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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名稱】中國現代史
【專 題 號】K4
【復印期號】2011年11期
【原文出處】《中國社會科學》(京)2011年4期第19∼29頁
【英文標題】Several Method Issues in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PRC
【作者簡介】朱佳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通過30周年。這兩個紀念日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下簡稱國史)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從本質上說，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是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新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歷史決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科學總結了新中國32年的重大歷史事件，開啟了國史研究的進程，並為國史研究的發展指明了正確的理論方向。作為國史研究者，對這兩個紀念日的最好紀念，莫過於沿著《歷史決議》指明的方向，深入研究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核心內容的新中國歷史，特別是加強對這一歷史的經驗研究。
研究歷史經驗從來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史學宗旨的具體體現。司馬遷說過，他寫《史記》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①換成今天的話講，就是要揭示歷史原因，總結歷史經驗，成為安邦治國的一家之言。朱熹則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②意思也是講，研究歷史不要糾纏一些瑣碎事件，而應關注重大事件，重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重視總結並善於總結歷史經驗的黨。毛澤東早就指出：“好的政策都是經驗之總結。”③“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於過去戰爭經驗的總結。這些過去的戰爭所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該著重地學習它。這是一件事。然而還有一件事，即是從自己經驗中考証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著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著的東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指導戰爭。”④鄧小平在制定《歷史決議》時也指出：“我看應當搞學習運動，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個學習必須聯系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樣就能了解黨是怎樣領導革命的，了解毛澤東同志有哪些功績，使大家知道中國革命是怎樣成功的。”⑤江澤民同志在20世紀90年代中葉談提高干部隊伍素質的問題時強調：“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發展，作為當代中國的領導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國的歷史，特別是中國的近代史、現代史和我們黨的歷史，就不可能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繼承和發揚我們黨在長期斗爭中形成的光榮傳統，也就不能勝任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職責。”⑥胡錦濤總書記在本世紀初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進一步指出：“中華民族歷來就有治史、學史、用史的傳統。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一貫重視對歷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更加重視學習歷史知識，更加注重用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來教育黨員干部和人民。”⑦他們的論述說明，總結歷史經驗對於我們黨的事業、革命的事業、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改革開放的事業的成敗，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國史研究是中國史研究的分支學科，也是黨的事業的組成部分。國史研究者研究國史，既要繼承和發揚中國史學重在研究歷史經驗的優良傳統，又要繼承和發揚我們黨重視總結歷史經驗的優良傳統。當然，國史研究者研究歷史經驗屬於學術范疇，與黨的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總結歷史經驗之間不完全一樣。黨的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總結歷史經驗，一般要從當前面臨的全局性和緊迫性的問題入手，總結出的經驗也往往會直接用於制定政策、指導工作和教育干部群眾。國史研究者雖然也要關注具有全局性和緊迫性的問題，但一般會把研究的視野放得更寬﹔研究成果一般也不會直接用於制定政策，而是為領導機關、領導干部制定政策提供歷史依據，為廣大干部群眾學習、總結歷史經驗提供參考，就是人們常說的“資政育人”。然而，無論黨的領導機關、領導干部還是國史研究者，總結和研究歷史經驗，都要站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立場上，都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都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在這些方面是沒有也不應當有什麼區別的。即使在研究的基本方法上，二者大體上也應當是相同或相似的。
下面，談談國史研究者在研究國史經驗時應當注意掌握的幾個基本方法。
第一，既要研究新中國不同時期的經驗，又要把各個歷史時期的經驗聯系起來研究。
新中國成立距今已有61年歷史，其間根據社會歷史條件和黨的工作重點等等的變化，可以劃分為若干不同階段。例如，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的29年和改革開放后的32年。在改革開放前的29年裡，又可以分為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7年和1957-1978年進行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22年。在改革開放后的32年裡，大體也可分為1978-1992年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14年和1992-2003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11年，以及2003年以來按照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的8年。這些不同階段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因此，研究歷史經驗時需要把它們分為不同時期來研究。例如，研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發揮宏觀指導作用，在土地承包到戶的條件下如何發揮集體經濟作用、解決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在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的情況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城市化加速推進的條件下如何保護農業用地，在推進互聯網發展的同時如何加強對它的監管，在不搞政治運動的條件下如何防止黨脫離群眾、端正干部作風等等經驗，就不大適合籠統地放在61年中研究，而應當主要放在后32年裡加以研究。因為，這些問題在前29年基本沒有產生的條件，因而也不可能有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
然而，新中國61年的歷史無論劃分多少階段，基本國情都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除最初的7年外，它們都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特點都是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資源缺，主要矛盾都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因此，各個階段雖然有各自的特殊性問題，有的差別還非常大，但都存在不少共性問題。例如，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結合好，如何使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更適合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實際，如何使國民經濟既快速又協調穩定地向前發展，如何處理經濟建設與政治、文化、社會領域建設的關系，如何回應人民內部各利益群體的訴求、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創造活力，如何保証黨不脫離群眾、永遠同人民保持血肉聯系等等。這些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前29年裡有，后32年裡也有。研究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就需要把61年裡各個階段的歷史聯系起來，並通過比較加以考察。這樣研究，才會使我們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使研究更加深入。
以“急於求成”為例。這在新中國歷史中可以說是帶有一定頑固性的問題。如果把改革開放前后大體劃分為兩個30年的話，應當說它的表現程度和后果在這兩個30年裡是不一樣的：前30年發生范圍大，持續時間長，損失程度重﹔而后30年一般來說，范圍比較小，持續時間比較短，損失也沒那麼大。但是，隻要把兩個30年中“急於求成”的問題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就不難發現二者確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它們的出發點都是希望盡快改變落后面貌，把建設速度搞得快一點，以便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把耽誤的時間(無論是由於帝國主義侵略還是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奪回來﹔而失誤都在於把主觀願望與客觀可能混淆了，過分夸大了主觀能動性和主觀意志的作用，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而且，其中或多或少都有不正確的政績觀在作怪。因此，我們在研究如何克服“急於求成”問題的歷史經驗時，需要重點研究如何把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正確，如何改進干部的考核、評價辦法。這些問題不解決，“急於求成”的毛病今后還會反復出現。
再以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領域的變革為例。這種變革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裡也都存在，隻不過前30年往往把變革稱為“革命”，如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企業裡的管理制度革命，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直至后來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且不說這些“革命”的方向是否都正確，是否都合乎客觀實際的要求，單就處理“不斷革命”與“革命發展階段”的關系，就有不少值得總結的教訓。今天，我們不再搞那些“革命”了，而是要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但改革有時也被稱為“革命”。鄧小平就說過：“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當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⑧“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⑨“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⑩因此，研究當年處理“不斷革命”與“革命發展階段”關系上的教訓，對於總結30年改革的經驗，也是不無益處的。
改革開放以來，境內外敵對勢力一方面以私有化為標尺，攻擊我們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另一方面以西方政治制度為標尺，攻擊我們隻搞經濟體制改革而不搞政治體制改革，誣蔑我們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后”了。對於這種謬論，《人民日報》署名鄭青原的文章給予了有力駁斥，強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需要不斷改革。(11)這無疑是完全正確的，但要使大家真正弄清楚改革究竟是否滯后的問題，還需要研究“不斷改革”與“改革發展階段”的辯証關系，弄清楚改革在不同階段的區別和任務。毛澤東說過：“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12)馬克思主義者正是遵循這一客觀規律，把“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我們黨前30年之所以在上層建筑領域變革中犯了一些嚴重錯誤，固然有把革命對象、內容、方法搞錯的一面，也與片面強調“不斷革命”而忽視“革命發展階段”有關。而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論述政治體制改革時，首先明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13)然后，他一方面指出：“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14)另一方面指出當時改革的具體任務也是三條：第一，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領導的問題﹔第二，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第三，要精簡機構。(15)他這樣講政治體制改革，既講明了判斷政治體制是否正確的標准，又講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既明確了改革的總體目標，又明確了改革的階段性任務，這就把“不斷改革”與“改革發展階段”的辯証關系講清楚了，也使改革是否滯后的問題有了科學的判斷標准。可見，把前后兩個30年裡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領域變革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研究，對於我們更好地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以便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確方向，始終掌握改革的主動權和節奏性，不給敵對勢力以可乘之機，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既要研究新中國各個領域的歷史經驗，又要從宏觀層面對歷史經驗作綜合的研究。
人們認識事物總要先從個別再到一般，先從局部再到整體。研究國史經驗同樣應當遵循這樣的認識路線。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論述調查研究工作時曾說過：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16)他的這個意見對我們今天加強國史經驗研究，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當前，國史各領域經驗中需要研究的問題有很多。例如，在政治史領域，需要研究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的歷史經驗﹔堅持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的歷史經驗﹔人民政協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的歷史經驗﹔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歷史經驗﹔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經驗﹔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歷史經驗﹔調整地方行政建制的歷史經驗﹔建立健全各種權力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的歷史經驗﹔完善社會管理，健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和管理的歷史經驗﹔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歷史經驗﹔加強國防和人民軍隊建設的歷史經驗﹔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歷史經驗﹔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積極作用的歷史經驗﹔等等。
在經濟史領域，需要研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經驗﹔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經驗﹔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歷史經驗﹔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歷史經驗﹔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的歷史經驗﹔正確處理城鄉關系的歷史經驗﹔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使收入差距維持適當比例的歷史經驗﹔物價穩定與社會穩定關系的歷史經驗﹔增加糧食生產與經濟作物生產的歷史經驗﹔提高節能環保水平的歷史經驗﹔加強跨行政區域經濟協作的歷史經驗﹔等等。
在文化史領域，需要研究堅持和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歷史經驗﹔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歷史經驗﹔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歷史經驗﹔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歷史經驗﹔貫徹“雙百”方針，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歷史經驗﹔對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歷史經驗﹔批判地汲收世界先進文化的歷史經驗﹔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歷史經驗﹔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爭取國際交流話語權的歷史經驗﹔維護意識形態安全、防范敵對勢力滲透的歷史經驗﹔等等。
在社會史領域，需要研究社會綜合治理和維護穩定的歷史經驗﹔加強與完善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的歷史經驗﹔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歷史經驗﹔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歷史經驗﹔加強與完善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的歷史經驗﹔堅持和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經驗﹔加強與完善公共安全體系的歷史經驗﹔加強與完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管理的歷史經驗﹔等等。
在外交史領域，需要研究判斷時代特征和國際形勢，制定國際戰略的歷史經驗﹔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歷史經驗﹔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與不同制度國家關系的歷史經驗﹔同發達國家戰略對話的歷史經驗﹔加強同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的歷史經驗﹔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提供力所能及援助的歷史經驗﹔積極參與多邊事務、在國際組織中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歷史經驗﹔維護國家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歷史經驗﹔等等。
在祖國統一史的領域，需要研究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歷史經驗﹔保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歷史經驗﹔促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歷史經驗﹔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的歷史經驗﹔反對和遏制“藏獨”、“疆獨”等民族分裂勢力的歷史經驗﹔等等。
以上這些需要研究的不同領域的歷史經驗問題，都是一些很大很重要的問題。但相對於整個國家的全局性、整體性的經驗來說，仍然屬於局部問題。什麼是國家的全局性、整體性經驗呢？像《歷史決議》對改革開放前30年歷史總結的十條經驗，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對十三屆四中全會至十六大召開的13年歷史總結的十條經驗，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改革開放30年歷史總結的十條經驗等等，就屬於這種經驗。研究國史經驗當然要從不同領域的歷史經驗研究開始，但絕不能忽略對國家全局性、整體性經驗的研究。我們說要加強國史經驗研究，首先指的就是要加強對這類經驗的研究。這是因為，研究各個具體領域經驗的目的之一是為著對國家全局性、整體性的經驗進行綜合研究，因為研究國家全局性、整體性的經驗在國史經驗研究中更具有決定意義，因為正確總結國家全局性、整體性的經驗會更有利於對具體領域經驗的研究。
在國家全局性、整體性歷史經驗的研究方面，可作的題目也很多。例如，黨的基本路線與黨的基本經驗是什麼關系﹔黨的執政歷史經驗與新中國的歷史經驗，以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歷史經驗之間有哪些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黨的基本經驗的依據有哪些，核心是什麼等等問題，都值得研究。如果我們隻關注具體領域的歷史經驗，忽視國家全局性、整體性的歷史經驗，這不僅對於國史經驗研究來說是不全面的，並且可能在事關黨和國家方向、方針的問題面前由於失去應有的判斷力和辨別力而成為錯誤“經驗總結”的俘虜。
就拿總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歷史經驗教訓來說。《歷史決議》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了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並沒有說這個口號不適用於任何時期，也沒有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階級斗爭。黨中央從來沒有這樣總結過經驗，相反，總是說在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時期，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階級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總是說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17)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証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18)江澤民同志也曾指出：“我們與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在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上的斗爭將是長期的復雜的。這是階級斗爭在我國一定范圍內仍然並將長期存在的主要表現。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於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隻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在堅持改革開放、加強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同時，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活動。”(19)如果我們不注意研究領會黨中央在“階級斗爭為綱”問題上總結出來的經驗，就難以運用這個正確的思想去指導具體領域的研究，更難以識別在這個問題上的種種似是而非的所謂“經驗總結”。
與研究階級斗爭問題經驗相聯系的，還有一個如何總結黨內斗爭經驗的問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發生過濫用“路線”、“路線斗爭”、“路線錯誤”這些詞，從而傷害大批同志、破壞黨內民主的情況，留下了慘痛教訓。正是有鑒於此，胡喬木在主持起草《歷史決議》時提出，今后要少用或不用這些術語，更不要把黨的歷史描繪成黨內路線斗爭史。但是能不能從中引申出黨內從此不再有路線，而且不再有斗爭的結論呢？不能。按照胡喬木的看法，“路線”一詞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是指“總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方針”。(20)隻要回顧一下黨的歷史就不難看到，這種“總的、根本性、全局性”的方針分歧和斗爭，並不是沒有出現過。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實質不在於要不要用“路線”、“路線錯誤”、“路線斗爭”這些詞，而在於用什麼樣的標准科學界定黨內的思想分歧和思想斗爭，以及用什麼樣的態度和方法來對待這些分歧和斗爭，包括“總的、根本性、全局性”的方針分歧和斗爭。事實上，我們黨至今並沒有停止使用“路線”一詞，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就是路線嗎？有人至今仍然在反對這條路線，這難道不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嗎？鄧小平說過：“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21)“在整個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22)可見，少用或不用“路線”、“路線錯誤”、“路線斗爭”這些詞，不等於說從此沒有錯誤思想、思潮了，更不等於說有了錯誤思想、思潮也隻能聽之任之，不能批評，不能斗爭。那樣總結歷史經驗，不僅不會使錯誤思想、思潮消失，相反，隻會使自己的思想麻痺，喪失警惕，任憑錯誤思潮泛濫成災。江澤民同志曾指出：“對於違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違反改革開放政策的錯誤思想政治觀點，對於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和攻擊，必須進行積極的思想斗爭，不能聽之任之。如果面對錯誤的思想政治觀點，不聞不問，不批評，不斗爭，聽任他們去搞亂人們的思想、搞亂我們的意識形態，那是極其危險的，勢必危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安定團結。”(23)我們在研究以往黨內斗爭問題的經驗教訓時，應當牢記這個指導思想，對思想錯誤和反對錯誤思潮的斗爭既防止“無限上綱”和“擴大化”的傾向，也要做到堅持原則，該批評的批評，該制止的制止，旗幟鮮明，毫不含糊。
第三，既要研究新中國歷史中的成功經驗，又要注意對失誤和挫折的經驗進行研究。
新中國61年來取得的進步，是舊中國幾千年歷史無法比擬的，也是同期發展中國家中最為令人矚目的，更勝過發達國家相應歷史時段的發展。之所以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當然不是偶然的，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成功經驗。例如，在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設計上，新中國既沒有照搬西方的多黨輪流執政制、“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也沒照搬蘇聯的聯邦制、一黨制，而是從自己的國情出發，實行了人民代表大會制，以及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民族區域自治制、基層群眾自治制。黨所制定的政治路線也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如上世紀50年代初期實行的“一化三改”的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事實說明，這些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路線對於保証我國的政權穩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寧和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身即是新中國61年歷史的基本成功經驗。
新中國61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也積累了不少成功經驗。例如，改革開放前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要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要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科學文化工作中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經濟工作中要對城鄉各階層統籌安排，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要以農業為基礎，工農業同時並舉，以農輕重為序安排經濟工作﹔要處理好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漢族與少數民族、沿海與內地、中央與地方、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等關系﹔要處理好消費與積累的關系，使基本建設與國力相適應﹔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等等。再如改革開放后提出的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要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要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要把堅持自力更生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要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堅持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程度相統一﹔要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等等。所有這些都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了和發揮著重要作用，都是新中國歷史的成功經驗。
我們常說，新中國歷史的主流是成就，既然如此，在研究國史經驗時理所當然地要把成功經驗作為研究重點，以揭示這些經驗成功的奧秘，使更多的人從中受益，使這些經驗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在過去的61年特別是前29年裡，除了成就也有過失誤和挫折，有的失誤甚至給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盡管這些是國史的支流，但同樣應當對其中的經驗教訓加以研究。毛澤東說過：“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確的經驗。正確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24)“錯誤往往是由於經驗不足造成的，馬克思主義總共隻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錯誤是一定會犯的，各個國家的革命和建設都會發生錯誤。中國將來也一定會犯錯誤。認真一些，就會少犯錯誤，少犯全國性的錯誤，即使犯了全國性的錯誤也會及早糾正。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相信唯物論的話。人的思維不可能完全確切地反映客觀實際。人類隻能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逐漸克服認識的不足，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事物是十分錯綜復雜的，又是在發展變化的，人的思維的反映跟不上客觀實際，就一定會犯錯誤，如果我們相信辯証法的話。”(25)他還說過：“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如果沒有什麼好處，為什麼是成功之母？錯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這是馬克思主義。‘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26)“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27)“壞事也算一種經驗，也有很大的作用。”(28)“犯錯誤是正確路線形成的必要條件。”(29)因此，失誤和挫折的經驗教訓從一定意義上對於我們更為寶貴，更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現在，人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研究得比較多，也比較深入。例如，《歷史決議》從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所有制結構和經濟管理體制、社會主要矛盾、民主與法制、科教文化和知識分子地位、民族與宗教政策等方面，對“文化大革命”總結出了十條教訓。正如鄧小平所說：“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30)今后，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我們仍然要繼續研究，使后人永遠不要重犯這樣的錯誤。不過，與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相比較，人們對發生在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的教訓卻顯得不夠重視，以至於那場風波雖然比“文化大革命”距離現在更近，但許多這些年走上領導崗位的年輕干部卻已經說不清楚那場風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其中有哪些值得汲取的教訓。這說明，在開展國史經驗研究中，對“八九”風波經驗教訓的研究也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八九”風波是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的“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31)它不僅使首都及部分城市的生活和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而且使社會主義政權一度處於危險邊緣。鄧小平在風波剛剛平息后就說過：“這次事件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也許這件壞事會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穩、更好，甚至於更快，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32)此后，他從多方面深刻論述了那場風波帶給我們的教訓。重溫這些論述，對於我們深入研究這一事件的歷史經驗，使這件壞事也變成財富，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從《鄧小平文選》和《鄧小平年譜》中可以看出，他對“八九”風波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懲治腐敗，重視維護社會穩定，把國家主權安全放在第一位，貫徹“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防止兩極分化，防止黨內特別是中央出問題等八個方面。他說：“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33)他說：“這次出這樣的亂子，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腐敗現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因此，我們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錯誤”。(34)“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35)“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系。這次動亂后，大家的頭腦清醒了。”(36)“這次動亂還使我們更加認識到穩定的重要性……中國要擺脫貧困，實現四個現代化，最關鍵的問題是需要穩定。”(37)“這次動亂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國家拿什麼人權、什麼社會主義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實際上是要損害我們的國權。”(38)他說：“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裡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39)“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講這點，可能對我們以后制定方針政策有好處。”(40)他說：“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41)他還說：“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証。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准，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42)
鄧小平在“八九”風波之后的反思，並不限於以上八個方面，但這八個方面無疑是那場政治風波給予我們最為深刻的教訓。近些年來，國內外敵對勢力一方面歪曲“八九”風波的真相，企圖以此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計收集我們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不足，企圖以此煽動群眾把矛頭對准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應當高度重視敵對勢力的動向，認真研究和記取鄧小平對“八九”風波的反思，使新走上領導崗位的年輕干部也能從那場政治風波中汲取教訓，不讓敵對勢力的企圖得逞。
第四，既要用今天的眼光研究新中國歷史的經驗，又要把經驗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研究。
毛澤東說過：“人對事物的認識，總要經過多少次反復，要有一個積累的過程。”(43)他在1960年講過一段很著名的話，他說：“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44)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做任何事情包括研究歷史經驗時，都要站在最新的認識高度，用最新的思想認識去指導，不能停留在過去的認識水平上。比如，研究計劃經濟的歷史經驗，就不能再用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舊觀念，而應當用“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的新觀點作為指導。否則，不僅經驗研究不好，還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
但另一方面，研究歷史經驗也不能用今天的認識去代替當時的客觀條件，而要把經驗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研究。否則，也不可能正確總結經驗，還有可能把本來是成功的經驗當成失誤而拋棄。同樣以計劃經濟為例。現在有人因為我們國家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把計劃經濟說得一無是處，指責我們黨當年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搞統購統銷是失誤，阻礙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觀點的毛病，就出在沒有把計劃經濟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來分析。江澤民同志曾指出：“原有經濟體制有它的歷史由來，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45)“對計劃經濟體制曾經起過的歷史作用，我們是充分肯定的。”(46)什麼是它的由來？它所起過的積極的歷史作用又是什麼？要回答這些問題，隻能把計劃經濟體制放到確立它的上世紀50年代來看。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面對國內經濟極其落后的局面和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嚴重威脅，抓住蘇聯答應全面援助我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建設的歷史機遇，改變了原來作出的先重點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待條件成熟時再重點發展重工業的決策，決定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實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正是這一決策，使我國將有限的資金、物資、人才等各種資源集中用於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從而使1952年至1978年的工業發展速度年均遞增11.2％，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比舊中國近百年的積累增加了24倍。當然，在此期間，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消費物資短缺。其中原因除了由於缺少經驗和主觀上急於求成導致工作失誤外，基本上屬於為給工業化打基礎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凡事有利必有弊。那段時間，我們的生活與舊中國比變化不如后來明顯，但我們畢竟隻用了二十幾年時間就“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47)從而為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堅實基礎。這樣分析問題，我們就會看到，當年選擇計劃經濟體制不僅不是什麼失誤，相反保証了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實施，為我們提供了善於抓住機遇、發展自己的寶貴經驗。
肯定當年選擇計劃經濟體制的正確性和它對於我國奠定工業化基礎所做出的貢獻，不等於說計劃經濟時期沒有缺點、失誤和損失，也不等於說當我國工業化基礎已經奠定、經濟規模成倍擴大后，仍然要堅守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更不等於說我們不應當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將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前夕解釋為什麼要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來稱呼新經濟體制時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裡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48)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不是要絕對排斥計劃。總之，對於歷史經驗既要用人們今天達到的認識高度來分析，又要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把它放到特定歷史條件下來分析。隻有這樣研究，我們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總結出真正的經驗。
研究國史經驗的方法還有很多。比如，既要研究本國的歷史經驗，又要把別國的經驗與本國的經驗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等等。上面說的四個方法，只是從一定角度講的，目的在於引起國史研究者的更大興趣，提出更多的研究方法，促進國史研究更加深入，拿出更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注釋：
①《漢書》卷62《司馬遷傳•報任安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②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學五•讀書法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96頁。
③《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7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1頁。
⑤《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1頁。
⑥江澤民：《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24—225頁。
⑦胡錦濤：《把握社會歷史發展規律 增強推進改革發展的自覺性主動性》，《人民日報》2003年11月26日，第1版。
⑧⑨⑩《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113、135頁。
(11)參見鄭青原：《沿著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人民日報》2010年10月27日，第1版。
(12)《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8頁。
(13)(1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3、178頁。
(15)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7頁。
(16)《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頁。
(17)《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0頁。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2頁。
(19)江澤民：《論“三個代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61—62頁。
(20)《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頁。
(21)(2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4、208頁。
(23)《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頁。
(24)《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38頁。
(25)(26)《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5—66、136頁。
(27)《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3頁。
(28)(29)《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91、375頁。
(30)(3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2、304頁。
(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3頁。
(33)(34)(35)(36)(37)(38)(39)(4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5、300、313、325、348、348、306、306頁。
(41)《鄧小平年譜》(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64頁。
(4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
(43)(44)《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89、198頁。
(4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頁。
(46)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03頁。
(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頁。
(48)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