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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十六世紀末，俺答汗皈依藏傳佛教后，右翼蒙古中新出現了一個字形為QONCIN的稱號。宣稱忽必烈皇帝所造的《白史》記載，QONCIN是蒙古國家最高行政長官。本文認為，所謂的QONCIN實際上是元代在西藏最高行政長官宣尉使的藏語俗稱Dpon-chen(“本欽”)的安多方言讀音的蒙古語轉音Qončin。藏語安多方言讀“本欽”為“渾臣”，安多藏人將該詞帶入土默特蒙古，經回鶻體蒙古文的音寫，逐漸變成為Qončin。這一事實一方面說明了《白史》的明代安多藏人的歷史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白史》所載的內容其實是喇嘛文人們為俺答汗政權所准備的佛教國家學說的依據。
關鍵詞：渾臣 本欽 安多方言 《白史》成書年代和時代背景
自十六世紀開始，在蒙古文文獻中突然出現了字形為QONCIN的一個詞，根據《俺答汗傳》、《蒙古源流》等編年史，QONCIN似乎是一個尊貴的稱號，而根據《十善法白史》，它則是元代蒙古最高行政長官的官職稱謂。因為《十善法白史》指QONCIN為蒙古最高官職稱謂，所以，對該詞的釋義有助於進一步認清這部爭議很大的蒙古文文獻的寫作背景、適用范圍和編纂年代。
On Qončin in the 16th Century Mongol
Borjigidai Oyunbilig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when Altan Khan had converted to Tibetan Buddhism, a new Mongolian term qočcin appeared in the Right Wing of the Mongols. According to Čaγan Teüke, qončin is the highest rank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qončin is the transcription of Tibetan dpon-chen, which refers to the highest administrator in Tibet during Yuan dynasty. Dpon-chen was transcribed as Mongolian qončin through the media of Amdo Tibetan dialect, in which dpon-chen pronounces /xwon chen /. This word demonstrates the background of Amdo Tibetans in the composition of Čaγan Teüke. It also provides the evidence that Čaγan Teüke was a product of the Buddhist literati who exploited Buddhist political ideas to legitimize Altan Khan's regime.
Key words: qončin, dpon-chen, Amdo dialect, Čaγan Teük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date of composition
一、蒙古文文獻所載的QONCIN
QONCIN一詞，首見於《十善法白史》（下面簡稱《白史》）。《白史》的成書年代至今無一定論。《白史》的自序稱，該書由元世祖忽必烈皇帝撰寫，生活在十七世紀后半葉的鄂爾多斯蒙古貴族切盡黃台吉修補編纂。據此，有人認為《白史》是元代文獻。但因《白史》所載典章制度與元代實際不符，還有人認為它是十七世紀的著作，元世祖撰寫雲雲不過是托古行為。暫不論《白史》成書的確切年代，它至遲成書於十六世紀末之前是毫無疑問的。
《白史》是宣揚佛法與王政平行，王政須以佛法為指導的治國思想，並記述蒙古所謂“政教二道”及其制度、措施的一部典籍。該書詳細地列舉了推行“政教二道”的法界和政界的各層僧官和世俗官員。據其記載，在聖合罕麾下推行王法的眾臣之首，就是所謂的QONCIN。QONCIN有三位：第一位以佛語教法治理百姓，被稱作bey-e-yin šitügen（身之偶像）QONCIN﹔第二位以古代聖人之事例與制度教導並約束百姓，被稱為jarliγ-un šitügen（語之偶像）QONCIN﹔第三位以武力和方略制服外敵保衛國家，被呼作jirüken-ü šitügen（意之偶像）QONCIN。 據《白史》載，聖合罕有三大事業，即救度二界之至高祥和事業，治理百姓之至大安逸事業和守護國家之至上事業。而三QONCIN的職責就是負責聖合罕的三大事業。根據三大事業的內容，所謂三大事業者無非就是指佛法、內政和軍事。然而，在元代，全國佛教事務歸宣政院管轄，由帝師管領﹔內政和軍事各歸中書省和樞密院負責，這些機構均無所謂的QONCIN之職官。在元朝滅亡后的蒙古汗廷中，直到十六世紀七十年代也從未有過具有QONCIN稱號的大頭目。
QONCIN在蒙古文史書中初次現身是在1607年成書的韻文體編年史《俺答汗傳》裡。該書記載，1578年，蒙古土默特萬戶之主俺答汗與西藏格魯派教主大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恰卜恰廟（仰華寺）會晤。在此次聚會上，漠南蒙古右翼正式接受藏傳佛教格魯派教法為其正教，雙方建立“福田與施主”關系，並互贈名號。俺答汗給索南嘉措以“瓦隻剌怛喇達賴喇嘛”名號，而后者送給俺答汗以“轉金輪法王”號。接下來，雙方的高僧貴冑受封。蒙古方面的有：“因巴彥經師兼通印藏蒙三語，翻譯喜悅佛經擔任通事，賜榜什阿玉什以阿難達文殊國師號，使之成為諸經師之首。因其無誤地奉行政教事業，賜乞迪台以衛征徹辰QONCIN號，使其成為諸長官之尊。謂其迎請識一切呼圖克圖達賴為首僧眾，迎請佛經《甘珠爾》、《丹珠爾》效力於教法，賜薩爾瑪尼以烏琳唐哩克答雲恰之號，使之成為岱達爾罕﹔因衛征宰桑效力佛法而身亡，恩寵關愛其子舍楞賜予衛征宰桑之號，因其不斷效力迎請達賴喇嘛，賜予三布答剌之號，使之成為岱達爾罕。”
據此記載，諸經師之首被授予“國師”稱號，而諸長官之首則被授予QONCIN稱號。這部史書顯示，QONCIN作為蒙古眾臣之首的尊號可能始於1578年，而且它的出現與西藏有關。
薩岡徹辰著《蒙古源流》成書於1662年。該書對恰卜恰寺會晤中的封賜及其前前后后記載頗為詳盡。該書記載，1566年鄂爾多斯部切盡黃台吉征服三河流域失裡木隻地方的藏人，將瓦隻剌•土美等三人帶回蒙古，賜給瓦隻剌•土美以“國王QONCIN”稱號，封他為“眾臣之首”。 三世達賴喇嘛曾經給俺答汗說過，瓦隻剌•土美的“前世”先是藏傳佛教噶當派創立人仲敦巴（1005-1064）的通譯，后來又是薩迦派大喇嘛、元朝帝師八思巴和忽必烈皇帝之間的通譯。 可見他在三河地區藏人中具有過很高的社會地位。他翻譯了切盡黃台吉頒布的《十善法》，通譯了達賴喇嘛與俺答汗等土默特蒙古上層之間的重要談話。1578年恰卜恰廟會晤時，他被封為“灌頂國王QONCIN”。 據此，前面提及的“將瓦隻剌•土美等三人帶回蒙古，賜給瓦隻剌•土美以國王QONCIN稱號”一事，指的是1566年將瓦隻剌•土美帶回蒙古和1578年封他為“灌頂國王QONCIN”的前后兩件事。與瓦隻剌•土美同時被封為QONCIN的還有經師固密，他被封為“速噶QONCIN”。 此人是下部朵甘思（今玉樹以外的青海和甘川藏族地區）經師，速噶是其出生地，固密是其出身的部族名，都不是他的名字。據陳慶英研究，固密是藏人部族名稱，自元代至今，一直生活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貴德縣一帶。 1570年，俺答汗征吐蕃，從朵甘思地方帶來了阿升喇嘛和固密•速噶，他們對蒙藏政治交通和文化交流都做出過很大貢獻。
《俺答汗傳》記載，那位被封為眾臣之首的大臣是名叫“衛征徹辰QONCIN乞迪台”的人，而薩岡徹辰記載的則是“灌頂國王QONCIN瓦隻剌•土美”。筆者認為，二書所指可能是同一個人。土美這個名字很容易讓人想起據說是藏文的創制者吞米•桑布扎。“吞米”的蒙古文字形近似“土美”或“土米”，《白史》裡就有把tunmi（吞米）寫成了tumi（土米）﹔“桑布扎”，蒙語又音寫為“三布答剌”，是吞米的稱號。筆者認為，瓦隻剌•土美是乞迪台的美稱，意為金剛吞米（瓦隻剌是梵語“金剛”之意，此處為美稱，“土美”是吞米的蒙古語音變或誤寫），他是以鬆贊干布的功臣、西藏文聖吞米命名的。這個問題后文還要講到。
《蒙古源流》的記載進一步証明，QONCIN這個稱號確實來自於西藏。1578年，俺答汗賜給瓦隻剌•土美的“灌頂國王QONCIN”稱號是一個蒙藏混合的稱號 ，顯示了他的眾臣之首的最顯赫地位。“國王”最初是成吉思汗賜給木華黎的封號，當時這個稱號意味著木華黎是漠南地區的最高長官。與蒙古的“國王”稱號可以媲美的藏人的QONCIN 稱號，肯定也會有相當的來歷。
二、QONCIN的來歷
在考察QONCIN的來歷時，應該注意到以下幾個事實：首先，蒙元帝國和十六世紀以前的蒙古汗廷中未曾有過叫做QONCIN的官職和稱號﹔其次，前引蒙古文文獻中的一些線索顯示，QONCIN可能來自於西藏﹔再次，QONCIN在西藏是一個極其顯赫的官職或者稱號，可與蒙古的“國王”稱號匹敵。
蒙元時期西藏的最著名的和最大的官無非就是“本欽”。本欽的藏語原文為dpon chen，意為“大長官”。關於本欽，陳得芝做過詳盡的研究，先后發表了《烏思藏“本欽”考》、《再論烏思藏“本欽”》二文 ，用翔實的史料和精當的考証証實，本欽就是藏人對元朝皇帝宣授的烏思藏最高地方長官的稱呼，最初指“烏思藏三路軍民萬戶”，烏思藏宣慰司設置以后，是指宣尉使。陳得芝引用藏文典籍《漢藏史集》的有關記載后做了如下闡釋：“一，元代，整個吐蕃地區是朝廷屬下的省級政區之一，劃分為三個“卻喀”（朵甘思，朵思麻，烏思藏），這無疑就是《元史》記載的“吐蕃三道”﹔二，“本欽”是“卻喀”（道）級政區的最高長官，主管轄境內的政教事務，吐蕃三“卻喀”各置有一位“本欽”﹔三，“本欽”是經皇帝與帝師商議，由朝廷任命的官員，遵照皇帝的聖旨和帝師法旨行駛其職權﹔四，授予最初的“烏思藏本欽”釋迦藏卜的職名是“（三）路軍民萬戶”，后來大多數本欽則授予“等三路宣尉使都元帥”。
《蒙古源流》所載十六世紀藏人貴族瓦隻剌•土美的QONCIN稱號，應該就是蒙元時代西藏的“本欽”。其理由如下：
一，“本欽”本來是西藏最高地方長官的俗稱，本意是“大長官”，在元、明時期西藏文獻中有明確記載。元朝滅亡以后，雖然沒有了朝廷任命的宣尉使這個“大長官”，但生活在明朝時期的熟悉西藏歷史文化的喇嘛文人們都很了解“本欽”在元代西藏的最高地位。所以，給瓦隻剌•土美授以最高稱號時，有意選擇了該官職名，與蒙古的“國王”稱號配對。
二，但瓦隻剌•土美的稱號不是“本欽”（蒙古語可以寫作BONCIN ᠪᠤᠨᠵᠢᠨ，讀bončin），而是QONCIN，這個詞在蒙古語中可以讀作qonjin/qunjin，qončin/qunčin，γonjin/γunjin，γončin/γunčin等。那麼，為什麼說QONCIN就是dpon-chen（本欽）呢？這就關系到藏語方言問題。
如前所述，瓦隻剌•土美是三河流域失裡木隻（šilimji）地方的藏人首領。據日本學者佐藤長的意見，三河指北川、西川、南川等西寧附近的三河，失裡木隻指西寧州。山口瑞鳳認為，失裡木只是藏文史書中的gser mo ljongs之地，該地在黃河、大夏河、洮河三河匯流處以南的臨洮地方。井上治則認為，該地指現在的西寧，šilimji可能是šining muji（意為“西寧省”，據井上的解釋，此指“西寧府”）的某種音變。中國學者珠榮嘎認為，該地指清代的瑣力麻川。烏蘭傾向於贊成山口的觀點，認為矢裡木隻可能指臨洮。 但是，根據切盡黃台吉進入藏區並俘獲阿哩克、固密等部落的頭人和喇嘛的事實，筆者更相信陳慶英的說法。陳慶英說：“庫圖克台徹辰洪台吉（=切盡黃台吉——烏）的這次行動是從青海湖南下到今天青海省的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縣到貴南縣、同德縣一帶，“錫裡木濟”（=失裡木隻——烏）是蒙古語對黃河的稱呼，這幾個縣正處在黃河河曲的兩岸，從古以來就是從北面進入青藏高原的交通要道。貴南縣的沙溝河流域、茫拉河流域和同德縣的巴曲河流域都是氣候溫和適宜農耕的地區，歷史上就有屯田開墾的記載，而且這三條河都是從東南流入黃河，因此當地藏族習慣稱這一地區為“茫、巴、沙鬆”地區，即是茫拉、沙溝、巴曲三河地區，后來明代青海蒙古以茫拉川為經營青海的基地，也是這個地區。” 三河即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茫拉、沙溝、巴曲三河地區。歷史上，這些地方屬於朵思麻地區，即安多地區北部，這裡的藏人講安多方言。藏語分成衛藏方言（前后藏地區）、康巴方言（四川、雲南、西藏東部和青海玉樹等地）和安多方言（玉樹以外的青海和甘肅藏族地區）等三大方言。根據藏語方言研究成果，安多方言是藏語三大方言中最古老的方言，與其他藏語方言比較，具有更多的自身特點，尤其是在語音方面有很多和其他方言不同之處。安多方言下分若干個次方言（土話），據瞿靄堂的分類，有牧區土語（青海和四川部分藏族自治州）、農區土語（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樂都縣部分地區）、半農半牧區土話（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道孚土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爐霍縣）四個次方言。 茫拉、沙溝、巴曲三河地區在歷史上屬於操安多牧區土語地帶。
安多方言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語音特點。和我們課題密切相關的是安多方言中復輔音的語音變化問題。藏語的所謂“復輔音”是指一個詞的音節首音和尾音位置出現的重疊輔音，比如dbang中的db-是復輔音。據有學者指出，古藏語的復輔音非常豐富，約有二百八十余，結構也很復雜，有二合輔音、三合輔音，甚至還有四合輔音類型，但在現代藏語中三合、四合輔音已消失。 安多方言的復輔音主要以二合輔音為主，其中，復輔音dp-的語音變化令我們特別感興趣。根據王雙城的研究，安多方言的復輔音dp-的語音，在其各次方言中隻有一種形式，即[xw]。他以dpav bo（英雄）為例，列舉了安多方言各次方言對該詞的讀音，其結果如下表 ：
結果一目了然，其讀音無一例外全是[xwa wo]。對安多方言dp-的語音變成xw-的現象，王雙城做了很精彩的分析。他寫道：安多方言的“[x]來自前置輔音d-，《西番譯語》中就是用一個‘黑’字來對這個d-，如dkar po（白色）為‘黑葛兒播’，那麼其中的[w]隻能來自-p-，只是因為-p-是清音，它前面的d-就變成了[x]”。 這是很有道理的。需要說明的是，王雙城提到的《西番譯語》是明代四夷館編譯的《西番譯語》，代表的是比較古老的安多藏語形式，被學界稱作“草地譯語”，它比清代編譯的《西番譯語》更有語言學價值。在所謂的《草地譯語》中，以“黑”字寫前加字d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dman“黑慢”（低），dpyid“黑畢”（春），dmag“黑罵”（軍），dgon“黑觀思碟”（寺）等等。
至此，問題基本上就得以解決了。“本欽”的藏文為dpon chen，安多方言的讀音自然是[xwon chen]。[xw]這個音，受到第一個輔音[x]的影響，又經過蒙古化，在蒙古語裡干脆就變成了[q]。Dpon chen在蒙古語中轉寫為bončin，而安多方言的[xwon chen]就要寫成qončin，其字形為QONCIN。其實，在安多方言區的實際生活藏語中隨時可以找到類似的例子。比如：“苯教”在拉薩話中作[bon bo] ，而在安多方言中作[xwon bo]。故此，蒙古人的稱號QONCIN應該讀作qončin，它是安多藏語xwon chen的蒙古化轉音。考慮到16世紀當時的蒙漢語特點可以轉寫為“渾臣”二詞。
三，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藏文的“本欽”為什麼以“渾臣”這樣安多藏語的形式傳到了蒙古？這與該詞傳入蒙古的時間、地點有關。簡單講，該詞在蒙古的傳入有很大的安多藏人背景。
1543年和1558年俺答汗先后兩次出征甘州一帶的撒裡畏兀人，1570年進一步征討“下部朵甘思”的藏人 。下部朵甘思指的是甘南、青海一帶的藏族地區。就在此時，“阿哩克•桑噶爾吉合卜、魯•倫奔、思納兒堂•薩領合卜三位首領和眾屬民，以阿升喇嘛、固密•速噶經師二人為首，帶領眾多吐蕃人來歸” 阿升喇嘛，又作阿興喇嘛，是安多高僧，據說是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的舅父。關於此人對俺答汗皈依佛教的重大影響，《俺答汗傳》有詳細記載。因為他的卓越貢獻，在1578年達賴喇嘛和俺答汗在仰華寺會晤時，他被授以“額赤格喇嘛（父親上師）”尊號。與他同來的固密•速噶經師，對俺答汗與右翼蒙古的佛教事業有巨大貢獻，雖然史書記載不很詳細，但他在仰華寺會晤上被封為“速噶渾臣”，足以說明他的重要地位。史料顯示，阿升喇嘛是阿哩克人，而與他同來的經師是固密人。陳慶英指出，“這裡的阿哩克是藏族一個部落的名稱，該部落當時游牧在今天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交界的黃河兩岸，而固密也是藏族一個部落的名稱，該部落一直分布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縣和貴德縣。” 此外，前文講到的瓦隻剌•土美，是三河流域失裡木隻的藏人，即今天的海南藏族自治州一帶。還有，三世達賴喇嘛回藏時，將東科兒法王允丹堅剉派往俺答汗處，以作為他在蒙古的臨時代表。此人1557年生於中部康區，被選為青海東科兒寺（青海湟源縣境內）第二世東科兒活佛，后游歷青海、四川多地。該活佛任俺答汗的供養師，后來以“東科兒•曼殊室利•呼圖克圖”聞名，是當時在右翼蒙古的有地位的大喇嘛之一。 這些大喇嘛們的出身、經歷和同俺答汗等右翼蒙古貴族的關系都在說明，十六世紀右翼蒙古皈依藏傳佛教時的西藏背景不是衛藏，而是安多。經師們所帶給蒙古人的西藏文化應該有濃厚的安多特色，藏語當然是其中的一個要素。“本欽”以“渾臣”的語音形式傳入蒙古，完全是安多經師們的緣故。
蒙古語稱號Qončin具有安多方言的特點這一點，反過來又証明，該詞就是俺答汗的右翼蒙古征服甘南、青海一帶藏人后才傳入到蒙古的。通覽蒙元時期蒙漢文文獻，在蒙元時期記載的藏文專有名詞，基本上都具有衛藏方言的語音特點。這必然和后藏的薩迦派喇嘛們對蒙元朝廷的重大影響有關。我們在元代文獻中可以找到有說服力的例証。八思巴文的寫音十分准確，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在元代八思巴文文獻中可以見到少數藏語人名的音寫。比如：seŋghedpal是seng ge dpal的音寫，dorji-ŭaŋčug是藏語rdo rje dbang phyug的音寫，rinčendpal是rin chen dpal的音寫，ešes güŋga是藏語ye shes kun dga的音寫。 在這些例子中，dbang作ŭaŋ，dga作ga，dpal作dpal，都反映了衛藏方言的語音特點。元代漢語的寫音雖然沒有八思巴文准確，但仍然能夠反映出所寫客體語言的語音特征。比如，《元史》記載 了不少西藏人名。以幾位帝師名字為例：相家班，藏文為seng ge dpal，“班”字寫的是dpal的音（尾音-l用-n標出）﹔相兒加思巴，藏文為sangs rgyas dpal，“巴”寫的是dpa（尾音-l省略）﹔旺出兒監藏，藏文dbang phyug rgyal mtshan，“旺”字寫的是dbang音。 這些例子足以說明，元代蒙漢人依據的藏語是以衛藏方言語音為基礎的。所以，假如藏文的dpon-chen（本欽）在蒙元時期傳到蒙古，不僅蒙古文文獻有所記載，而且其音應該以bončin（本欽）的形式，而不是以qončin（渾臣）的形式。“渾臣”這個安多藏語的稱號無疑就是十六世紀漠南蒙古征服安多地區后才傳入蒙古的，而不可能是在元代。
四、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探討，那就是十六世紀當時蒙藏貴族聯盟為什麼一定要用“渾臣”來稱呼蒙古“眾臣之首”呢？它有什麼特殊意義？筆者認為，這實際上是和當時蒙藏僧俗上層的政治目的和為此目的所採取的眾多措施有關。
眾所周知，在1578年仰華寺會晤上，格魯派首領索南嘉措和土默特蒙古俺答汗宣稱，前者是元代帝師八思巴的化身，而后者則是元世祖忽必烈皇帝的化身，其他參加會晤的蒙藏顯貴都是古代印度、西藏先哲的化身。他們想通過這些措施要告訴人們，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和轉輪王俺答汗將要重建忽必烈時期的所謂的“政教二道平行”的秩序。為此，他們聲稱，俺答汗的蒙古將遵循古印度摩訶三摩多汗創制、經釋迦牟尼佛修繕、西藏三大轉輪法王繼承的舊制度，在蒙古創立新的典章制度。因此，當時在蒙古右翼政權中出現的所有“新生事物”都帶著深深的古代印藏聖人和元朝忽必烈皇帝及帝師八思巴的神聖的烙印。在仰華寺大會上，鄂爾多斯部主切盡黃台吉頒布了被認為是西藏轉輪王們曾經推行過的《十善法》﹔蒙藏僧俗貴族互贈名號，“確認”他們在古印度、西藏和元代的各自的“前世”﹔僧官和大臣們也得到了與古代“政教二道”相應的種種封號。其中，眾臣之首的封號為“渾臣”。為什麼是渾臣呢？其實，《白史》中已經給予了回答。該書記載：古印度的共戴王摩訶三摩多首先創立政教二道，其后瞻布洲十六大國均奉行“政教二道”。其時，西藏的觀音菩薩化身鬆贊干布為了救助眾生，派遣土米•阿努之子土米•優格到印度，學習佛陀所造文字和先聖所建政教二道四政。土米學成而歸，汗大喜，賜給土米以土米•三布瓦（=桑布扎）稱號，使其成為三百六十名大臣之首“也可•那顏”，一瞬間在八十八萬眾吐蕃國建立起二道四政。后來，在蒙古地方，金剛手化身成吉思汗建立政教二道。根據薩迦派大喇嘛貢嘎寧布的授記，文殊化身忽必烈降生在蒙古皇統。忽必烈立志推行摩訶三摩多汗所創建、釋迦牟尼佛所修繕、西藏三轉輪王奉行、成吉思汗遵行的治理國家與百姓的政教二道，故建立政教二道四政，並設立在皇帝面前主掌政道之首輔大臣三渾臣。
這段故事要告訴人們，十六世紀俺答汗建立的政權是自摩訶三摩多汗，經佛陀釋迦牟尼、西藏三轉輪王、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皇帝一脈相承的奉行“政教二道”的神聖的國家。在國家體制上，其官僚系統也是一脈相承的。鬆贊干布設立了“也可•那顏”，作為三百六十名大臣之首，而忽必烈則設立“三渾臣”作為首輔大臣。現在，俺答汗也要設立渾臣官職，為眾臣之首，為的是體現他的國家體制和先聖所建神聖國家體制的“一貫性”。有意思的是，《白史》所言鬆贊干布的所謂“也可•那顏”，是蒙古語，意為“大長官”，正是藏語dpon chen的蒙古語意譯，音譯則成為“本欽”，用安多話讀就是“渾臣”。《蒙古源流》除了瓦隻剌•土米外，還記載了速噶•渾臣的名字，所以可以肯定，當時俺答汗一定封了三位渾臣（雖然第三位的名字未被記載）。那麼，十六世紀時期，蒙古政權將其首輔大臣一定要稱作“渾臣”，顯然是經過精密設計的結果。這又說明，俺答汗和三世達賴喇嘛任命的那位首任渾臣的名字瓦隻剌•土美肯定不是他的本名，而是來自於鬆贊干布大臣吞米名字的美稱，該名稱自然也有特殊的意義在裡面。
《瑪尼全集》、《柱間史（鬆贊干布的遺訓）》等西藏著名的“伏藏”文獻都記載了吞米•桑布扎受鬆贊干布之命創制藏文的事，但也都沒有提及鬆贊干布授予他什麼尊號或官職之事。《白史》、《俺答汗傳》、和《蒙古源流》等蒙古文文獻記載表明，給俺答汗身邊的安多藏人高僧們不僅利用西藏伏藏的典故、典章，而且在此基礎上結合蒙元時期以來西藏和蒙古關系的事實，進一步將伏藏的故事和蒙藏歷史結合起來，為俺答汗創立了圓滿的“政教二道並行”的佛教國家學說，並設置了與之相應的官僚系統。渾臣就是一例 。據《白史》的記載，三渾臣象征佛教的“身、語、意”三業，這與一般世俗政權官職的設置原則迥然不同，也說明了它的濃厚的宗教色彩。
三、評以往學界對QONCIN的釋義
蒙古學界一直試圖解釋qončin的詞義和職能。
1976年，聯邦德國學者薩迦斯特（Klaus Sagaster）在他的《白史》一書中，將該詞讀作qonjin，沒有闡釋其詞義，但認為qonjin位在大臣之首，在早期的成吉思汗祭祀中，qonjin在諸多官員中也是地位最高的官員。他說，《白史》中提到的三位qonjin是佛教“身、語、意”三業的世俗象征，他們的職能是負責相應的三事業，也即管理宗教、內政和軍事事務的宰相。 因而薩迦斯特認為，qonjin是忽必烈時期的位尊眾臣的第一大臣。P. Ratschnevsky在《“白史”成書問題》一文中曾提出，《白史》中的許多官職都沒有相應的漢語名稱，而有相應漢語稱謂的那些官職的缺額也與元代實際數額不符。因此，《白史》不可能是忽必烈時代，甚至不可能是元代成書的文獻。 薩迦斯特不同意這一看法。薩迦斯特強調：《白史》列出的官職表應該理解為蒙古大合罕的官僚組織計劃（Program）。這個計劃的一部分顯然是在忽必烈即中原皇位之前的早期蒙古大合罕時期也已形成。該計劃明顯是在佛教影響下的國家理論的設想中形成，它的一些重要的官職具有象征職能。因為其象征意義的關系，官缺又和象征的數字有關。比如qonjin就有三位，因為該職位是佛教的“身、語、意”三者的象征。人們不應該弄錯，《白史》中列出的官職是忽必烈和八思巴希望建立的蒙古佛教國家的官僚系統，他們希望把政教二道作為該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但是，歷史沒有這樣發展下去。正因為這樣，《白史》中的官僚系統與元代的實際情況不符。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薩迦斯特得出了如下結論：“如我的猜測不錯，那麼《白史》中的官僚系統源自忽必烈時期。作為一個佛教國家的職官體系，在基於儒家原則的元朝行政體系中顯然是幾乎沒有發揮過作用。” 根據薩迦斯特的論點，忽必烈曾經設想建立佛教國家理念下的政教並重的國家體系，而《白史》中提到的qonjin等不見於元代官僚體系中的職官名稱正是這個設想的具體體現。按照他的認識，《白史》成書於忽必烈時期是無可爭議的，《白史》中記載的官職等等也都屬於忽必烈希望建立的那個理想國家的體系。Qonjin是該理想國度官僚體系中的首席宰輔。
薩迦斯特的想象非常奇妙。他把《白史》的內容說成了忽必烈曾經想要建立但又未能實現的佛教國家的設想，所以，用元朝的國家機構、官僚系統、官職名稱等與《白史》所載相關內容的出入來反駁薩迦斯特的假說是徒勞的，因為他認為前者是儒家學說原則下的元朝的真實制度，而后者則是忽必烈設想的佛教原則下的理想國家的虛構。但是，忽必烈本人的歷史和元朝的國家歷史上人們看不出，忽必烈及其繼承者們曾經試圖建立不同於中國傳統制度的什麼“佛教國家”的跡象。以忽必烈為代表的元朝皇室和以阿裡不哥、海都為代表的草原貴族之間存在過圍繞實行漢法和建立游牧帝國的長期斗爭，但在元朝從未有過圍繞建立佛教國家和儒教國家的矛盾。元朝崇佛尊佛，但從來沒有推行過“政教二道”並行、以佛法指導元朝政治的路線。所以，薩迦斯特的假說其實缺乏歷史根據。現在，當我們弄清《白史》所載眾官之首的QONCIN是安多藏語中的“本欽”時，當我們發現這個官職（稱號）在十六世紀后半葉才傳入蒙古語時，更加有理由否定薩迦斯特的假說了。假如忽必烈曾設想建立一個理想的佛教國家，他想象中的眾臣之首怎麼會是一個西藏卻喀（道）長官宣尉使的藏語俗稱呢？這個官職俗稱的語音又怎麼會是安多方言呢？
除此之外，關於QONCIN還有一些不同的解釋。比如，1980年道潤梯步譯注《蒙古源流》時，將該詞譯寫為“歡沁”，說它是“藏語之通事也。” 道潤梯步沒有說明理由。1981年，留金鎖在整理出版《白史》時認為，“qonjin似乎是掌禮儀的一種官稱，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成吉思汗祭奠的司儀官至今被稱作qonjin。” 賽熙雅樂則認為，qonjin似為“官人”的異讀，如“兀真”、“福晉”都是夫人的音譯，其后綴“真”、“晉”與該詞的后綴-jin，都是漢語“人”的音寫。該詞的讀音應為γonjin。戴鴻義、鮑音撰文認為，該詞最初指“祝頌者”，后演變為“司儀官”，最后升為掌行政大權的“官人” ，接受了所有人的不同說法，把它們看作該詞不同時期的不同內涵。
以上幾種意見，都很難令人信服。成吉思汗祭奠上的司儀官qonjin是由qončin演變而來。據《白史》的一種手抄本記載，成吉思汗祭祀事宜的總管就是qončin（因為字形的關系，已被人們讀作qonjin了） 。如前所說，qončin這個詞首先傳到鄂爾多斯、土默特等部蒙古人中，並被理解為對最高長官的稱呼。因此，該詞成為成吉思汗祭祀儀式總管的名稱一點都不奇怪。需要指出的是，該職務名稱並非在蒙元時期就有，而是十六世紀以后才出現的。賽熙雅樂的意見雖然有些語音學支撐，但實際社會生活中並不合乎邏輯，因為一種專門的官職（而且是最高行政長官的官稱）是不會用 “官人”一類的泛稱稱呼的。
四、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1，蒙古語詞QONCIN應讀作Qončin，是藏語dpon chen（“本欽”，意為“大長官”，元代藏人對宣政使的藏語俗稱）的安多藏語讀音，可以音寫為“渾臣”。
2，“渾臣”一詞在16世紀中期傳入蒙古語。“渾臣”傳入蒙古語是俺答汗和右翼蒙古向甘南、青海等安多藏區擴張的結果，也是安多藏人高僧們為俺答汗出謀劃策，提出建立“政教二道並行”原則的結果。“渾臣”成為俺答汗政權中大臣的最高稱號，是俺答汗在安多高僧幕僚的幫助下，試圖建立“政教二道並行”的佛教國家，把自己塑造為印度摩訶三摩多汗建立、釋迦牟尼佛祖修繕、西藏三轉輪王繼承、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傳承的正統佛教國家的領袖，從而凌駕於蒙古大可汗之上的所有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一環。
3.《白史》是16世紀的文獻。它主要是利用西藏“伏藏”文獻和“伏藏”原理，參考一些蒙古文資料，托忽必烈皇帝之名，以切盡黃台吉扮演“掘藏者”，實際上由安多藏人高僧和蒙古喇嘛文人編纂出來的。
(烏雲畢力格，1963年生，內蒙古巴林右旗人，現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100872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