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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文章以吐魯番綠洲作為天山南麓——環塔裡木盆地諸綠洲為代表，論述了西域綠洲文明從萌發經歷了成長到到成熟這三個不同的成長階段，揭示出綠洲文明隨人而興，亦有可能因人而衰的這一重要規律，認為要保持綠洲文明的可持續發展，人與綠洲生態環境的良性互動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西域綠洲 人與自然 互動演變
新疆，古稱西域 ，主要是指天山南麓——環塔裡木盆地的綠洲城邦諸國，這些國家基本上是由無數個大小不等的綠洲組成的，故西域文明也可稱之為綠洲文明。從目前考古發掘得到的材料來看，這些綠洲大多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四、五萬年以前）就已經有人類活動的痕跡 ，在距今約一萬年前后進入細石器文化階段，這是一種以狩獵活動為主的生活方式。當時的人們生活在山區與自然狀態的綠洲之間，靠獵取野生動物為生，間或也採集一些生長在上述地區的野生植物果實或根莖作為食物的補充。但由於新疆舊石器——細石器階段的考古成果基本上來自於採集到的一些散布於地表的石器，並無地層關系，因此也就無從判定其准確的時代，受到上述研究成果匱乏的困擾，當時生活在這裡的人類是何人種？來自何處？和歐亞大陸的哪一支文化存在淵源關系等問題至今尚不明了，只是分析他們遺留下來的石器的形制和打制技法，推斷出當地的石器制造工業同時具有東亞地區和歐洲地區的雙重特征。
到了距今約四千年前，天山南麓及塔裡木盆地周緣的各個綠洲基本上都已進入了非常成熟的青銅時代 ，生產生活形態基本上是半游牧半定居：即秋冬季節全體部落成員均生活在盆地邊緣的綠洲裡，到了春天，青壯年們便趕著馬牛羊等牲畜進入山區草場放牧，老幼則繼續生活在綠洲，利用綠洲的水資源從事小面積的大麥、小麥、粟、黍等農作物的種植和葡萄等經濟作物的栽培，由於這一時期對農業種植及灌溉技術的掌握尚處於探索階段，所能收獲到的谷物和果實產量很低且無法保障，故農業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所佔比例不大，僅僅是畜牧經濟的補充而已，所以稱這一階段的綠洲農業之為“園圃式農業” 。到了大約相當於中原王朝的春秋戰國時期，這裡開始由青銅時代進入早期鐵器時期，隨著鐵制品的普及使用，社會生產力有了空前的提高，社會形態也隨之從生活在各個小綠洲呈分散狀態、各自為政的單個部落向血緣關系比較密切的相鄰綠洲部落組成一個部落聯盟的狀態演化。至遲在西漢張騫鑿空西域之前，西域各個綠洲基本上都已演化出各自的綠洲城邦國家，社會生活也由半游牧半定居轉化成以綠洲農業為主的形態 。
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創造這些綠洲青銅時代——早期鐵器時代文明的人們並不是當地四千年以前細石器文化乃至更早的那些舊石器時代的人們的后裔，而是一些具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的游牧部落從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山脈地區輾轉南下，進入天山南麓及塔裡木盆地周緣各個綠洲所創造出來的。他們從此定居下來，逐漸演化成了綠洲的土著居民，其文化的淵源雖然來自歐亞草原游牧文明，但定居於綠洲之后，由於農業及貿易的發展，其文明也逐漸脫胎於游牧文明而向農業文明轉化並由此演進出獨具特色的綠洲文明。
當西域綠洲進入到歷史時期，亦即張騫鑿空西域之后，由於地處亞洲中部和絲綢之路中段這樣一個獨特的地理位置，使這裡成為歐亞大陸五大文明溝通交往的媒介，即除了前人所說的希臘—羅馬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華夏文明之外，通過這些年的深入研究証實，歐亞草原的游牧文明也往往借助西域綠洲與周邊地區的其他文明進行交往 。因此，西域綠洲在歐亞大陸間不同人類文明的交流與發展當中佔據有非常獨特的重要地位。
一、綠洲文明的萌發期，即青銅時代——早期鐵器時期：從半游牧半定居的部落聯盟到綠洲城邦諸國的建立
所謂綠洲，是干旱荒漠地區的一種地理景觀類型。在《辭海》中被解釋為“荒漠中通過人工灌溉農牧業發展的地方﹔在《中文大辭典》中則被定義為“草木繁茂，色呈綠色之洲”或“沙漠中有水的地方”﹔在西方編的《地理學辭典》中，綠洲解釋為“荒漠中泉水常流、土壤肥沃的地方”。 由於自然界綠洲的千差萬別，有幾個學者曾分別從不同學科角度給綠洲做過一些定義，如中國的韓德麟先生給出的“綠洲是干旱區人類對特殊自然環境——荒漠進行長期開發經營、以人工灌溉為依托並以農牧業開發為主體的地理區域，是干旱區所獨有的人工生態景觀” 。
綠洲大小不一， 有穩定的水源可以對土地進行灌溉適於植物生長，明顯區別於荒漠景觀﹔有適於植物迅速生長的溫度，加上充足的灌溉水源，小麥、棉花、瓜果、等農作物都能生長良好。我國新疆塔裡木盆地和准噶爾盆地邊緣的高山山麓地帶、甘肅的河西走廊、寧夏平原與內蒙古河套平原都有不少綠洲分布。綠洲是浩瀚沙漠中的片片沃土，它就像是沙漠瀚海上美麗的珍珠，鑲嵌在沙漠裡，閃爍著神奇的色彩。由此可見，水當之無愧地是綠洲文明之母。
綠洲的分類方法很多，可以從綠洲的功能、歷史、區域、土壤、水文條件、形成方式等多個方面來劃分綠洲的類型，古綠洲主要指歷史上曾存在，但后來由於種種原因消失的綠洲，中國西北有很多曾經創造過歷史文明的綠洲遺跡，最著名的有孔雀河下游的樓蘭綠洲、疏勒河的鎖陽城、黑河中游的駱駝城及其下游的居延海等。老綠洲是指形成已有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歷史、目前仍然保留的綠洲，這種綠洲比較普遍，吐魯番高昌故城所在的綠洲就是這樣一座古老的農業綠洲。
吐魯番盆地位於今天新疆東部的天山南麓，亦即古代西域的東部，盆地內的綠洲也就自然歸屬於新疆東部綠洲的類型，即由於盆地所在的東天山地區缺乏大型的冰川河流，所以這一區域的綠洲分布范圍較為集中且面積不大，似乎無法和塔裡木盆地邊緣的由大川大河滋潤的大綠洲相比。但由於吐魯番盆地所處的獨特地地理位置和非常穩定的自然環境，使得吐魯番盆地的綠洲文明生生不息地存在了近四千年，一直延續到今天。和塔裡木盆地的一些已經衰亡的大綠洲，如孔雀河流域的樓蘭綠洲、尼雅河流域的精絕綠洲相比，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同樣，由於吐魯番綠洲地處天山南麓，和塔裡木盆地周緣地區已經消亡和仍然存在綠洲都處在同一個地理單元，歷史和文化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所以可以將吐魯番綠洲視為整個西域綠洲的一個縮影。
二、綠洲文明的成長期：漢代——元末明初伊斯蘭化以前的吐魯番綠洲
位於吐魯番綠洲的高昌一帶是中原勢力進入西域較早的地區之一。史書所記載的“高昌壁” 、“高昌壘” 不僅僅是座軍事要塞，也是西域地區由漢朝勢力開發建設成的一個小綠洲，是中原移民和西域土著共同開發、建設西域的一個典范。
在高昌的屯田不僅僅是一個移民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相互學習先進經驗的社會發展過程。車師前國都城——交河城所在的交河綠洲，雖然面積較大，旱澇保收，且車師、匈奴、漢朝都在此經營綠洲農業，開荒屯田，但由於戰略位置和力量對比等原因，最終隻為車師人一家獨享﹔而高昌在漢朝移民進入之前，並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綠洲，這一點也可以從其附近的洋海墓地及遺址 、蘇貝希墓地及遺址 、勝金店墓地 的發掘得到証實：三者都在今天高昌綠洲的周邊，但在今天高昌綠洲的並未發現青銅時代——早期鐵器時代的遺跡。其原因在於高昌一帶地勢雖好，土地也平整肥沃，從勝金口宣泄而下的木頭溝河水量充足，但要將這裡改造成為適合人類生活耕作的綠洲還需要投入先進的水利技術和大量的人力。因為木頭溝河水一沖出勝金口峽谷就是平敞的平原，要想將水引到需要的地方去就需要修渠，而建立一個灌溉體系則需要更高超的專業技術﹔此外，每年夏季的洪水期又是對灌溉系統的一大考驗！剛剛進入綠洲城邦制的車師前國尚不具備建設大綠洲的技術和經驗。但是，來自中原地區的移民們卻恰好具備這些條件！中原地區在五、六千年前就已經開始興修水利，在大流域范圍內建設排灌系統，技術在整個歐亞大陸都是非常先進的。
漢朝與匈奴在西域爭奪的結果是漢朝政府在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重新全面掌控了西域並設立了西域都護 。該機構的建立，開創了中央王朝統治西域的新格局，不僅有專設的官僚機構統領漢朝在西域的軍政事務，也為今后漢族及周邊少數民族共同開發高昌地區奠定了基礎。西域都護府的設立，使吐魯番盆地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從此開始，中原勢力逐漸在吐魯番盆地站穩腳跟、發展，內地的漢族移民伴隨著中原王朝的政權機構在吐魯番盆地屯墾戍邊。
高昌的發展脈絡是從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並護絲綢之路的南、北二道開始。由於北道靠近匈奴，為保障道路安全，在西漢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又設置了戊己校尉在吐魯番屯田 ，下設屯田機構高昌壁，開始了在今高昌故城一帶的屯田活動。這是“高昌”這個地名首次出現在有關吐魯番盆地的歷史記載當中 。在高昌壁的屯田一直持續到王莽天鳳三年（公元16年），由於中原大亂，車師國又被匈奴佔領，屯守這裡的中原軍隊撤回敦煌，高昌壁的使命就此終結，但可能有部分中原人因為種種原因滯留下來，使“高昌”這個地名從此延續下來，為后來的朝代所沿用。
到了東漢時期，中央政府重新控制了吐魯番盆地，但這時戊己校尉的屯田壁改設在了柳中城（今鄯善縣魯克沁鎮） ，高昌一帶就成了前沿，在這裡設置了保護柳中屯田的斥候之壘——“高昌壘” ，這就是高昌壘的由來。在東漢后期，生活在柳中城及高昌壘一帶的中原人士逐漸增多並且穩定下來，和東漢末年中原的社會大動蕩相比，這裡相對穩定，成為人們躲避兵災的一小塊西方樂土，特別是河西、敦煌的氏族大家，由於地理位置上的便利，為躲避戰亂，多整族遷往高昌，為后來高昌郡、高昌國建立奠定了民眾基礎。
東漢末年，涼州（今甘肅）大亂，西域亦絕。高昌逐漸進入今天所說的“無政府狀態”。但無政府狀態並不是真的沒人管，而是政府委派的官員逐漸世襲化、久任化、土著化，也就是說朝著自治化的方向演變。如中央王朝負責管理西域、高昌的戊己校尉就是如此演變的。
因此，魏晉時期的高昌地區，一方面由於中原動蕩，政府失去了對這裡的管轄，早期的軍事行政單位“壁”或“壘”早已蕩然無存﹔而另一方面由於世家大族的遷入，人口的不斷繁衍，逐漸形成了實質上由高昌世家貴族領導的自治政府，使得高昌地區逐漸脫離軍事駐屯區的“壁壘”，向城市化、郡縣化過渡。這些變化為高昌建郡奠定了基礎。
西晉晚期，王室內訌導致中原大亂十六年，史稱“八王之亂”。這場戰亂導致邊防空虛，北方少數民族匈奴、鮮卑、羌、氐、羯等乘機入侵中原，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是謂“五胡亂華”。西晉在大亂中滅亡，中國的歷史進入分裂的南北朝時期：南方是東晉和宋、齊、梁、陳﹔北方是“五胡”的十六國。在這一時期，高昌正式建郡（東晉咸和二年，亦即前涼建興十五年，公元327年），並先后成為五胡十六國時期前涼等八個割據政權的屬郡。北魏承平十八年（公元460年），沮渠氏北涼流亡政權首領沮渠安周為柔然所殺，北涼流亡政權滅亡，高昌郡也隨之消亡。高昌郡大約存在了133年的時間。
高昌郡時期給吐魯番綠洲帶來了兩個重要變化：一是中原地區由於內亂的加深，對包括高昌在內的西域綠洲控制力進一步削弱，而北方游牧民族勢力對該綠洲的控制則進一步增強﹔此同時，隨著高昌地區土著漢族勢力的增強，獨立的意識和外部條件逐漸走向成熟，為高昌國的建立夯實了最后的基礎。第二件大事是在高昌郡的晚期，立國約550年的車師王，經受不住自然災害和沮渠氏北涼流亡政權及柔然游牧勢力的聯合軍事打擊，國家走向滅亡。從此以后，吐魯番盆地內部走向統一，吐魯番綠洲的歷史也以高昌王國史的形式向后延續。
北魏承平十八年（公元460年），沮渠氏北涼流亡政權首領沮渠安周為柔然所殺，北涼流亡政權滅亡。同年，柔然以闞伯周為高昌王。《魏書•高昌傳》雲：“其稱王自此始也。”傳統史料也基本認為這年是高昌建國之始。從北魏承平十八年（公元460年）闞氏高昌建國，到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麴氏高昌滅亡，高昌國總共經歷了闞、張、馬、麴氏四個地方割據小王朝，歷時180年。
唐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麴氏高昌王國為唐所滅，唐朝政府改置高昌為西州，將其納入了和內地一樣的府州制范圍內，使之成為大唐王朝最遠的一個州，意義非凡。唐朝又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后移置高昌，至此，吐魯番綠洲的歷史才真正開始和內地歷史同步發展。高昌的老百姓在經過幾百年的漂泊掙扎后，終於回歸到母體文化之中。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並不是由於唐朝的強大才使其然。
在唐帝國的有效經營下，包括西州在內的西域綠洲都欣欣向榮，華夏文明的光芒沿著絲綢之路撒布到歐亞各地，當時作為一個大唐國人是一件非常值得榮耀的幸事。但由於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結構性缺陷，隨著唐王朝的衰落，西域也逐漸失守。唐貞元八年（公元792年），西州為吐蕃攻陷，並再也沒有能夠回歸唐朝。西州，這個大唐最遠的邊州一共存在了152年（公元640——792年）。隨著西州的陷落，這裡的中原文化也逐漸融入到由漠北遷來的回鶻文化當中，並為后來回鶻文化在西域的復興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財富。
西州陷於吐蕃后，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生產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從唐貞元八年（公元792年），吐蕃攻陷西州，到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回鶻人驅逐吐蕃佔領西州的74年裡，西州的歷史是一片空白！既無明確的史料記載，也無這一時期的文物出現，可見摧殘之嚴重。這也是古代吐蕃民族驍勇善戰、開疆擴土的剽悍性格，曾令大唐、突厥、大食（阿拉伯）人都甘拜下風，但攻掠之處都是一片瘡痍，既破壞了別人的文明，也未留下自身的文明。
唐文宗開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鶻汗國位於漠北鄂爾渾河谷的都城受到另一支游牧民族——黠戛斯人的攻擊，國破汗亡，余部紛紛南遷，其中一部的回鶻首領仆固俊，於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自北庭（吉木薩爾縣北庭古城）取西州，立國於高昌城，史稱高昌（西州）回鶻 。回鶻民族雖痛失漠北草原，但在西域實現了民族復興。
高昌回鶻承襲了唐西州“四折沖府五縣”的行政體制 ，遺留在高昌的西州遺民也融入到回鶻民族之中，吸收了漢文化的回鶻人使得高昌的華夏文明得以在吐魯番延續開來。回鶻民族也從一個信仰摩尼教的草原游牧民族演變成為以佛教為主要信仰的綠洲農耕民族，高昌回鶻王國也成為當時中亞地區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抵抗西面信仰伊斯蘭教的喀拉汗王朝宗教擴張的橋頭堡。公元1332年左右，高昌回鶻歸附於建立西遼的耶律大石。蒙古興起后，高昌回鶻審時度勢，擺脫了西遼的統治，於公元1209年臣服成吉思汗，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卷入元朝和察合台汗國之間宗室戰爭的高昌回鶻王室被迫東遷甘肅永昌，立國約417年（公元866——1283年）的高昌回鶻王國滅亡。
三、綠洲文明的成熟期——伊斯蘭文明傳入以后的吐魯番綠洲
雖然宋代以后陸路絲綢之路開始衰落，西域綠洲以多種宗教代表的多種文明的社會形態為單一的伊斯蘭文明所取代，戰亂導致這裡和中原、西藏、歐洲的聯系近乎中斷，再加上各個文明發展到這一階段自身都遇到了文明進程中不可逾越的問題，這便使得以吐魯番綠洲為代表的西域綠洲多種文明集合體的結構在伊斯蘭文明的強大壓力下發生傾覆解體，形成了和中亞其他伊斯蘭文化區域融為一體的局面。
西域綠洲雖然地緣上通過河西走廊和中原接壤，同時也和中原王朝保持較為密切的朝貢貿易關系，但由於接收伊斯蘭文明之后便缺少對異質文明——華夏文明的認同，華夏文明、印度文明等非伊斯蘭文明的影響力迅速弱化，導致此前曾經創造出輝煌無比的佛教文明的西域綠洲，其原有的文化迅速走向衰亡﹔而另一方面，由於這裡是整個中亞最晚接受伊斯蘭文明的地區，亦即是伊斯蘭文明的邊緣地區，其伊斯蘭文明的繁榮程度也從未達到波斯、中亞兩河地區和奧斯曼帝國的高度，所以在這一時期的西域綠洲極少有能夠代表當時伊斯蘭文明發達水平的建筑、著作和人物。但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一點是從這時起，西域綠洲本身開始壯大起來，不似以往只是被動地接受周邊各個政治勢力的操控，而是開始以自身綠洲的角度去考量與周邊的關系，以至於可以向周邊地區進行軍事擴張，這在資源匱乏、人口極少，加之強敵環伺的前一個階段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高昌回鶻滅亡后，其土地並入察合台汗國。明洪武二年（公元1370年）察合台汗國亡，這裡又分裂為吐魯番王國（今吐魯番市一帶）以及火州（今高昌故城一帶）、柳城（今魯克沁鎮一帶）等“地面”，“吐魯番”這一新建城市和地名初次登場。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蒙古察合台汗國的后裔黑的兒火者繼承汗位，這位伊斯蘭化的蒙古首領熱中於聖戰傳教，隨后開始對高昌地區實行武力傳教，高昌、交河、柳中等城池相繼毀於戰火。吐魯番盆地的宗教文化發生了徹底的交替，自此，伊斯蘭教取代佛教和景教、摩尼教等其他宗教，使多種文化信仰並存的高昌綠洲演變成為單一宗教的吐魯番綠洲。但無論民族、宗教、文化如何變化，吐魯番綠洲自漢代以來修建的水力水利設施非但沒有被破壞，還在不同文化的民族間傳承，特別是明清以后隨著坎兒井技術的普及，吐魯番綠洲面積擴大了數倍，使盆地的人口從漢唐時期開始就長期徘徊於四、五萬人之間猛增了數倍 ，以至於在明代的一段時間內，吐魯番當地的統治者還能夠組建一支人數不少的遠征軍向東進發，控制了從哈密到甘肅嘉峪關及敦煌一帶的廣大地區，阻斷了中亞各個向大明王朝朝貢的通道 。
四、結語
吐魯番綠洲向外軍事擴張的歷史現象可以說以前是絕無僅有的，這和吐魯番綠洲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水利制度、水資源的開採所帶來的糧食增產、人口增加是密不可分的。
縱觀整個西域綠洲的歷史演變，我們也清醒地認識的：人類活動對綠洲的存在與發展是一柄雙刃劍：它既創造了綠洲歷史上的輝煌，但也有可能斷送綠洲的未來。在沒有人類活動以前，綠洲一直在自然界干旱與風蝕的災害中自我掙扎和飄搖，是結構簡單、功能單一、抗災害能力十分低下的自然生態系統。而正是綠洲內有了人類活動，逐步完善了綠洲的灌溉系統、改進了綠洲的植被類型、健全了綠洲的林網及系統灌溉系統，才使綠洲結構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多樣，生態機能更強。可以說人類活動使綠洲煥發了勃勃生機。
與此同時，通過對考古及歷史資料的研究中，屢屢可見由於人類過度活動而造成綠洲毀滅的跡象﹔如羅布泊地區的樓蘭綠洲、塔裡木盆地的尼雅綠洲、丹丹烏裡克綠洲等都已消亡在浩瀚的沙漠之中，今天盲目的人類活動更使綠洲面臨著空前的危險，近幾十年已有一些綠洲消亡和正在退化的事件發生。人類活動的盲目性主要在於它對資源的消耗遠遠超過了綠洲的資源再生能力。人類活動對綠洲的影響還有更廣泛的方面，譬如人類對與綠洲相關區域環境的干預（如山區涵養林破壞等）以及全球范圍內的人類活動引起的全球變暖所造成的山區冰雪異常融化等都能波及綠洲。
高昌綠洲可以說是西域綠洲極具代表性的縮影。研究西域綠洲的變遷，不僅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還具有非常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緊迫的現實意義。今天研究高昌綠洲的變遷歷史也是希望有助於更加准確地認識今天整個天山南麓——塔裡木盆地周緣各個綠洲社會發展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為建設中國的新疆，新疆各族人民的新疆提供一個真實的歷史借鑒。
作者：戊己
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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