從政之德，努力實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常懷律己之心，做到慎權、慎欲、慎情、慎獨、慎微﹔常除非分之想，固本守節，志存高遠，擺脫世俗困擾，遠離低級趣味。黨員領導干部隻有堅持不懈地練好“內功”，養成共產黨人的高尚人格、美好情操和凜然正氣，才能始終頂得住歪風，耐得住艱苦，抗得住誘惑，守得住節操，才能以廉潔勤政的實際行動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護。
三是要擺正“權”與“利”的關系。首先要有對“權力”的正確認識。領導干部手中掌握的權力，是人民的授權和委托，其真正價值在於為人民服務，人民是權力的所有者，“官”是為人民服務的崗位，“權”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權力隻意味著責任和義務，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必須把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實際工作中如果我們不能自覺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為民用權，秉公用權，依法用權，審慎用權，權力隨時都會變成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防微杜漸，在一些看起來是些無所謂的權力與金錢的交換問題上一定要謹慎。權力不可與私利沾邊，更不可與私利兌換。
三
如何保持干部的精神狀態？首先，解決黨員領導干部精神懈怠問題，推進“學習、學習、再學習”的良好風氣是關鍵。精神懈怠是境界不高的表現，境界問題又與黨員干部的知識修養、信息了解，善於讀書、勤於思考相關聯。在全黨倡導大興學習型政黨的背景下，從黨中央到地方政府，多年來有著良好的班子成員集中學習的制度。但就不少基層黨員干部來說，真讀書、實學習，聯系現實問題進行深入扎實的思考與研究的風氣還不夠濃厚。極個別的甚至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不思考，家中堆滿奢侈品，唯獨沒有書櫥和報架﹔不僅自己不讀書，反而教唆自己周圍的親戚朋友，灌輸讀書無用、唯有疏通人脈是真道等觀念。有的基層組織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形式主義的學習程式，如有學習的制度，但不能堅持履行﹔有學習的讀本和材料，但只是束之高閣，不加問津﹔有學習的經費，但張冠李戴地報銷﹔有學習的時間安排，但卻熱心於麻將、扑克游戲﹔有學習的考察，但變成游山玩水﹔有學習的總結，卻變成例行公事地美化語言和文本。凡此種種，都與一個大國的執政黨的文化素養和思維水平不相稱。
其次，解決黨員領導干部精神懈怠問題，倡導“修煉、修煉、再修煉”的德性養成是前提。精神懈怠是德性修養不足的表現。如果說，知識修養有助於黨員領導干部把握真實的事實判斷，那麼，自覺的德性養成有助於黨員領導干部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的是安身立命，做人處事。孟子最先提出人的心性修煉問題，他發現了人的內部精神的狀態與外部行為的關聯原理，側重強調心性不斷調適功能，尤其是心理的內功乃是人的外在張力的根據。劉少奇同志較早地把中國傳統德性文化中的修養、修煉的精髓與共產黨人的自覺修養結合起來，旨在加強黨員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開動“修養、修養、再修養”的內在精神動力，確保欲望與理性、物質與精神、利己與利他、個人與組織等關涉個人境界的諸多矛盾能得到正確解決。提倡黨員領導干部的修煉、修煉、再修煉，應當著重從三個方面採取措施。第一，毫不動搖地推行我黨的優良傳統——黨內民主生活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從根本制度上確立良好的組織導向：對那些勇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好黨員，就應當給予更多的鼓勵和激勵，對那些隻講關系、不講原則，隻講和氣、不講是非，隻講成績、不講缺點，隻講問題的現象、避談問題的本質，隻講他人的過錯、不講自身的責任等行為，應當在規范化的黨內民主生活中，予以根除。第二，毫不遲疑地加大黨內違紀違法案例宣傳教育工作的力度。要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黨的領導干部放鬆自身修煉而違紀違法的典型案例匯集起來，編成警示讀本或影像材料，不注重案情細節的描述，但要突出對缺乏德性養成、放鬆自覺修煉的后果分析和原因揭示﹔不注重案情數字數量的簡單堆積，但要客觀地展現犯罪分子牢中反省意識的心理表白，以此來警示全體黨員干部加強自身修煉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第三，倡導黨員自覺養成“淡泊名利，超越物我”、自覺練就心理內功的生活習慣。我們不需要像曾子說的那樣吾日三省吾身，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否養成經常性的反思自我、檢點行為的良好習慣，增加三個方面的敏感性：一是對物欲的刺激涉及到的行為邊界保持應有的敏感性﹔二是對權力運用的倫理底線保持起碼的敏感性﹔三是對溫情脈脈的人際交往關系中應當持有的黨性原則保持必要的敏感性。
最后，解決黨員領導干部精神懈怠問題，從更深層次要求，還應當在端正黨風、政風的相關制度創新上找對策，尤其是干部制度的識人、用人方面，要更多地注重選拔干部的公正性、評價干部的客觀性、任免干部的原則性。應當看到，一些干部的精神懈怠，除了自身德性修養內功不強外，還有著評估干部的績效標准方面的原因，如把評估干部工作的績效僅僅理解為不出錯、不出偏差、不出問題就是好干部，它必然導致干部們積極的、創新的工作狀態逐漸變成膽小怕事、謹小慎微、唯唯諾諾﹔也有著組織上用人制度方面的原因，如有的干部任勞任怨，朴實生活，踏實工作，對自身工作發展的空間有著良好的理性預期，但由於他所在的地區、部門或單位，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用人制度上的種種缺陷，或個別不正之風的影響，使他屢屢喪失工作發展的信心或感到失望，由原有的謹慎變為鬆弛，工作熱情不斷衰退﹔再如有的干部受某些上級領導的宗派主義、唯意志主義、主觀主義行為的影響，要麼由原在的事業冒尖變為后來的消極怠工，要麼由原在的剛直不阿變為后來的圓滑世故，要麼由原在的一絲不苟變為后來的頹廢馬虎、游戲人生。透視這些現實表現的因果關系鏈，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杜絕一些地區、部門或單位，在履行干部制度過程中所發生的不良行為，尤其是操作層面上的“不完善性”、“不科學性”、“不客觀性”，干部隊伍中存在的精神懈怠現象還會蔓延，它已成為今天制約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深層次的瓶頸問題。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