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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發表於《毛澤東鄧小平研究》2012年第八期）
三線建設，是始於上個世紀60年代中葉的一場以戰備為中心的經濟建設戰略，歷時15年左右，國家共投入2052億資金和近千萬人力，在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各省腹地，建設起了近2000多個大中型企業、科研和基礎設施。其規模堪稱建國以來空前的壯舉。
從1964年6月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三線建設要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
關於三線建設的評價，一直有較大分歧。“文革”剛剛結束的80年代前期，社會輿論多傾向於否定，認為過於嚴重地地估計了戰爭爆發的可能性，造成了嚴重的浪費。甚至將其與“文革”時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等同起來。20世紀90年代初期，特別是海灣戰爭爆發以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高科技優勢對伊拉克、南聯盟等國家進行空中精確打擊取得的入侵戰爭勝利，使中國領導人重新關注戰備后方的建設。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視察四川等三線建設企業時講話說：從當前國際形勢來看，特別是海灣戰爭之后，我們對三線建設的重要性應當有進一步的認識。總的講，毛主席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1993年他又題詞：“讓三線建設的歷史功績和艱苦創業精神在新時期發揚光大。”不僅從歷史上肯定了三線建設，而且強調了新時期發揚三線精神的重要性。2011年，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六中全會小組會上講話，也充分肯定了三線建設。
政治上對三線建設的評價，基本上形成了結論。但是，學術上的研究，目前尚未見到全面的定論。特別是21世紀以來，評價三線建設的客觀環境發生了三個方面的變化：
一是，從國家安全看，20世紀90年代，隨著美國一批檔案的期滿30年銷密、蘇聯解體后機密檔案的外傳，及中國方面檔案的逐步披露，為我們提供了從新審視當時對戰爭威脅是否過於嚴重的新依據。
二是，從經濟效益看，1983年起，國家對三線企業進行了歷時20多年的調整改造戰略，為我們提供了綜合評價各種三線企業經濟效益水平的數據平台。
三是，從區域經濟發展看，1999年起，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至今已經十三年，為我們比較三線建設和西部大開發的關系，提供了可持續發展方向的視角。
因此，重新評價三線建設，不僅是時隔近半個世紀的反思，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我們的評價更加科學、全面的需要。
一、從國家安全角度重新審視，三線建設決策是否對戰爭威脅估計過於嚴重。
長期以來，否定和肯定三線建設的爭論，一個焦點就是，當時是否有戰爭爆發的較大威脅？否定者從事后戰爭並未爆發的事實認為，當時估計過於嚴重了。肯定者則從正是因為做了戰備准備，使敵人不敢貿然入侵來進行解釋。然而，否定者和肯定者，都拿不出事實証據來說明當時戰爭爆發威脅是有還是沒有，到什麼程度。
1994年，塵封在美國檔案館中的一批機密檔案滿30年，由於美國歷史學家的不懈努力，一部分終於被嚗光解密，証實1964年美國確實制定了對中國進行突然襲擊的計劃，不僅僅是設想而變成了具體實施方案[ 李向前：《六十年代美國試圖對中國核計劃實施打擊揭密》，《百年潮》2001年第8期。]。這在美國公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國間諜衛星和U-2高空偵察機辨認出羅布泊基地和包頭核工廠。美國確認中國將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十分驚恐。1963年4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防部長提出一份長篇報告，擬定了打擊中國核計劃的方案。包括：A、由國民黨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B、實施海上封鎖。C、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D、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E、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
不久，美國總統肯尼迪派哈裡曼出使蘇聯，向赫魯曉夫試探“是否認可美國按照這個思路去採取行動”。但赫沒有同意。1963年9月，蔣經國訪問美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會談使用空降兵部隊打擊中國核設施問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擬定了一個以多批次常規武器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的應急計劃。
1964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專家羅伯特·約翰遜又起草了《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直接行動的基礎》絕密報告。當月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就此進行了討論。
這份最為重要的報告至今沒有解密，但從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官員拉斯詹斯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４日的一份絕密評論報告中可以得知基本內容：
該報告考慮了四種摧毀辦法，現總結如下：１．公開的非核性質的空中打擊（假定單靠美國執行）。為把中國可裂變物質生產設施摧毀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須採取‘相對沉重’（即沒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擊。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採取什麼樣的打擊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這一任務。２．報告還談及一點，美國試圖使自己擺脫干系的任何特別努力都很容易被人發現。３．利用在中國的特工進行秘密進攻。由於缺乏這類條件這一點已被否定。４．空投破壞小組。結論是一支１００人的破壞小組能夠制服中國核基地的警衛部隊並毀壞核設施，但要完全徹底地摧毀它則很困難。在約翰遜提交報告時，這種可能性據稱已得到嚴肅認真的分析。[ ﹝美﹞沙恩·馬多克編《美國摧毀中國核設施的計劃：新的檔案証據》，《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6年5期。]
1964年9月15日，中國的核試驗已經迫在眉睫，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中央情報局局長麥克恩、國家安全顧問邦迪舉行了聚會，他們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國爆炸原子彈，與美國對中國採取不宣而戰的打擊之間，還是后者更有風險。對中國核設施的攻擊，應該在“軍事敵對”發生時才可以。10月，美國給台北拍了一份電報聲稱，轟炸羅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計劃將是一個極為冒險的行動。於是，試圖伸向戰爭按鈕的手終於縮了回來。
應該說，不能把美國的這些計劃就視為即將執行。但是，在美國和中國在越南戰爭中已經軍事對抗情況下，距離美國認為可以發動襲擊的“軍事敵對”條件，也隻差一步之遙了。其次，盡管美國計劃的只是對中國內地核設施的突然襲擊，但是這毫無疑問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戰爭入侵，必然擴大為中美之間戰爭。
那麼，中國領導人當時是否了解到美國的這些絕密計劃？如果不了解，三線建設決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
筆者看到的檔案証明，在原子彈將要研制成功時，中國方面已經了解到，美國正在策劃對中國核設施進行襲擊。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國最后討論對中國核基地襲擊的時候，周恩來親自主持了由軍委和國務院負責人組成的第九次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研究是否按時爆炸原子彈。有人提出在1970年在三線地區建設好第二個核基地以后再進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襲擊﹔也有人認為早晚都有壓力，還是原定10月爆炸。9月21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去特急信，附上羅瑞卿起草的請示報告，提出三種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與空投航彈連續試炸”﹔三、“推遲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試驗基地建好以后[ 中央檔案館檔案：周恩來給毛澤東和中央常委的特急信（1964年9月21日）。]。毛澤東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彈是嚇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批示“即辦”，按原計劃10月爆炸。
1969年三線建設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蘇聯的核打擊威脅下掀起的。
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蘇邊防部隊在中國黑龍江省珍寶島發生了大規模武裝沖突，中國邊防軍全殲入侵敵人，保衛了祖國的神聖領土。
這時，蘇聯領導人企圖使用核武器打擊中國，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進行了研究。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竭力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的核進攻計劃。還有一個意見，即有限地對中國實施“核外科手術”，主要是摧毀中國的核設施。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反對這樣做，認為太冒險，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一兩顆原子彈難以消滅其抵抗，反而會使蘇聯陷入沒完沒了的戰爭。1978年叛逃美國的蘇聯聯合國副秘書長舍甫琴科回憶說：“在轟炸中國的問題上意見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們有幾個月不能就這個問題作出決定。”最后，“政治局的激動情緒冷靜下來，並且加強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間派立場，即不進攻中國，但是在邊境全線派駐大量裝備有核武器的部隊來顯示蘇聯的實力。”[ [俄] 阿·舍甫琴科：《與莫斯科決裂》，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頁。]
2004年，專門研究這一事件的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烏索夫對筆者說，他認為蘇聯當時並沒有真正核打擊中國的計劃，只是想逼迫中國回到談判桌前來。核打擊的消息是蘇聯有意散布出去的。但無論如何，這種赤裸裸的核威脅激起了中國的強烈反應。
1969年８月２７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秘密地向少數記者透露，蘇聯已經向東歐國家通報了可能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的情況[ [俄] 貢恰羅夫、烏索夫：《我們為何沒有按下紅色按鈕——１９６９年蘇中危機史上鮮為人知的一頁》，《共青團真理報》１９９２年３月６日。]。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戰備命令，要求全國軍民嚴陣以待，隨時准備殲滅入侵之敵。９月１６日，有蘇聯高層背景的西方記者維克托·路易斯在倫敦《星期六晚郵報》發表文章指出：蘇聯正在討論打擊中國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的可能性。９月１７日，《人民日報》發表國慶口號，毛澤東親自增加了一條：“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准備！”北京和各大城市都開始緊急疏散人口，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也疏散到南方。９月２３日和２９日，中國進行了首次地下核試驗和新的氫彈爆炸試驗，表示了堅決抵抗的姿態。在嚴峻的戰爭威脅面前，三線建設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三線建設的兩次高潮，都是面臨美國、蘇聯襲擊的危險之下進行的，並非無的放矢。但是，這兩次還都屬於威脅，並非馬上要發動戰爭，那麼毛澤東和中央當時是不是反應過分？
檔案証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時也是有戰爭打和打不起來兩種考慮的。問題不在於哪種可能性大，而在於忽略這種可能性，無疑是在拿國家命運賭博。因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戰爭的可能性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慮對方違背理性的行動。准備的后果可能是浪費，不准備的后果則可能是滅亡。進行三線建設，建立后方基地是最明智的選擇。
最后，還應當考慮到近代歷史對中國人的巨大心理壓力。從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國遭到七次大規模入侵戰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戰爭、中法戰爭、日清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戰爭、日俄戰爭、中日戰爭，幾乎不到15年就要遭遇一次﹔加上二戰后最大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又都發生在中國的友鄰，把中國卷入。作為一個工業集中在東部沿海、沒有后方基地的落后大國，作為指揮過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中國領導人，沒有強烈的備戰觀念、即使是過度的估計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簡單地說三線建設決策是對戰爭威脅估計過於嚴重，更不能輕率地說是無的放矢。
二、從三線企業調整改造反映的數據，重新對三線企業的經濟效益進行整體評價。
關於三線建設的評價，經濟效益是一個關鍵點。由於“靠山、分散、進洞”的原則，企業選址不少在不利生產地區，加上缺乏論証，上馬過急，產品過分為軍工服務等問題，造成了嚴重的浪費，許多企業經濟效益低下，是個不爭的事實。但這種問題是普遍的還是部分的，是多數的還是少數的，長期以來，一直沒有調研統計后的整體數據定論。否定和肯定三線建設者，都是抽樣舉例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否定者舉出甘肅、陝西、貴州等偏僻山區很多企業難以生存、被迫關閉搬遷的事實，肯定者則舉出攀枝花鋼鐵集團、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成昆鐵路等發揮巨大作用的成功例子。顯然，靠抽樣是無法進行總體評價的。
從1983年開始，歷時23年完成的三線建設調整改造戰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評價三線建設的新平台。這23年，可以視為三線建設的第二階段，也應當包括在三線建設歷史研究范圍內。
1983年11月20日，趙紫陽和國家計委主任宋平與西南三線建設負責人魯大東、錢敏、鄭漢濤談話，指出：三線建設應有個方針、有個規劃。總的講是三句話：調整，改造，發揮作用。現在有兩種傾向要防止，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資﹔二是否定三線，要離開三線，掉尾巴再回到沿海。三線建設花了2000多億元資金，現在要通過調查、規劃，扎扎實實地進行工作，使它的作用很好地發揮出來。
12月29日，國家主席李先念在一封信中指出：抓三線建設調整，對穩定和鼓勵在三線工作的同志的情緒，會發生很大作用。可以繼續調整我國不合理的工業布局，改變三線地區的落后面貌，促進內地經濟的發展。同時，從長遠看，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一旦爆發戰爭，我們的后方就會有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要經過調查研究和統一規劃，在一定時候和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應該把那些有條件、有前途的工程項目搞起來，使三線建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錢敏：《西南三線建設》，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337頁。]
12月3日，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四川省原省長魯大東任主任，錢敏、鄭漢濤任副主任。任務是提出三線現有企業的調整和技術改造規劃，並對其實施進行檢查監督。1984年1月22日至26日，國務院三線辦公室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確定三線企業調整的指導思想是：從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出發，同國家的長遠計劃相結合，合理配置生產力，大力調整產品結構、產業結構和企業結構，促進專業化協作，促進經濟聯合，促進技術進步，圍繞三線企業軍工、機械兩大優勢，針對布局過於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的三個症結，統籌規劃，綜合平衡，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把三線地區建設成為平戰結合的戰略后方基地，為國家的國防現代化和國民經濟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由此，三線建設調整改造方針基本確立。
會后經過半年多的調查排隊，基本摸清了現有三線企業的狀況：三線地區共有大中型企業和科研設計院所1945個，屬於第一類即布局符合戰略要求，產品方向正確，有發展前途，經濟效益好，對國家貢獻大，建設是成功的，佔48%﹔屬於第二類即建設基本是成功的，但由於受交通、能源、設備、管理水平等條件的限制，生產能力沒有充分發揮，特別是產品方向變化后，經濟效益不夠好的，佔45%﹔屬於第三類即有的選址有嚴重問題，生產科研無法繼續進行下去，有的至今產品方向不明，沒有發展前途的，佔7%[ 向嘉貴：《略論大三線的調整》，《開發研究》1987年第1期。]。
當時急需解決的，是第三類企業，包括三種情況：（一）企業所在地自然災害頻發、生活條件惡劣，危及生產和職工生命安全。（二）選址布局過於分散，或是遠離原料產地，不適合行業特點，造成極大不便。（三）因國家改變戰略或資金困難，長期停建緩建，靠國家補貼度日的企業。
1984年8月，國務院三線辦公室召開了三線調整工作會議，決定把布局調整放在首位，對第三類企業分別關、停、並、轉、遷，原則是：“該關停的就不要搬遷，能遷並的就不要遷建，能就近搬遷的就不要遠距離搬遷，能向中小城市搬遷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 吳傳鈞：《調整布局 促進三線建設》，《開發研究》1987年第3期。] 11月，國務院三線辦公室通過了《“七五”三線地區企事業單位調整方案》，確定調整121個單位，其中關停9個，遷建和部分遷建49個，遷並48個，全部轉產15個[ 《中國軍轉民大事記》，國防工業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經過調查和實踐，產生了由原料、市場、技術、信息決定的四個原則：
（一）向原料產地方向搬遷。一部分軍工企業經過國家安排或自找出路轉產民用產品后，所需糧食、棉花或油、氣等資源本地不能自給，因此要向原料產地附近的中小城市搬遷靠攏。
（二）向產品市場搬遷。許多三線企業轉產家用電器、自行車、摩托車、汽車、耐用日用品等民品，必須考慮市場因素，向人口較為稠密、市場購買力較高、商品運輸較為方便的中小城市遷移。
（三）向有利於發揮本身技術優勢和加工協作的地區搬遷。三線企業有相當一部分是技術含量密集或高精度加工企業，為了穩定和補充技術力量，必須搬遷到經濟比較發達、科學教育單位比較集中的大中城市附近。有一部分隻生產配件或需要地方工業為其協作生產配件的企業必須搬遷到周圍有一定加工能力的工業區。
（四）向有利於技術和市場信息交流的大中城市搬遷。三線地區企業中集中了國家電子、航天、核技術、信息通訊等產業，是1980年代起世界新技術潮流的前鋒，發展日新月異，商機瞬息萬變。然而，三線企業地處偏僻深山荒野，長期得不到先進技術情報和市場信息，面臨落伍，實際上是無形的資產流失。因此，必須向與世界交流頻繁的開放城市搬遷。
到1991年底，全國“七五”規劃三線調整項目基本完成。121個單位中有24個進行了撤並和就地轉產，有8個劃歸首鋼，有71個完成了全部或部分搬遷[ 《人民日報》1992年7月20日報道：《三線企業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共投入30億元。1991年11月4日，國家計委確定納入“八五”“脫險搬遷”計劃的項目有115個[ 國家計委：《關於三線企事業單位“八五”調整規劃方案的批復》，《甘肅三線建設》，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頁。]。 到“八五”計劃結束的1995年底，三線地區第三類企業的“脫險搬遷”問題大部分得到解決，因此1996年至2000年的“九五”計劃安排的“雙給”項目（國家給投資、給政策）隻有38個[ 《人民日報》1997年5月29日報道：《國家將繼續扶持三線調整》。]。
如果從1984年調查摸底的情況看，三線地區共有大中型企業和科研設計院所1945個，成功的佔48%﹔基本是成功的佔45%﹔有嚴重問題沒有發展前途的，隻佔7%[ 向嘉貴：《略論大三線的調整》，《開發研究》1987年第1期。]。但從執行中看，列入“七五”到“九五”計劃，解決“脫險搬遷”問題的三線企業有274個，佔全部三線企業的14%。通過調整改造，取得了顯著成效。
（一）三線企業的周邊環境得到改善，生產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大大提高。三線企業的調整搬遷，使一批長期受惡劣地理環境制約的企事業單位，改善了生產、生活環境，能夠依靠自身優勢，比較平等地在市場上進行競爭，因而生產能力大大提高，經濟效益逐步上升。
（二）促進了企業自身的產品結構調整和技術更新。首先是同產品結構優化和能力調整相結合，其次是同技術改造與引進相結合，再次是資產重組和企業改制相結合，最后是同地方經濟相結合。大多數企業都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三）職工隊伍得到穩定，技術力量后繼有人。經過調整改造后，多數企業靠近城市，經濟效益顯著提高，解決了住房、交通、子女入學等問題，生活條件和文化氛圍有很大改善，具有了人才吸引力。
（四）促進了三線企業的體制轉軌和經營機制轉型。許多企業在調整改造中實現了軍品民品分離，生產經營與后勤服務系統分離。民品生產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單位，積極進行公司制、股份制度的改造。
僅從上述看，三線建設的遺留問題並不算太嚴重。但事實並不如此。首先，“脫險搬遷”的274個是問題最嚴重、無法繼續生產的。其他問題比較嚴重的，尚未列入調整改造計劃。其次，這些企業的調整改造，是立足於計劃經濟體制下，而當1992年中共中央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這些企業面臨著新的轉變機制，三線建設遺留的問題更加凸現出來。如果說三線企業“脫險搬遷”的布局調整，還是一種位置的移動，與同當年一二線企業向三線搬遷有相似之處的話，那麼，大多數仍然保留在原地的三線企業，面臨著的則是從未嘗試過的脫胎換骨新挑戰——自身的產品方向和產業結構調整。因此，三線企業調整改造工作仍然很艱巨，直到2006年才結束。
公平地說，這些面對市場經濟的問題，不能完全歸咎於三線建設的失誤，是全國所有國有企業都要面對的。只是三線建設的決策，使三線企業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難。
當年的三線建設，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為保証國家安全而實施的國家戰略行為，所有資金、物資、人力都是計劃指令的調撥，因此盡管蘊涵著極大的積極性和群眾熱情，但並不存在獨立的企業行為。而三線調整改造從決策上看仍然是一種國家行為，為繼續建設國防后方服務，同時也要更多地為發展新時期的國民經濟服務。但是，隨著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變，對三線企業的企業行為要求日益凸現，使之成為國家行為與企業行為的結合。一方面，國家不能像當年那樣全部注入投資，隻能以較少的增量資金拉動原有的大量資產存量進行調整。這種較少的增量資金，也逐步地由單純投資轉換為貸款形式。相當多的三線企業在調整改造中，轉變為生產民用產品的獨立法人地位，需要在市場經濟面前，自己解決資金、產品市場、工資福利，而且要上繳利稅。
這兩方面的變化，促使三線企業身上集中了歷史與現實的尖銳矛盾沖突。當年的“靠山、分散、隱蔽”使得許多企業先天遠離市場，生產與市場不接軌的軍用產品。如果是市場經濟中的企業行為的話，是不會作出這種選擇的。而在三線調整中，國家行為的日趨淡化使企業承擔起了償還當年國家行為后果的責任。雖然國家給予了種種優惠政策，但隻能是導向和激勵，不能全包，遠不能改變三線企業的劣勢。這就造成三線企業調整改造雖然取得巨大成效，也存在著普遍的問題——主要靠自籌資金進行調整改造，欠付銀行利息嚴重，負債過多，難以形成擴大再生產的良性循環。據統計，“七五”計劃調整項目的30億元總投資中，國家補助資金佔25%，部門和地方自行安排佔32%，企事業自籌佔43%。“八五”計劃調整項目的115億元總投資中，國家和地方部門投資佔17%，企業向銀行和其他渠道貸款佔53.16%，企業自有資金佔28.3%。以至企業借貸率達70%，平均負債率更高達85.4%，高於全國國有工業企業近20%。盡管享受了停息挂賬、計息挂賬的政策，到1998年底，絕大部分“七五”調整項目企業貸款欠付的本金和部分利息仍然不能償還[ 根據國防科工委有關部門資料統計。]。
因此，可以說，三線企業的經濟效益低下問題，是嚴重的。就經濟角度而言，三線建設整體上是不能說成功的，15年的建設，竟然需要23年的調整改造來善后。但就整個西部經濟的大視野來看，這些問題也包含著東西部因地理條件、歷史遺留問題、發展戰略變化而最終出現的經濟差異。三線調整改造進程中，經歷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大變革，使得三線調整改造工作也不能一下子從根本上治理，需要調整思路。這是我們重新評價三線建設時必須考慮的。
三、把三線建設戰略納入西部大開發的更大戰略中，重新評價。
過去學術界評價三線建設，傾向肯定的觀點多著眼於宏觀政治需要，如保障國家安全、縮小東西部差距等﹔傾向否定的觀點多著眼於微觀經濟數據，如三線企業環境惡劣、經濟效益差等。這是評價出現較大分歧的另一個原因。從西部大開發的大局來剖析三線建設的作用，應該是兩者結合的較好切入點。以四川為例：
三線建設以前，四川工業較發達地區主要限於重慶、成都兩個城市周邊。而川西地區，是中國乃至世界礦產資源最富集的地區之一，綜合利用價值極高。金沙江、鴉礱江的水力發電資源也是中國蘊藏最豐富的。川西平原、西昌地區，農業自然條件很好，盛產糧食和經濟作物。但是，由於交通不便，缺少工業基礎，川西經濟得不到到提升，遠遠落后於川東地區。
毛澤東決定把三線建設重點放在四川后，1965年鄧小平視察川西地區，確定了“兩點一線”的西南三線建設布局。即以攀枝花為中心，通過成昆鐵路線，向重慶和六盤水兩點做鐘擺式輻射。六盤水工業基地的煤炭運到攀鋼，攀鋼的鋼鐵運到重慶，重慶的機器運到攀鋼和六盤水工業基地。
這個“兩點一線”布局現在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三線建設建成的成昆鐵路和青藏鐵路（西格段）是中國鐵路布局中最西的兩條。成昆鐵路沿線輻射范圍13.6萬平方公裡，包括四川、雲南的7個地、市和所屬50個縣、市。如今鐵路支線和高速公路四通八達，企業和科研機構星羅棋布，崛起了西昌、綿陽、雅安、樂山等新型工業城市。攀枝花集團主產高鐵鋼軌、無縫鋼管、特殊鋼、釩鈦鋼鐵的企業，延伸到涼山州、成都市、綿陽市及重慶市、廣西北海市等地建廠。還開辟了西昌衛星中心、涼山彝族風情和冰川地貌、麗江玉龍雪山等旅游線路。當年的點線分布，已經擴展為生機勃勃的新經濟區。經濟學家林凌指出，“兩點一線”帶動川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和經濟水平提高，相當於跨越了50年。
如果把評價三線建設和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下的西部大開發聯系起來，思路就會更加開闊。1964年中央作出三線建設的決策，主要原因是國際形勢嚴峻，敵對勢力在東部沿海地區外形成了包圍圈。而中國的工業和大城市多數集中在東部，一旦發生戰爭，將損失巨大。40多年過去了，戰爭並未爆發。從今天的國際形勢看，三線建設發揮了新的經濟戰略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了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主的出口產品加工生產基地。2004年，中國GDP對外貿的依存度高達67%。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減少對中國的進口，一方面用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對中國出口商品設立關卡。再加上東部勞動力成本增高，使沿海地區的生產和加工出口產品企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生產急劇萎縮，不少停工、停產甚至倒閉。這也是一場戰爭，一場“金融戰爭”。中國經濟必須開創新的市場和對外通道。
西部是一個廣闊的市場，由於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也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區域。當年的三線建設，為這個戰略提供了有利支持。如三線建設時開始興建的內（江）昆（明）鐵路，到21世紀初全面通車，成為連接東南亞經濟圈的重要國際通道。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在三線建設基礎上，又新建了大批高速公路和機場，向西打開了對外開放與合作的新路。如2010年開通的“渝—新—歐”國際鐵路是重慶電子和機電產品、汽車配件快速運往歐洲新的戰略通道，從重慶始發，經西安、蘭州、烏魯木齊，進入哈薩克斯坦，再轉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至德國的杜伊斯堡，全程11179公裡，運行時間約為13天，該線路運行費比航空節省、運到時限比海運縮短50%、安全性高、通關更便捷。這樣，形成西北部由新疆、內蒙古至俄羅斯、中亞五國、蒙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雲南、廣西至東南亞國家的三條國際通道后，不僅有利於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而且將有利於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東部海域沖突。
可以說，當年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提出三線建設的戰略，雖然沒有包含促進西部對外開放、應對金融戰爭的設想。但我們今天評價三線建設，區域發展大局是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個視角下，我們對三線建設重新評價，還可以得出一些對西部大開發有益的啟示和經驗。
如作為“兩點一線”的“一點”重慶地區，三線建設圍繞建設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進行。廣安縣分布著十幾家廠，主要生產軍工光學儀器等。進入改革開放以后，有些廠開始生產民用產品如照相機等，但因為地處偏僻，物流和信息不便，大部分最終都遷移到重慶等地或者廢棄。重慶西南山區的南川區，是生產常規武器的機械工業基地。在調整改造中，多數廠也遷移或者廢棄。如臨江機械廠遷移到重慶市區以后，位於南川水江鎮的廠房框架仍然保留較好，周圍雜草叢生，部分辦公用房被改為監獄，宿舍樓為當地居民使用。如位於鶴公岩山麓的青岩機械廠，曾經生產坦克和炮構件，停產后被民營企業租借，改名永溢機械廠。當年高大的廠房保留完整，但車間裡重型機器基本廢置，搭建窩棚，雞犬亂竄。其他廠房被農民當倉庫堆放飼料，框架較好的宿舍樓也閑置。
造成這種浪費和廢棄的主要原因，是被長期垢病的三線選址方針“靠山，分散，進洞”。這個方針本是上個世紀60年代針對核工業等提出的，但在片面強調戰備影響下，被當作三線企業的普遍選址要求。如南川區三面環山，一面靠江，過去交通十分不便，距離重慶雖然僅150多公裡，因有一部分是山路，乘坐汽車也需要一天多時間。這自然對企業的發展嚴重不利。但是，時隔40多年后，對這個口號，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四川省山地面積佔總面積的93%，平原和可耕地十分稀缺。“靠山”，盡可能不佔用平地，不能不成為今后發展工業的一個永久性要求。由於現代大城市人口密集，工業造成污染比較嚴重，不宜再建設集中的工業城市，“分散”也是今后工業發展的必然要求。“進洞”，當時是勞民傷財的一個舉措。如重慶涪陵的816工程，是三線建設中歷時五年挖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工洞。由於潮濕和沒有採光，80年代被廢棄，2010年開放為旅游基地。
進入21世紀后，四川的交通條件有了很大變化，“靠山”的不利因素基本得到改變。如南川區，渝湘高速公路穿過其中，沿線公路四通八達。過去到重慶需要一天時間，現在隻要一小時多。高速公路開鑿了眾多隧道，則是現代版“進洞”的一個體現，節省交通時間、不佔耕地和保護地表。就在被廢棄的臨江機械廠遺址旁邊，崛起了現代企業重慶鋁業集團。但是，被廢棄的三線企業廠房設施等還有不少仍然沒有得到利用。其原因，據初步了解，是受產權問題的制約。當年三線建設的主要企業，由中央直接投資，產權屬於各部委特別是國防工業部門，任憑荒廢，地方也無權使用。由此可以看出，當年三線企業難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不僅是自然條件，更重要的是缺少和地方經濟的融合。國家投資三線建設企業，好象釘釘子，沒有像種樹那樣生根，甚至三線企業生活區的語言都和當地農民不相通。即使在三線企業調整改造過程中，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如果對部分三線企業不是簡單遷移，而是與地方共同經營，甚至折價轉讓給鄉鎮和民營企業，當地有了積極性，肯定能夠走出新路。這是我們今天評價三線建設很少被人提及的一個方面，也是今后西部大開發中如何利用三線企業的一個重要問題，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