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哲學探索的獨特理論個性

李達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少有的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突出重要的貢獻。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其他重要代表人物相比較，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探索具有鮮明的獨特理論個性。考察、揭示、把握和 品味李達哲學探索的獨特理論個性，對於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程及其內在規律，對於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立志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中國

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是近代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偉大運動的必然結果，是當時苦苦求索救國救民真理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正如毛澤東所說：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起，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先進的中國人就一直在千辛萬苦地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最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這裡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宇宙觀”，指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對於當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根本不可能出現我們今天所面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性與現實性問題的爭論，他們之所以義無反顧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在中國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這方面，李達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李達是在“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幻想破滅之后轉而鑽研馬克思主義理論並變成一名馬克思主義的篤信者的。可以說，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探索之路上，李達一開始就立志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中國。因此，盡管與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同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李達基本上屬於一種學者型的哲學家，但李達的哲學探索從來都沒有封閉於書齋之內，他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目的是為了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樣一個時代大問題。為此，他在不同時期始終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探討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致力於“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

十月革命后至20世紀20年代初，李達在積極向國內介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時，對當時國內外影響廣泛的各種假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包括研究系的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第四國際的極“左”思潮進行了系統的批判。雖然由於這些假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並不只是一種哲學思潮，李達對這些思潮的批判也並不是一種純哲學的批判，但是，李達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武器，注重從世界觀的高度揭露這些思潮的根本錯誤，因而他的這種批判顯得極為深刻。例如，為了回擊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猖狂進攻，李達先后撰寫和發表了《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革命的商榷》、《無政府主義之解剖》等文章，對無政府主義思潮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尤其是在《無政府主義之解剖》一文中，李達不僅對無政府主義的鼻祖施蒂納和蒲魯東以及無政府主義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理論進行了全面清理和逐條批駁，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各派無政府主義的共同的世界觀基礎即個人主義。他指出，施蒂納“所創的無政府主義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又是極端的個人主義” ，而“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明明是准據個人主義的” 。最后，他得出結論說：“能夠成為無政府主義的，隻有個人主義。” 李達對無政府主義的世界觀基礎的揭露與列寧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列寧在1901年曾經指出：“無政府主義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無政府主義整個世界觀的基礎。” 李達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上述各種假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過程中，系統、准確和深刻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20年代中期，李達寫作和出版了《現代社會學》這部重要哲學著作。他在該書中明確指出：“社會學之使命，惟在於發見社會組織之核心，探求社會進化之方向，明示社會改造之方針而已。” “馬克思固未嘗著述社會學，亦未嘗以社會學者自稱，然其所創之唯物史觀學說，其在社會學上之價值，實可謂空前絕后。彼不僅發現社會組織之核心，且能明示社會進化之方向，提供社會改造之方針，其貢獻之功實有不可磨滅者。” 故此，“特採唯物史觀學說為根據，編著此書，雖取材不宏、擇焉不精之弊殆所不免，然對於斯學之體系，自信已略具規模，學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於國計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結之所在，更進而改造之不難也。” 該書對唯物史觀的闡釋，最后落腳到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問題，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任務、動力、對象、領導者和歸趨等問題作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例如，該書首次明確指出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革命的領導者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革命的前途是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等等。《現代社會學》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所亟待明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正確回答，突出彰顯了唯物史觀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也正因如此，該書1926年出版后，轟動了當時的思想界，至1933年即印行14版之多，在革命者中廣為流傳，同時也引起了反動派的驚恐。1927年，李達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通緝，其罪名便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學教授，著有《現代社會學》，宣傳赤化甚力。”

大革命失敗后，李達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繼續頑強地從事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譯介和研究。1928年至1932年，在短短的五年中，李達翻譯了12部國外馬克思主義名著，其中有5部是哲學著作，包括日本杉山榮的《社會科學概論》、德國塔爾海瑪的《現代世界觀》、日本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蘇聯盧波爾的《理論與實踐的社會科學理論》以及蘇聯西洛可夫等的《辯証法唯物論教程》。與此同時，李達之前翻譯的日本高 素之的《社會問題總覽》、荷蘭郭泰的《唯物史觀解說》等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也一版再版。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譯介在當時國內思想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一書中指出：“今日辯証唯物論之所以澎湃於中國社會，固因時代潮流之所趨，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達先生一番介紹翻譯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績不可忘記。” 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譯介也是服務於其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中國、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樣一個時代大問題的目的的。這不僅體現在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譯介所產生的重大社會影響上，而且也表現在他本人在這些譯介工作基礎上所進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在此期間，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考察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問題，寫作了一系列哲學論著，其中最重要的是1929年出版的《社會之基礎知識》。這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構造和社會發展原理的專著的最后一章專門探討了“中國的出路”問題，其結論則是：“中國一面是半殖民的民族，同時又是半封建的社會。所以為求中國生存而實行的中國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國主義，一面要鏟除封建遺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質，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其必然的歸趨，必到達於社會革命，而與世界社會進化的潮流相匯合。”

30年代中期，李達寫作了《社會學大綱》這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名著。《社會學大綱》於1935年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作為講義首次印行，后於1937年由上海筆耕堂書店出版。李達撰寫這部著作的初衷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和方法論揭示中國社會的特殊發展規律，幫助中國人民科學地分析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認清中國革命的道路，而不只是系統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本身 。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寫道：“本書前五篇，是研討世界社會的一般及特殊發展法則的。至於中國社會，卻自有其特殊的形相和固有的特征，決不是一般原理之單純的例証。我認為中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帝國主義殖民地化過程中的社會。現階段的中國人，必先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就是要使中國從這種過程中解放出來。為要完成這種使命，必須實現民主的統一，發展國民經濟，改良農工生活。全國人民，要一致團結起來，集中一切力量，准備民族奮斗，以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這必須是現代全中國人的第一目的。” 按照原計劃，本書的第六篇是“中國社會研究”，它也是全書的落腳點，前五篇都是為此作准備的。雖然第六篇因故而未能寫成，但前五篇必然都是服務於中國社會研究的，因此，作者在寫於1939年的第四版序言中自信地寫道：“中國社會已經躍進了偉大的飛躍的時代，我無數同胞都正在壯烈的犧牲著，英勇的斗爭著，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動著這個大飛躍的實現，創造著這個大時代的歷史。這真是有史以來空前的大奇跡！可是，戰士們為要有效的進行斗爭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就必須用科學的宇宙觀和歷史觀，把精神武裝起來，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新生的社會現象，去解決實踐中所遭遇的新問題，借以指導我們的實踐。這一部《社會學大綱》是確能幫助我們建立科學的宇宙觀和歷史觀，並鍛煉知識的和行動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這書推薦於戰士們之前。” 事實上，該書也確實適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人民對於用科學的宇宙觀、歷史觀武裝自己頭腦的迫切需要，所以它一出版即在革命根據地和國統區廣泛流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毛澤東收到李達寄來的這部著作后，曾認真地反復閱讀了十遍，作了詳細的眉批，並把它推薦給延安哲學研究會和抗日軍政大學。毛澤東不僅稱贊該書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而且稱贊李達是“真正的人”。

建國后，李達根據新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繼續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宣傳和教育工作。50年代初，他先后寫作和出版了《<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兩部著作，對毛澤東哲學思想作了准確而通俗易懂的闡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作了可貴探索，受到毛澤東的稱贊。看完《<實踐論>解說》的第一、二部分后，毛澤東在寫給李達的書信中說：“這個解說極好，對於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作用。”“關於辯証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人干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 。60年代，李達接受毛澤東交給的任務，主持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的編寫工作，並於“文化大革命”前完成了該書上卷送審稿。“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卷送審稿經原執筆人陶德麟教授遵李達遺囑修訂后於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以《唯物辯証法大綱》的書名出版。《唯物辯証法大綱》結合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豐富經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作的創造性闡釋，使它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又一名著。

所有這些，都充分地體現了立志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中國是縱貫李達整個哲學探索歷程的的根本致思旨趣。

二、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聯系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

李達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的一位少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師。他一生撰有46部著作（專著、主編26部，譯著20部）和數百篇論文，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史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化思想史研究等眾多領域都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可以說，李達是中國最早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整體研究並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綜合理論創新的思想家。但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探索在李達的全部理論研究中佔有突出重要的中心位置。可以說，李達的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都是圍繞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探索展開的，並且都是服務於其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中國、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的理論旨趣的。

李達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講世界觀、方法論的，應當是各門科學中的首席科學，對一切科學和各項工作都有指導作用。” 因此，他自覺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開展各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並由此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擴展和延伸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其他各個領域。

在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很少有人像李達那樣高度重視經濟學研究。李達不僅翻譯了大量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著，如德國考茨基的《馬克思經濟學說》、日本高柳鬆一郎的《中國關稅制度論》、馬克思的《經濟學批評》（即《政治經濟學批判》）、日本河西太一郎的《農業問題之理論》、蘇聯米哈列夫斯基的《經濟學入門》、日本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日本河田嗣郎的《土地經濟學》、蘇聯拉比拉斯等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等，而且撰寫了《經濟學大綱》、《貨幣學概論》等重要經濟學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作了深入探索。其中，《經濟學大綱》是中國人獨立撰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而《貨幣學概論》則是中國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的第一部著作。李達的經濟學研究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和方法、特別是唯物辯証法的方法如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方法、歷史與邏輯一致的方法、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等考察和分析各種經濟學問題﹔二是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力求建立既把捉住經濟進化的一般法則又反映中國經濟的特殊發展法則、從而能夠指導中國經濟改造的“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 。這兩個方面的特點集中地體現在李達的廣義經濟學的主張上。李達在《社會學大綱》中就曾提出了“廣義經濟學” 的構想。他在該書中指出：“歷史唯物論指導經濟學去研究各種社會經濟構造的各種歷史的特殊發展法則（廣義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構造的特殊發展法則，克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唯心論的見解。” 在《經濟學大綱》中，李達具體實踐了他的廣義經濟學的主張。他說：“廣義經濟學，研究歷史上各種經濟構造的發生、發展與沒落及其互相轉變的法則﹔狹義經濟學，單隻研究商品 =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發展及沒落的法則。這種狹義經濟學，並不是完全離開廣義經濟學而獨立存在的科學，而是廣義經濟學的構成部分。” “我主張廣義經濟學，除了研究歷史上各種順序發展的經濟形態以外，還必須研究中國經濟。隻有這樣的研究，才能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具體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態，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體的經濟理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的來蹤和去跡。” “我所講授的這部經濟學，是廣義的經濟學。我的研究所以要採取廣義經濟學的立場，不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並且還具有實踐的意義。因為廣義經濟學，並不僅是為了求得經濟學的知識才去研究一切經濟構造，而實在是為了求得社會的實踐的指導原理才去研究它們。即是說，我們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為科學而科學，而是為了經濟上的實踐才研究經濟學。” 總之，廣義經濟學的主張及其實踐是李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研究經濟學、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中國化的重要體現。

李達也是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的史學研究同樣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進行的。李達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人之一，是上世紀20、30年代中國近現代社會性質和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馬克思主義派的杰出代表，而他的哲學論著、特別是他的《社會之基礎知識》、《現代社會學》和《社會學大綱》對唯物史觀的傳播、研究和闡釋，直接促成了上世紀30、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形成。李達的史學研究與他的經濟學研究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他的廣義經濟學主張強調要研究中國經濟的“特殊的姿態”和特殊規律，而他本人對中國經濟的“特殊的姿態”和特殊規律的研究則是通過其對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探討來實現的。為了理解近現代中國社會性質和探尋中國革命的道路，李達寫作了《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中國現代經濟史之序幕》、《中國現代經濟史概觀》等論著，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進行了深入考察。其中，1929年出版的《中國產業革命概觀》是中國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分析和闡述中國近現代經濟的第一本著作。作者在該書開篇的“編輯例言”中指出：“要曉得現代的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社會，隻有從經濟裡去探求。現代中國的社會，已經踏入了產業革命的過程，漸漸脫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會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會的變動，都是隨著產業革命進行的。” 正是通過對中國產業革命的特殊性及其出路的深刻分析，李達不僅在中國思想界最先把中國近現代社會性質確切地概括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會” ，而且使這一論斷建立在充分的事實根據基礎之上，並得出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中國產業發展的兩大障礙、也是中國革命的兩大對象的正確結論。他指出：“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廓清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國革命的唯一對象，同時又是發展產業的唯一前提。” 李達不僅對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作了深入探討，而且還將唯物史觀運用於整個中國史的研究，從經濟史的角度分析中國社會的變遷，在史學界最早提出了按經濟形態劃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主張並自成體系，其關於中國歷史分期的主張對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1935年，李達又出版了《社會進化史》，這是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為指導而寫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李達的這部著作也是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它與李達的中國史論著一起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系統地論証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五種社會形態學說的普適性。

李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研究政治學，在現代中國政治學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李達政治學研究的論題極其廣泛，他緊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分別探討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民族理論、建黨理論、國家理論等，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中國化作出了突出貢獻。首先，李達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深入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李達就在批判梁啟超、張東蓀等人的假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精辟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並明確回答了中國應該走什麼道路的問題，論証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完全適合於中國。他指出：“馬克思社會主義是科學的，其重要原則有五：一、唯物史觀﹔二、資本集中說﹔三、資本主義崩壞說﹔四、剩余價值說﹔五、階級斗爭說。馬克思的政治學說和經濟學說，均詳備於此五原則之中。” 李達強調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根本原則，突出地表現在他對於建設社會主義與發展生產力的關系的理解上。從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開始，李達一生反復論証了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根本途徑是發展科學技術、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必須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等觀點，並對那種不顧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而急於改變生產關系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嚴肅批評。建國后，李達在《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等論著中致力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一般規律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規律的研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之一。其次，李達結合對中國社會階級結構和階級斗爭狀況的分析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李達是最早讀懂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之一。20年代初，他就明確指出階級既是一個歷史范疇又是一個經濟范疇，認為經濟特征是劃分階級的標准，而階級的消滅隻有在經濟上的剝削完全撤廢之后才有可能。由此出發，他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其方法和結論成為后來毛澤東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極其重要的思想資源。與此同時，李達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要獲得解放就必須不妥協地開展開經濟斗爭、政治斗爭和理論斗爭等三種形式的階級斗爭，並主張採取靈活多樣的階級斗爭策略。再次，李達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1929年，李達出版了《民族問題》一書，這是中國第一部闡述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著作。李達在該書開篇指出：“民族問題，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一，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就必須研究民族問題。” 該書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有關論斷，概述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基本原理，並著重分析了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問題，闡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關於民族團結和建立廣泛的國際聯合戰線的思想為后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復次，李達在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過程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理論。李達不僅以其在建黨前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批判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而且直接就黨的階級基礎、黨的性質和宗旨、黨的基本政治綱領和策略、黨的歷史使命等問題作了深入探討和闡述，為馬克思主義的建黨理論和中國共產黨建立初期的思想理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在1922年發表的《評第四國際》一文中，李達批駁了第四國際不贊成無產階級有獨立的政黨的觀點，明確指出“‘階級’和‘政黨’並不是一樣的東西” ，並認為共產黨應該是由“少數有革命精神”、“少數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組成的“一個精密的團體”，它“是無產階級的柱石，無產階級的頭腦” 。在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黨的性質有如此深刻的認識的人是不多見的。最后，李達還在批判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觀的過程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李達深刻地揭露了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觀的唯心史觀基礎。他指出，無政府主義認為強權違背了人類互助的公理、侵犯了人類的自由，要求“去除一切強權”、消滅國家，其理論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論基礎上的﹔而以絕對主義的國家觀、社會契約論的國家觀和黑格爾理想主義國家觀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國家觀，不過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用來掩蓋其階級本質的理論，它們都是一種“超階級的國家觀”，“根本上不能辨別國家與社會的差異”，都是 “以觀念論為基礎的” 。與此同時，李達在唯物史的基礎上探討和闡明了國家的起源、發展、本質、形式、職能、消亡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過渡期國家”的實質等一系列問題，為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李達還是一位少有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家。上世紀40年代中后期，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法學，撰寫了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法學著作即《法理學大綱》。該書以唯物辯証法和唯物史觀為思想方法，對歷史上各種有代表性的法學流派和觀點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批判，對各種法學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考察，並對國民黨玩弄“制憲”把戲欺騙人民的伎倆作了巧妙的揭露，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最早實踐。著名法學家韓德培先生曾這樣評價李達的《法理學大綱》：“在這部講義中，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西方各個法學流派的學說，作了簡要的介紹和深刻的批判。從這部講義中，可以看出他為我國法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子。我們不妨說，他是我國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法學的一位拓荒者和帶路人。他的這部講義是我國法學研究中的重要文獻，也是他對我國法學的重大貢獻。” 解放后，李達又先后出版了《談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等法學著作，對推動我國的憲法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李達在現代中國社會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人們所公認的。李達的社會學研究與其哲學研究本來就是渾然一體的，這從他的一些重要哲學著作如《現代社會學》、《社會學大綱》的書名即可看得非常清楚。不過，李達的社會學研究並不完全都是在社會學名義下進行的哲學研究，他還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唯物史觀運用於考察一些純粹社會學論題，在社會學領域取得了重大的理論建樹。例如，他從眾多方面對婦女解放問題進行了探討和論述，成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因此，僅從狹義的社會學學科建設上看，他也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的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總之，李達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聯系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擴展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各個領域，由此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政治學、史學、法學、社會學理論中國化的拓荒者和領路人，並為現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作了奠基，使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面貌煥然一新。

三、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刻理解和創造性闡釋

李達一貫重視和強調從學理上徹底地研究和了解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1928年，李達曾說：“我主張黨內對於馬克思學說多做一番研究功夫，並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馬克思學說和中國經濟狀況，以求對於革命理論得一個徹底的了解。” 至30年代中期，李達已經深入鑽研了當時已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幾乎所有的哲學著作，其中也包括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和列寧的晚期哲學著作。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典的精深研究，再加上多年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整體的辛勤探索、對各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的翻譯和把握、對古今哲學發展歷史的豐富知識、對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最新成果的充分了解，使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精神實質的理解達到了同時代其他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無法企及的准確、深刻程度，並使他能夠聯系中國具體實際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創造性的闡釋。

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刻理解和創造性闡釋，集中地體現在他的《現代社會學》、《社會學大綱》和《唯物辯証法大綱》三部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中。

《現代社會學》是20世紀20年代李達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也是李達在社會學的名義下從事唯物史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雖然該書並不是中國最早闡述唯物史觀的著作，但正如呂振羽所指出的，它是“中國人自己寫的最早的一部聯系中國革命實際系統論述唯物史觀的專著” ，代表著當時中國唯物史觀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說，《現代社會學》既是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最系統、最准確、最深入地闡述唯物史觀的著作，也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標志性成果，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第一，《現代社會學》構建和展現了唯物史觀研究的廣闊理論視野。20世紀20年代是唯物史觀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等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分別結合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對唯物史觀作了闡釋。李達綜合和吸收了這些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唯物史觀研究成果，並對他們的理論視野作了全新的整合。在《現代社會學》第一章“社會學之性質”中，李達詳辯了“社會學”即唯物史觀與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人類學等學科的有機聯系。李達指出，一方面，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必須應用社會學所提供之方法”和“採用社會學研究所得之真理”﹔另一方面，這些學科“能供給社會學參考之資料”，社會學“欲了解社會進化之原理”、欲揭示社會變遷之原因，就必須研究這些學科 。這樣一來，李達就構建了一種唯物史觀研究的多學科視野。《現代社會學》對唯物史觀的闡釋就是在這種廣闊的理論視野中進行的，它實際上是李達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聯系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第一次集中的展現。

第二，《現代社會學》建構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唯物史觀表述體系。上述其他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結合某個單一學科對唯物史觀的闡釋，往往僅隻涉及到唯物史觀的某些方面。例如，李大釗、陳獨秀分別結合歷史學和政治學的研究闡釋唯物史觀，都隻強調了唯物史觀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以及階段斗爭、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與此不同，李達在多學科的寬廣視野中研究唯物史觀，對唯物史的基本原理作了全面、系統的闡釋。《現代社會學》共包括18章，分別對社會的本質、社會的構造、社會的起源、社會的發展、社會的變革、家庭、氏族、階級、國家、社會意識以及帝國主義、世界革命、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任務和前途等重大理論問題作了論述，並對“契約的社會說”、“生物的社會說”、“心理的社會說”等資產階級學說進行了批判，形成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唯物史表述體系。

第三，《現代社會學》對唯物史觀作了准確、深刻的理解。早先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唯物史觀的理解不僅是零碎的，而且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片面性。例如，李大釗、陳獨秀都把唯物史觀歸結為兩大要旨，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反作用。李達在《現代社會學》中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則堅持了歷史唯物論與歷史辯証法的統一。一方面，李達注重堅持歷史的唯物論，指出“歷史的唯物論之社會說，在應用歷史的唯物論說明社會之本質” ，並強調生產力和經濟生活對人類社會的最終決定作用，認為這是唯物史觀的根本觀點。另一方面，李達也注重堅持歷史的辯証法，強調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並提出了“階級意識”和“社會思想”這兩個極具特色的概念，分析和論述了無產階級的社會思想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

《社會學大綱》是李達在社會學的名義下撰寫的另一部重要哲學著作。不過，在這部著作中，李達筆下的“社會學”一詞的含義已發生了變化。20世紀2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和研究還主要限於唯物史觀，其中有些人如李大釗、陳獨秀甚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同於唯物史觀。在這種背景下，李達寫作的《現代社會學》所謂的社會學實際上也就是唯物史觀。進入30年代以后，中國思想界興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唯物辯証法運動，對唯物辯証法的傳播和闡釋遂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主旋律。經過這場唯物辯証法運動，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作為這場哲學運動的重大標志性成果，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雖然仍然沿用了社會學的名義，但從其內容上看，該書所謂的社會學顯然是指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學大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和闡釋，“代表了30年代中國的專門哲學家所達到的理論水平” 。

首先，《社會學大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進行了全面論述。在《社會學大綱》問世以前，雖然國內已陸續翻譯出版了一些蘇聯學者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但尚無一本中國學者自己撰著的系統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的著作。僅從這個角度看，《社會學大綱》也具有補白和開創性的意義。該書共分五篇，其中，第一篇是“唯物辯証法”，包括“當作人類認識史的綜合看的唯物辯証法”、“當作哲學的科學看的唯物辯証法”、“唯物辯証法的諸法則”和“當作認識論和論理學看的唯物辯証法”四章﹔第二篇是“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包括“歷史唯物論序說”和“資產階級社會學及歷史哲學之批判”兩章﹔第三篇是“社會的經濟構造”，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構造之歷史的形態”兩章﹔第四篇是“社會的政治建筑”，包括“階級”和“國家”兩章﹔第五篇是“社會的意識形態”，包括“意識形態的一般概念”和“意識形態的發展”兩章。從其篇章設置就可看出，《社會學大綱》的內容已涵蓋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諸基本原理，是當時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的最完整、最全面的闡述。

其次，《社會學大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有著獨到而深刻的理解。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即唯物辯証法是人類認識史的綜合。李達指出：“唯物辯証法，是唯一的科學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攝取了人類認識的全部歷史的成果而積極的創造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們在研究唯物辯証法的一般原理之時，必須站在歷史主義的立場，說明唯物辯証法的孕育、誕生及其發展的過程，指出這個哲學實是人類認識史的總計、總和與結論。” 由此，李達把一切先行的哲學都視為“唯物辯証法的前史”，並認為“唯物辯証法的生成，不僅是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與黑格爾辯証法之批判的攝取，還根據了新的豐富的內容。” 李達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歷史上的哲學的關系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來源的這些論斷，較之后來蘇聯及國內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有關看法要全面、深刻得多。二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性。李達認為，“唯物辯証法是世界觀，同時又是方法論” ，是“世界觀與方法的統一” ﹔“唯物辯証法，必須以歷史——社會的領域貫徹於歷史——社會的基礎之自然領域，它才成為統一的世界觀，成為一般的方法論。所以唯物辯証法必須是唯物辯証法的歷史觀與自然觀的綜合。” ﹔“辯証法，論理學與唯物辯証法的認識論，是同一的哲學”，這就是“當作認識論和論理學的唯物辯証法” 。李達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是唯物辯証法的歷史觀與自然觀的統一，是辯証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統一，克服了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僅僅理解為唯物史觀的局限性，也與后來蘇聯哲學界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為世界觀、視辯証法為方法論並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唯物論、辯証法、認識論和歷史觀幾大塊構成的片面看法判然有別。三是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唯物論”。李達指出，“唯物辯証法是唯物辯証法的歷史觀與自然觀的統一，兩者統一的基礎是社會的實踐。” “辯証法的唯物論，以勞動的概念為媒介，由自然認識的領域擴張於歷史認識的領域，使唯物論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變成了實踐的唯物論。” “實踐的唯物論，由於把實踐的契機導入了唯物論，使從來的哲學的內容起了本質的變革。” 眾所周知，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遲至上世紀90年代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上大體上達致了某種理論共識。李達在30年代中期就已明確主張和系統論証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唯物論”，僅此一點就足已表明李達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深刻性和創造性。

《唯物辯証法大綱》是李達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主持編寫的最后一部重要哲學著作。李達之所以要主持編寫這部著作，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他對當時流行的蘇聯哲學教科書很不滿意，認為其中有很多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二是他覺得自己以前撰著的《社會學大綱》雖得到毛澤東的很高評價，但那本書畢竟是20多年前的作品，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能概括中國革命實踐的寶貴經驗，不可能論述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貢獻，也不可能聯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因而僅僅對其作局部修改尚不能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需要 。這兩方面的考慮決定了《唯物辯証法大綱》的理論著力點。一方面，《唯物辯証法大綱》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學大綱》原有的諸多理論特色，如強調唯物辯証法是“唯物論與辯証法的統一”、是“科學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的統一”、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認識史的總計、總和與結論” ，重視考察“唯物辯証法的前史” ，強調“辯証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同一性” 。這些理論特色使《唯物辯証法大綱》與當時通行的蘇聯模式的哲學教科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無論是《社會學大綱》還是《唯物辯証法大綱》，都不存在蘇聯模式的哲學教科書普遍具有的那種片面性，這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但卻是為當代中國哲學界那些有教科書批判情結的人經常忽視了的事實。另一方面，《唯物辯証法大綱》深刻地總結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經驗，精辟地闡述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貢獻。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李達在主持編寫《唯物辯証法大綱》時，對於當時國內哲學界存在的“左”的錯誤傾向旗幟鮮明地進行了批判。該書指出：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以往哲學遺產的關系問題的理解上存在著“一種‘左’的傾向，即否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以往哲學中積極成果的任何聯系，把兩千多年來極其豐富的哲學遺產當作一堆無用的垃圾，不分清紅皂白地全盤拋棄，一概罵倒。這種觀點表面上似乎特別‘徹底’，特別‘革命’﹔實際上，它割斷了認識的歷史，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說成了憑空創造出來的東西，說成了‘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偏狹頑固的學說’。這是一種粗鄙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同時，李達也堅決反對那種在“左”的思潮影響下出現的把毛澤東思想絕對化和封閉化、認為隻需讀毛澤東的著作而無須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的看法。他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發展，你不講馬克思、列寧的東西，怎麼講得清楚毛澤東思想？總有個來龍去脈嘛！馬克思主義哲學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人類認識史的總計、總和與結論。” 為了實事求是地講請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他堅持在《唯物辯証法大綱》中用整整一篇來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認識史的唯物的辯証的綜合”，從原始時代的人類認識一直講到毛澤東對唯物辯証法的新貢獻。這種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嚴謹的科學態度也是極其寶貴的。

總之，《現代社會學》、《社會學大綱》和《唯物辯証法大綱》是李達深刻地理解和創造性地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標志性文本，它們代表著不同歷史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即使是今天讀來，我們也能從這些著作中受到多方面的啟迪。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