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俊：中國歷史進程不容否定

【核心提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歷史學是以人為主題的科學，人們回顧自己的過去、研究歷史，總是出於理解現實和規劃未來的需要。中國近現代史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義，就是因為這段歷史直接關乎著當代中國的指導思想、領導核心、基本制度、根本道路的歷史選擇和發展方向。

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歷史都有其獨特的發展方式，而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交織而成的“歷史”，歸根結底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各種偶然性背后的歷史必然性是誰也不能否定和對抗的。

中國曾以自成一體、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到了近代，古老的中國卻因為保守、封閉、落后而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欺凌和宰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於經濟必然性的根本作用，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的腐朽統治與沉重壓迫，人民的深重苦難，都內在地決定了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和基本任務是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回望歷史，近代中國人民的救亡運動和現代化運動無比艱難曲折。“自強”運動、農民革命、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甚至於辛亥革命這樣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盡管都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但都沒有實現挽救民族於危亡、拯救人民於水火的根本歷史任務。

在失去獨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機緣，民族斗爭處於山重水復的困境時，客觀的物質體系已經為中國新的先進理論和先進社會力量的產生准備好了條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人民的革命奮斗有了科學的思想指南和主心骨。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中國人民不僅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兩大根本歷史目標，而且在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取得了重大勝利，開辟了美好前景。中國近現代歷史，盡管歷經了無數艱難險阻，也有失誤曲折，但這段歷史的本質和主流，深刻地揭示了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中國共產黨、選擇社會主義、選擇改革開放的必然性、正當性和進步性。

然而，就在中國人民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大踏步邁向繁榮富強的時候，卻有一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暗自涌動。許多不同學科背景的，甚至於一些並不熟悉也不認真研究歷史的“輿論精英”、“意見領袖”們，不約而同地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感興趣”，經常公開地發表徹底否定這段歷史的“驚人言論”。其共同點在於，詆毀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革命斗爭，否定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及其偉大成就，歪曲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屬性，丑化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革命領袖，特別是把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毛澤東。這些言論利用網絡、非法出版物等各種媒體渠道進行傳播，不斷擴散著錯誤導向，對社會輿論、群眾的政治認知等產生了極其消極的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歷史學是以人為主題的科學，人們回顧自己的過去、研究歷史，總是出於理解現實和規劃未來的需要。中國近現代史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義，就是因為這段歷史直接關乎著當代中國的指導思想、領導核心、基本制度、根本道路的歷史選擇和發展方向。歷史虛無主義者亂糟糟地擠進這個領域，從根本上說，也是以面對人類過去的社會為起點，而以服務於當今的時代為歸宿的，因為中國的革命道路和結果不符合他們所鐘情的改良主義道路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目標，為此，他們急不可耐地要改旗易幟，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企圖從歷史根據和邏輯前提上否定當代中國的指導思想、根本制度和前進道路，為他們的“另覓出路”制造理由和依據，營造社會輿論，干擾執政黨決策。

如果說，那種把事實同虛構、歷史同文學混為一談的歷史虛無主義，在西方比較多見的話，這些在中國近現代史問題上的歷史虛無主義，並不否認歷史事實和歷史規律的客觀性，但問題的要害在於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是完全歪曲或否定唯物史觀所認識的歷史事實和歷史規律，是企圖用他們的“理”（即英美文明模式和發展道路才是唯一的“人間正道”）來勾勒歷史事變之間的關聯或歷史發展演變的中軸線。為了這個具有唯心主義先驗的“理”，為了實現這個終極價值目標，歷史虛無主義者對這段歷史進行了全方位的歪曲和徹底性否定，並進行了“六經注我”式的主觀建構。自然，歷史虛無主義者不會去關注史料的真偽、偏全、粗精、聚散、存軼，而是按圖索驥地挑選、想象、編織、拼湊史料，以說明自己的觀點，甚至不惜對歷史事實施加暴力，割棄或歪曲某些最重要的事實。同樣，為了使歷史符合他們所想象出來的“理”，他們以一種反歷史主義的思維去對待歷史，非此即彼、二元對立、割斷歷史、迷信西方、拋棄傳統等思維導向充斥其中。

已經客觀存在著的歷史，除了不斷地加深對它的認識、理解之外，是誰也改變不了的。歷史虛無主義這一套言論和主張違反了歷史真理，違背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國發展與進步的需要，我們有必要提醒他們：中國歷史進程不容否定！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中國成立初期黨領導文化建設的實踐與基本經驗研究（1949—195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