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多向度開展

摘要：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傳播、闡釋與中國化作出了重大貢獻，並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點，這就是對唯物史觀作了多向度的開展，由歷史觀進而涉及政治哲學、本體論、歷史學、經濟學、法理學等不同領域，賦予了唯物史觀以諸多的形態與豐富的內涵，使唯物史觀在中國思想世界煥發出蓬勃的生機與巨大的活力。總結並承繼李達所留下的寶貴的思想遺產，對唯物史觀在21世紀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富有啟迪意義。

關鍵詞：李達﹔唯物史觀﹔政治哲學﹔本體論﹔歷史學﹔經濟學﹔法理學

在李達的近半個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生涯中，對唯物史觀的傳播、闡釋與中國化所作出的努力與貢獻，像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作為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同李大釗、陳獨秀一樣，是由接受唯物史觀而走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並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早在1919年，在他最初發表的宣傳社會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文章中，即已包含了他對唯物史觀的初步的理解、闡釋與運用。而在他翻譯的第一批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即有郭泰（H•Gorter）著《唯物史觀解說》一書，這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專門介紹唯物史觀的譯著。自此，李達成為唯物史觀在中國思想世界廣泛傳播和深入開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與同時代的其他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相比，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傳播、闡釋與中國化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點，這就是他對唯物史觀作了多向度的開展，由歷史觀進而涉及政治哲學、本體論、歷史學、經濟學、法理學等不同領域，從而賦予了唯物史觀以多樣的形態與豐富的內涵，使唯物史觀在中國思想世界煥發出蓬勃的生機與巨大的活力。他對唯物史觀的傳播、闡釋與中國化作出的重大貢獻，是與這一特點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進入 21世紀后，唯物史觀再度受到了中國哲學界的關注、重視與探討。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回顧李達為唯物史觀的傳播、闡釋與中國化所做的開拓性工作，總結並承繼這位先驅者所留下的寶貴的思想遺產，對於唯物史觀在21世紀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是富有啟迪意義的。

一、李達對唯物史觀的理解視域

李達之所以能夠對唯物史觀作出多向度開展，首先是與他理解唯物史觀的視域相聯系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李達就在傳播、闡釋、運用唯物史觀的哲學活動中，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唯物史觀的理解視域﹔在以后的歲月裡，他又結合自己不斷深入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對這一理解視域逐漸加以擴充與完善。

唯物史觀作為一大哲學思潮在中國思想世界崛起，是以李大釗在1919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為其標志的。20世紀20年代，是唯物史觀在中國大規模傳播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由於接受唯物史觀的途徑不同和理解唯物史觀的知識背景各異，因而對唯物史觀的說明和運用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如李大釗主要結合歷史學闡釋唯物史觀，陳獨秀主要結合政治哲學闡釋唯物史觀，蔡和森主要結合人類學古史研究闡釋唯物史觀，楊明齋主要結合東西文化關系問題探討闡釋唯物史觀。李達對唯物史觀的闡釋，最初也是結合政治哲學、特別是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來進行的。但隨著唯物史觀的傳播與闡釋工作的逐漸深入，李達首先自覺地轉向對唯物史觀的闡釋體系的建構，力圖賦予唯物史觀以完整的有中國特色的表達形態，使中國人能夠對唯物史觀有更為系統、准確、深入的把握。

1926年，李達的《現代社會學》一書問世，即對唯物史觀作了一種新的系統闡釋。書中所講的“社會學”，實際上也就是唯物史觀。從這時起直到1949年，由於政治環境的壓迫，李達都是在“社會學”的名義下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在該書第一章《社會學之性質》中，李達指出社會學不是一門封閉的學問，而有著廣闊的研究空間，與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人類學都有著密切聯系和相互影響。社會學與歷史學的聯系在於：“社會學欲探求社會進化之原理，必須借助歷史學所提供之資料﹔歷史學欲解釋歷史事實之因果關系，必須應用社會學所提供之方法。故歷史學為社會學之資料，社會學為歷史學之方法。” 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聯系在於：“社會學欲研究生產發展之原因及經濟關系變遷之理法，不能不借助於經濟學。……經濟學必須採用社會學研究所得之真理，以為改造之根據。” 社會學與政治學的聯系在於：“政治學為研究國家之科學，國家為社會歷程中之產物，政治學者不明社會進化之法則，即無由了解國家之起源、性質、發達及功用。國家又為階級統治之機關，社會學者不研究政治組織之變遷，亦無由推知社會階級沖突之實況。” 社會學與法學的聯系在於：“法律由社會關系產出，又隨社會進行而變革。近代社會生活日形復雜，而法律內容愈趨愈繁。法學者研究社會關系與進化之定律，足以了解法律之本質及功用﹔社會學者研究法律之發生及變化，足以了解社會制度變遷之原因。” 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聯系在於：“人類學為研究人類之科學，能供給社會學參考之資料。人類學分數部，如人種學研究原人社會生活之狀態，如考古學研究原人之遺物，如文化史研究原始社會文化之由來，皆與社會學有密切之關系。社會學推求社會之起源，考察原始社會之制度，不能不取材於人類學。” 李達認為，通過社會學與這些學科的聯系，可以確定社會學研究的范圍。顯然，他所講的社會學與這些學科的聯系，也就是唯物史觀與這些學科的聯系。這樣一來，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楊明齋等對唯物史觀所作的各有側重、各有特色的說明與運用，可以說在《現代社會學》中得到了一種概括和綜合，使中國人對唯物史觀的研究獲得了一個更廣闊的空間。這表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唯物史觀有了更為系統、更為深入、更為准確的把握。

進入20世紀30年代，中國思想世界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唯物辯証法運動。唯物辯証法的傳播、闡釋、中國化，成為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展的主旋律。李達的名著《社會學大綱》，是這一哲學運動的重大標志性成果。在書中，李達明確提出：“社會學的唯一的科學的方法，是唯物辯証法。” 又指出：“唯物辯証法是唯物辯証法的歷史觀與自然觀的統一，兩者統一的基礎是社會的實踐。” 這就把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由以唯物史觀為主進而擴大為唯物辯証法。他所講的“社會學”，也由《現代社會學》所指的唯物史觀，在《社會學大綱》中擴大為唯物辯証法。在他看來，唯物辯証法的實踐基礎之獲得，在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通過唯物史觀的創立，使實踐概念由西方哲學家所理解的抽象的精神勞動，轉變為唯物史觀所理解的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由於唯物史觀所理解的實踐概念對於唯物辯証法具有基礎性的意義，所以他又把唯物辯証法稱之為“實踐的唯物論” ，使之與以往的唯物論相區別。這樣一來，唯物史觀就成了唯物辯証法的一個重要構成，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觀，而且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相聯系。基於這種對唯物史觀的新理解，他對唯物史觀的研究空間作了新說明，指出：“當作世界觀看的唯物辯証法，當作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成果之普遍化的概括看的唯物辯証法，其中包含著兩個部分，兩個領域，即唯物論的自然觀（自然辯証法）與唯物論的歷史觀（歷史辯証法）。唯物論的自然觀，以自然現象的發展法則為對象，因而它是自然諸科學的成果的概括﹔唯物論的歷史觀，以社會現象的發展法則為對象，因而它是社會諸科學的成果的概括。在這種意義上，唯物論的自然觀與唯物論的歷史觀，是唯物辯証法與自然諸科學及社會諸科學之間的媒介的環。” 這一段話，既說明了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位置，又說明了唯物史觀與其他相關學科的聯系，可以說是李達對唯物史觀的理解視域的一個新表達。這個新表達，擴大和深化了他對唯物史觀的理解視域，同時又保留了他在《現代社會學》中的原有見解。

李達對唯物史觀的這一理解視域，從歷史與邏輯的結合上看，包含了一縱一橫兩個大的向度，而在這兩個大的向度中，又包含了若干不同的具體向度。所謂縱的大的向度，是指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的開展：唯物史觀首先向更具體的政治哲學層面伸展，以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繼而向更抽象的本體論層面提升，以說明作為“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謂橫的大的向度，是指唯物史觀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外部的開展，建立起與歷史學、經濟學、法理學等不同學科的聯系，既使唯物史觀從這些學科中獲取思想資源，以充實和發展自己的內涵，又使唯物史觀深入這些學科研究之中，為其提供思想方式，開拓思維空間。在對唯物史觀的這些不同向度的開展中，李達都留下了代表性的著述，使我們能夠從中清楚地看到這位先驅者的思想探索足跡，以了解他的哲學生命與哲學成就。下面，即分別從政治哲學、本體論、歷史學、經濟學、法理學五個領域，考察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多向度開展，並論析其當代意義。

二、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政治哲學向度的開展

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傳播、闡釋與中國化，是與他參與發起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他首先是從政治哲學向度入手，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對唯物史觀作出理解、闡釋與運用。他的這一工作著重環繞兩個重大政治哲學問題展開：一是什麼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二是如何在中國實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兩個問題都直接關乎“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時代大問題，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發起之初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要求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予以正確的回答。

什麼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是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首先遭遇的重大政治哲學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的深重災難，以及由之而來的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1919年中國五四運動的發生，使得社會主義成為了中國思想世界很有影響的新觀念。但是，當時不論是國際還是國內，都流行著對社會主義各種不同的理解。國際上，第二國際、第三國際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各有自己主張的社會主義﹔在國內，不僅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高舉起社會主義的旗幟，而且連梁啟超、張東蓀也紛紛談論社會主義。對於這種思想狀況，當時有學者感嘆地說：“中國真正有人研究社會主義，卻在最近的兩年中。這自然是大戰的反動，俄國大革命的影響，所以能使世界潮流也侵入這思想上交通斷絕的中國來。然而中國今日究竟能徹底明白社會主義的有幾個人？我卻不敢妄斷了。” 因此，對這些不同的社會主義主張加以認真的辨析，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予以明確的闡發，是當時中國思想世界形勢發展使然。

面對關於社會主義的眾說紛紜與熱烈論爭，李達於1921年1月發表《馬克思還原》一文，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進行了集中闡發，認定隻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才是中國人應當選擇的社會主義。而李達這一選擇的依據，就是唯物史觀。他指出：“馬克思社會主義是科學的，其重要原則有五：一、唯物史觀﹔二、資本集中說﹔三、資本主義崩壞說﹔四、剩余價值說﹔五、階級斗爭說。馬克思的政治學說和經濟學說，均詳備於此五原則之中。” 這就揭示了唯物史觀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根基性，指出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各種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之首先區別，就在於是否以唯物史觀為其基石﹔如若對唯物史觀加以曲解，也勢必會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造成破壞。

在文中，李達從唯物史觀出發，著重對社會革命問題進行了理論分析，以澄清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各種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混淆。他指出：“依唯物史觀所說，新社會的組織，是舊社會組織中各種固有勢力發展的結果。資本制度發達至於一定程度的時候，必然發生一種‘自身解體的物質上的動因’，資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墳坑。可是某種社會形式中固有的生產力，若在可以充分利用發達的期限以內，決不會倒滅的。這種社會形式發展的結果，內中新生產力的利用和發達，當然要與這社會形式發生沖突。資本的獨佔成為生產力的桎梏。於是生產機關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遂與資本主義不能兩立，而新社會組織於是起來代替了。” 但就在對“新生產力”和“資本制度自身解體的物質上的動因”的理解上，在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發生了分歧。一些人對唯物史觀作了錯誤理解：“若說資本制度的解體是資本集中的結果，則由舊社會推移到新社會的途徑，完全可以離卻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識的行動” 。李達認為，這就使唯物史觀變成了機械史觀，陷入了機械史觀的宿命論：“社會黨無須干社會革命，隻聽資本主義自然發展好了。社會主義者也無須鼓吹革命，隻努力去開發實業好了。國家當然可以利用，階級當然可以調和了。因為資本集中的結果，自然要發生革命的。” 在他看來，第二國際的墮落正在於此。相反，對唯物史觀的正確理解則是：“資本制度發達到了一定程度，資本階級收集掠奪勞動者的血汗的剩余生產，增加自己的私有財產，勞動者僅依工錢謀生。於是社會截然分為有產者無產者兩大階級。無產階級受了資本階級的掠奪和壓迫，久而久之，就會發生一種階級的覺悟。有了這種階級的覺悟，就發生一種階級的心理。有了這種階級的心理，就會有一種階級的組織和階級的運動，就自然有一種團體的結合，成為階級斗爭的行動。階級斗爭的結果，無產階級得最后的勝利，自然要廢止私有財產，推倒資本制度。所以唯物史觀一方面說明資本制度發展的過程，一方面注重現社會中新興的無產階級的力量。若忽視這種階級的心理和階級的自覺，不去助長階級斗爭的運動，社會革命是不可期待的。” 在這裡，李達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對資本集中說、資本主義崩壞說、剩余價值說和階級斗爭說加以貫通，說明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根本點。因此，他認為，隻有對唯物史觀有了正確的理解，才能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作出正確的理解。

正是基於唯物史觀及其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理解，李達先后寫了《張東蓀現原形》、《社會革命底商榷》、《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等文，對張東蓀、梁啟超的社會主義主張進行了辨析與批判。他指出，張東蓀雖然發表了《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一文，但實際上是“不講社會主義去開發實業罷了” ﹔梁啟超的《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這篇名文，雖然立論似多近理，評議又復周到，但“明明主張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 。他的這些文字，對於中國人分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各種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起了積極的作用。

如何在中國實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是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選擇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之后所遭遇的又一個重大政治哲學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與那些迷信馬克思主義本本和共產國際指示的教條主義者不同，李達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不能隻從馬克思主義本本和共產國際指示出發，必須重視中國自己的國情，隻有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才能找到在中國實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李達於1923年5月發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明確地提出了“馬克思學說與中國” 的論題。他指出，馬克思學說之在中國，已是由介紹的時期而進到實行的時期了﹔但中國共產黨人如何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中國社會，中國無產階級應該為解決中國問題作怎樣的准備，這些問題卻尚未解決﹔因此，必須認真地提出並討論這一論題，說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關系。在他看來，這一討論包含三個問題：“一，目前的中國可以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社會嗎？二，假使目前中國可以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社會，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怎樣准備？怎樣實行？三，假使中國無產階級能夠掌握政權，應該採用何種政策？”

關於第一個問題，李達從唯物史觀出發予以了肯定的回答。他說：“什麼叫做社會革命？據馬克思唯物史觀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達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便和當時的生產關系相沖突，用法律上的術語說起來，就是和財產關系相沖突﹔然而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從前卻是在這財產關系裡面活動發展過來的。這些財產關系算是從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了。從此遂進於社會革命的時代。經濟的基礎一經變動，那巨大的上部建筑的全部，或是徐徐的，或是急劇的，也就跟著變革了。’……據上述的原理剖釋起來，社會革命乃是由無產階級舉行政治革命奪取政權來實現的。” 由此來看中國的現狀，“自從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便漸漸侵入了中國的內地，中國固有的經濟狀況，全被破壞，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此便進於產業革命時代。直到現在，國際資本主義商品暢銷全國，本國產業的狀況也進到紡織工業的萌芽時代，手工業大受摧殘，大多數人民遂陷於工錢奴隸和失業的地位” 。而在國際上，“最近八十年來，中國外交的歷史，完全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全國的金融操縱在外國資本階級之手，全國的鐵路礦山森林水運交通以及許多企業，大半都歸外國資本階級掌握。加以幾次的戰役賠款以及許多投資的借款，重利盤剝，中國全國的經濟生命，全被他們奪去了。此外在中國掠奪的種種政治權利，更是指不勝屈，北京政府間接就被他們支配。一言以蔽之，中國就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而已。” 李達由此斷言：“中國無產階級處在這樣的經濟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國共產黨乘機起來組織無產階級，企圖社會革命，在理論上在事實上並不是沒有確實的根據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李達則強調馬克思並沒有為中國無產階級提供解決中國問題的計劃和答案，中國無產階級進行社會革命的准備工作必須根據中國國情來著手。他指出：“中國無產階級對於目前的政治運動，究應怎樣決定，這一點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並未為中國共產黨籌畫，若按照目前中國國情，參照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蘭瑞士德國共產黨設下的計畫，也可以定出一個政策來。” 在他看來，即使是《共產黨宣言》，也沒有為解決中國問題提供直接的計劃和現成的答案，中國共產黨人需要按照目前中國國情，參照馬克思在1848年為歐洲各國共產黨人制訂的計劃，制定出適合於中國的革命政策。由此出發，李達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國共兩黨合作進行了分析。他援引了《共產黨宣言》向瑞士、波蘭、德國共產黨人提出的與有民主革命要求的資產階級聯合的建議以及在聯合中必須保持無產階級獨立性的告誡，指出：“中國共產黨聯合國民黨推倒軍閥政治的主張，在馬克思學說上也是有基礎的。只是我在這裡要促中國共產黨注意的地方，約有下列二項：一，中國國民黨似乎是一個社會民主的黨派，有資本家、知識分子及勞動者的三種黨員，共產黨至好是影響他們向左傾。將來民主革命成熟時，共產黨至好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去。不然，共產黨應該單獨的嚴整無產階級的陣。二，共產黨應注重‘組織無產者成為一階級’的工作，時時要保持獨立的存在，免受他黨所影響。” 在這裡，他從中國國情出發，為中國共產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提出了一個正確的方案。

關於第三個問題，李達的回答是：“我覺得一個國家的政策，總要根據當時產業的狀況和文化的程度來決定，有產階級的國家是這樣，無產階級的國家也是這樣。” 如對於《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的十項措施，他就認為，根據馬克思所說，這些措施隻有在最進步的各國才能採用，而且隻有最進步的各國無產階級執政時才能採用﹔而在落后的中國，情況就不相同，“假使中國無產階級能夠掌握政權，當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權力把私的資本主義促進到國家資本主義去。那麼，將來採用的政策當然可以根據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則來決定了。” 他進而“根據馬克思學說的原則和中國的產業狀況及文化程度” ，擬出了中國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后應採取的12項措施：“（1）不作工者不得吃飯﹔（2）平均地權，開辟荒地﹔（3）銀行國有﹔（4）交通及運輸機關國有﹔（5）對外貿易國有﹔（6）大產業國有﹔（7）廢除一切稅厘，征收嚴重累進率的所得稅﹔（8）有條件的輸入外資﹔（9）中學以下實行免費及強迫教育﹔（10）立定保工法﹔（11）工人及農人的無條件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12）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與男子平等。”

李達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如何在中國實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和闡發。從中可以看出，李達用唯物史觀觀察中國的前途與命運，既強調了人類歷史運動的普遍性的一面，主張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完全可以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中國社會，又指出了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的一面，主張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重視中國國情，從而要求在歷史的普遍性與歷史的特殊性的結合上，來解決在中國實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問題。李達的這些探索和闡發當然都是初步的，但他明確地提出“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的論題，並就這個論題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進行了富有啟發性的探討，從而開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關注和反復思考，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開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正是沿著歷史的普遍性與歷史的特殊性相結合的思路，在與其他政治哲學思潮的競爭中，對“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時代大問題作出了最為合理的回答。

從政治哲學向度來開展唯物史觀，構成了李達理解、闡釋與運用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方面，貫穿於他的一生。20世紀50年代后期，他在《歷史唯物主義講座》系列論文中，專門設立第五章《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論》和第六章《中國共產黨的中國革命論》，把馬克思主義革命論納入唯物史觀視域予以系統的闡發，這可以說是他從政治哲學向度開展唯物史觀的一個總結。如果不從這一向度看，李達在講唯物史觀時如此重視革命論問題，大概是很難理解的。

三、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本體論向度的開展

李達對唯物史觀的開展，除了向更具體的政治哲學層面伸展，以唯物史觀回答時代所提出的“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外，又向最抽象的本體論層面提升，將唯物史觀看作“實踐的唯物論”得以成立的關鍵。在他看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唯物史觀不僅是一種新的歷史觀，而且是一種新的唯物論，從而具有了本體論的意義。這無疑賦予了唯物史觀以更為豐富的內涵，給予了唯物史觀以更為深刻的理解。對唯物史觀的這一深入透辟的闡發，是他在《社會學大綱》一書中實現的。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從本體論層面說明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關系，是從瞿秋白開始的。1923年，瞿秋白在《社會哲學概論》一書中指出，哲學的任務不只是思考社會歷史，更在於“求宇宙根底” ，“統率精神物質各方面的智識而求得一整個兒的宇宙觀” 。在對“宇宙根底”的探求上，哲學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即“哲學中之唯心唯物論” 問題。隻有從這一問題入手，才能真正把握古往今來的哲學家們對“宇宙根底”的探求。他說：“人若想哲學問題，—— 就是他想組合一更穩固的‘宇宙念’（Contemplation de Monde）——他立刻就遇見難題：‘我’與‘非我’的關系，‘認識’與‘實質’以及‘靈魂’與‘自然’的關系。……直到如今，這一問題還是哲學中的根本問題。” 在這裡，瞿秋白第一次把恩格斯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介紹給了中國人。從哲學基本問題出發，他強調全部哲學史就是通過唯物論與唯心論兩派哲學的對立與互動而展開的，強調在哲學中必須堅持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強調隻有辯証唯物論才對唯物論作了最深刻的說明，強調辯証唯物論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方法論意義。他說：“社會哲學——現代的社會之綜觀及將來的社會之推究，應當：（一）先從哲學上之宇宙根本問題研究起﹔（二）繼之社會現象的秘密之分析﹔（三）再進於社會主義之解說。” 這就是說，隻有先說明本體論問題，才能深入說明歷史觀問題﹔隻有先講清楚辯証唯物論，才能講清楚唯物史觀﹔隻有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才能由空想成為科學。這就凸顯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及其意義。然而，瞿秋白在對辯証唯物論的理解上，表現出強烈的自然本體論和科學主義化傾向，強調對本體的說明僅在於對自然的認肯，力主用現代自然科學來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認為：“宇宙的唯物確是切於客觀的理論，在科學的研究可以完全証明的。” “歸根到底，‘存在’的根本，始終是電子組成的物質。” 這樣一來，就把哲學上的本體看作是物理學的電子，把辯証唯物論歸結為自然科學的物質理論。

李達也曾受到瞿秋白的影響。1929年，他在《社會之基礎知識》一書中論述社會的政治制度與觀念體系時，對哲學的理解就與瞿秋白的這些觀點十分接近。他說：“人要建立一個有組織的世界觀時，第一步當然發生了下列的問題，即是：‘我’與‘非我’的關系如何的問題﹔‘認識’與‘存在’的關系如何的問題﹔‘精神’與‘實在’的關系如何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希臘哲學的發展期，已成為哲學上的根本問題，直到現在，還是一樣。人類在其哲學的努力上，造成了種種哲學的體系，對於這個根本問題，給了無數不同的根本解答。通觀各種哲學對於這個問題的各種解答，可以分為兩個范疇。……（1）是唯物論﹔（2）是唯心論（觀念論）。把唯物論和唯心論調和起來的見解，是折衷論。哲學的歷史，簡直可說是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對立或斗爭的歷史。” 他進而指出，唯物論起源於古希臘米利都學派，到費爾巴哈達到頂點，其內容可以概括為九個命題：“（1）隻有自然是實在的﹔（2）自然離主觀（精神）而獨立﹔（3）精神是自然的一小部分﹔（4）先有自然而后有生命，先有物質而后有精神﹔（5）精神是在依一定方法組成的物質出現時才發生的﹔（6）精神無物質不能存在﹔物質無精神可以存在﹔（7）認識是由經驗發生的﹔（8）意識由外界所規定﹔（9）現實是唯一的認識對象，所以我們的知識，隻有和現實（存在）一致時，才真是客觀的。” 很顯然，李達在這裡也是強調以自然為唯一的實在，單純從自然出發來理解唯物辯証法的。

在20世紀30年代的唯物辯証法運動中，李達對於唯物辯証法的理解發生了變化，這就是看到了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重大意義，不僅在於實現了歷史觀的偉大變革，而且在於實現了唯物論的偉大飛躍。在《社會學大綱》一書中，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前史和形成的考察，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正是從唯物史觀出發，對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與黑格爾的辯証法進行深刻改造，從而創立了“實踐的唯物論”。這樣一來，就對唯物史觀的本體論意義作了富有歷史感的顯發。

李達首先對費爾巴哈的唯物論進行了考察，指出在黑格爾的唯心論之后，正是費爾巴哈重新把唯物論捧上王座，但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又存在著局限性，“隻到達於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並且是形而上學的唯物論” 。這就是說：“費爾巴哈在自然的領域是唯物論者，而在社會=歷史的領域是觀念論（即唯心論——引者注）者。他不能理解社會發展的物質的原動力。他在人與人之間，隻看到道德的關系、友愛的關系，不曾看到生產的關系。他排除宗教，卻用道德代替宗教，把道德看做真的宗教。所以他的社會觀是觀念論的。” 李達進而指出，馬克思、恩格斯也曾受到費爾巴哈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對他們只是暫時的，大約存在於1842年至1844年之間﹔也就在這一時期，他們發現並開始走出費爾巴哈哲學的缺陷﹔到了1845年，以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為標志，他們已超越了費爾巴哈向前邁進。在談到馬克思的思想轉變時，李達引述了馬克思1943年3月13日致盧格的信：“費爾巴哈的箴言，有一點我認為不正確，即他關於自然說得太多，而關於政治卻說得太少。但這是今日的哲學所以成為真理的唯一線索。” 他接著指出：“在這種處所，馬克思已經指出費爾巴哈對於宗教的理解缺乏了社會的——歷史的根據。” 李達又引述了馬克思1844年發表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話：“人類就是人的世界，是國家，是社會。這國家、這社會，是一個倒錯的世界，所以產出倒錯的世界意識的宗教。” “天國的批判轉化為地上的批判﹔宗教的批判轉化為法的批判﹔神學的批判轉化為政治的批判。” 他接著指出：“在這種處所，他（指馬克思——引者注）已經表明政治的批判要與普羅列達裡亞（即無產階級——引者注）相結合，而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使唯物論改變為實踐的唯物論了。” 那麼，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為何能夠超越費爾巴哈向前邁進呢？李達認為：“馬克思和當時隱居於德國農村的費爾巴哈不同，他是當時德國的政治的分派的領導者。他在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影響，決定的成為唯物論者以后，其注意的中心問題，是政治的問題，是政治的批判。所以他首先把費爾巴哈所理解的、只是自然主義的抽象的人類的本質，當作社會的歷史的范疇去把捉。”

李達又對黑格爾的辯証法進行了考察，指出黑格爾的辯証法是唯心論思維所能達到的最高峰，“黑格爾辯証法最偉大的特色，是人類的勞動、活動、實踐的意義的重視。但黑格爾是觀念論者，隻把勞動當作抽象的精神的勞動去理解。” 李達進而指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辯証法進行了唯物論的改造，特別是對黑格爾辯証法中的實踐概念的改造，這個改造是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進行的，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其代表性成果。李達說：“這部《草稿》中，闡明了勞動者與資本家、地主的階級關系，提起了貨幣、資本、工資、地租等的分析的經濟問題，並且批判了黑格爾的辯証法。其中最根本的契機，是黑格爾辯証法中實踐的概念之批判的展開。……馬克思把黑格爾辯証法中這個生動的實踐的概念，拿來放在唯物論的基礎上展開出來，引入於唯物論之中，給唯物論以新的內容、新的性質。他從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去說明勞動，這是與從來的唯物論和觀念論關於勞動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觀念論把人類從自然分離出來，使人類轉化為自我意識﹔舊唯物論把自然從人類分離出來，使人類轉化為生物學的范疇。因此，這樣的勞動、實踐的概念，變為抽象的東西，不能正確的說明人類的社會。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是人類與自然的結合。在勞動過程中，人類與自然相結合，自然對於人類發生具體的聯系。因而勞動是當作社會的人類看的人類的本質。” 這就是說，正是通過唯物史觀，使得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實踐概念作了新理解和新規定，轉化成為以物質生產勞動為主要內涵的實踐概念，從而使得唯物史觀的唯物論，既超出了以往的唯心論，又超出了以往的唯物論。與以往的唯心論不同，馬克思所講的實踐不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因此馬克思沒有像以往的唯心論者那樣，把人類僅看作是一種自我意識﹔與以往的唯物論不同，馬克思所講的唯物論不只是一種自然本體論，因此馬克思沒有像以往的唯物論者那樣，把人類轉化為生物學的范疇。

李達認為，通過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與黑格爾的辯証法的深刻改造，可以清楚看出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具有重要的本體論意義。他由此得出結論說：“馬克思的哲學的唯物論之形成，與歷史學、經濟學、社會主義等的研究，有不可分離的關系。由於這類的研究，暴露了歷史的發展法則，預見了布爾喬亞（即資產階級——引者注）社會的發生發展及消滅的傾向，指示了否定這種社會的主體是普羅列達裡亞。換句話說，歷史唯物論——科學的歷史觀之樹立，是唯物辯証法這種哲學的一個最重要的契機。” 因此，他強調唯物辯証法是“實踐的唯物論”，認為：“實踐的唯物論，由於把實踐的契機導入於唯物論，使從來的哲學的內容起了本質的變革。”

李達由唯物史觀出發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的理解，不僅使他在《社會學大綱》中對唯物辯証法作出了深入闡發，而且也是對唯物辯証法論戰中張東蓀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有力回應。張東蓀在當時認為，唯物辯証法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而隻能是一種社會哲學或歷史哲學。馬克思盡管很贊成辯証法，但卻不是純從哲學來立論，他的目的隻在於把這個正反合的程式運用於社會歷史變化，以為原始社會是共產的（正），現在社會是資本主義的（反），將來社會是必然地變到共產（合）。因此，唯物辯証法對哲學發展隻能起補充作用，在純粹哲學方面則是毫無建樹的，只是一個牽強附會與混淆不清的東西，甚至可以說是牛頭不對馬嘴。他說：“恩格爾思（即恩格斯——引者注）以及俄國馬克思派則硬把辯証法當作純粹哲學來講，同時把‘唯物論’一層當作認識論來講，於是便真成了一種新的純粹哲學。其實那裡會有這樣的哲學，只是一場胡扯亂鬧而已！” 這實質上是以唯物史觀否定唯物辯証法的本體論，進而否定唯物辯証法的哲學意義。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本體論向度的開展，正與張東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攻擊針鋒相對，由唯物史觀深刻論証了唯物辯証法的本體論，進而肯定了唯物辯証法的哲學意義。由此可見，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本體論向度的開展，不僅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是我們在考察李達的這一哲學活動時必須要看到的。

四、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歷史學向度的開展

在唯物史觀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中，李達首先重視唯物史觀與歷史學的聯系。其所以如此，不僅在於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是與歷史學研究直接相聯系的，而且在於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從一開始就重視唯物史觀的歷史學向度，李大釗的《史學要論》和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就是從歷史學向度闡發唯物史觀的代表作。在《現代社會學》一書中，李達設有《家族》、《氏族》、《國家》三章，從人類學古史研究出發，論述社會進化和國家起源問題，可以看得出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所給予他的深刻影響。這以后，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歷史學向度予以了進一步發揮，形成了自己的思路與領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歷史學向度的開展，是與他對唯物史觀的理解相聯系的。他反對把唯物史觀作脫離實際歷史的抽象化理解，反對把唯物史觀看作是一種思辨的歷史哲學，強調唯物史觀“不是‘關於社會及其發展法則的一般的學說’” ，也“不是抽象的社會的方法論” ，即不是那種思辨的歷史哲學所講的抽象的歷史發展公式，“不是解決一切歷史上的問題的萬應膏” 。對於西方哲學史上出現的各派思辨的歷史哲學，他在《社會學大綱》第二篇《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中，專門設第二章《布爾喬亞社會學及歷史哲學之批判》，進行了歷史的衡論和系統的批評。在他看來，與這些思辨的歷史哲學不同，唯物史觀決不與具體的歷史相分離，“是反映歷史發展之具體過程的科學的歷史觀” 。他說：“歷史唯物論是在最一般的大綱上，反映出統一的社會史的發展過程及其發展法則，反映出特殊的、異質的各種社會形態的發展及其轉變的根本法則的理論。在這種處所，一般與特殊之間，成立了正確的關系。” 這種對具體歷史發展中的一般與特殊關系的把握，成為了李達由唯物史觀進入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思路。

李達進而把這一思路落實到中國歷史研究中。他主張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中國歷史，在強調人類歷史運動的一般規律的同時，注意揭示中國歷史運動的特殊性。他根據唯物史觀指出，人類社會是不斷地向前發展的，這種發展是由社會內部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決定的，由生產力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總體及其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形成了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歷史唯物論把社會全部歷史列為先階級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現代社會、未來社會的五個順次發展的階段，指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的進行與特定發展階段上的特殊形態之統一，指出歷史過程的統一與聯結，發現歷史發展之一般的正確的法則。” 他認為，唯物史觀所揭示的社會發展階段進程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對於中國歷史運動來說也是適用的。同時，他又認為，不能把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階段理論作為一個普遍性的公式，簡單地套用來解釋中國歷史運動，而看不到中國歷史運動的特殊性。對於中國歷史運動，應當從一般與特殊的結合上來加以把握和說明。在這方面，李達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初，結合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和中國社會史論戰，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與闡發。

例如，李達為呂振羽著《中國社會史綱》所作《序》中，肯定了呂著的一個特點：“對於殷代以前的那一長遠的歷史時期，著者根據莫爾甘的《古代社會》，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盧森堡的《經濟學入門》等著，探求出史前期人類社會的一般特征﹔根據中國古籍中神話傳說式的記載和仰韶各期古物，探求中國史前期社會的一般特征，對這一歷史時期，整理出一個整然的系統。” 在這裡，他明確地主張，在中國歷史學研究中，必須注意把握好人類歷史運動的一般規律與中國歷史運動的特殊性的聯系。

又如，在《社會學大綱》一書中，李達對當時歷史學研究中爭論激烈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認為：“‘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在其本質上，與封建的生產方法並沒有根本的區別。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亞細亞諸國的幾個特殊經濟條件。即是說，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就是附加幾個特殊經濟條件的封建的生產方法。” 他進一步說：“所謂特殊的經濟條件，就亞細亞諸國說來，有下述幾種：第一，對於土地的統治權集中於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國王之手。第二，關於農業方面的水利灌溉等社會的事業是由國家組織的。第三，土地所有者的國家干涉人民的經濟生活。第四，土地所有者的國家向農民征取的租稅，與封建地租有同一的經濟的內容。第五，亞細亞諸國是土地所有者的獨裁國家。” 這些特殊的經濟條件，並不是與封建社會及封建國家無關的，而“明明是與封建社會及封建國家相關聯的” 。因此，“就基本的生產關系說來，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只是封建的生產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產方法的變種” 。在這裡，他指出了亞細亞諸國也經歷了封建社會，又指出了這種封建社會有著自己的特殊性，從一般與特殊的結合上說明了亞細亞國家的封建社會問題。

再如，李達在《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一文中，對中國封建社會與歐洲封建社會進行了比較，明確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性” 問題。在他看來，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戰亂、土地關系和君主專制三個方面上。其一，中國封建社會的戰亂，規模之大，時間之長，所造成的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的驚人損失，是歐洲封建時代所沒有的。其二，中國在周代時土地歸大小領主所分領，土地關系與歐洲封建時代相仿佛，但入秦以后，土地可由人民自由買賣，出現了民間地主，在民間地主之上更有作為大領主的國王，而歐洲隻有到封建制度解體之時，土地所有權才由領主移歸民間，領主也就隨著沒落，這是中國與歐洲在封建土地關系上的不同點。其三，周代的貴族政治，略與歐洲中世紀的封建政治相似，但秦以后二千余年之間，一直是君主專制統治的時代，這種君主獨裁政權樹立於民間地主的台柱之上，並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其間雖然更換了很多王朝，這種統治卻絲毫未曾改變，反而愈趨強化，而歐洲的君主專制政權，出現於封建制度解體之時，樹立在貴族階級與市民階級的均勢之上，這時的市民階級的力量已經可以與貴族相抗衡，且有駕凌其上之勢。通過這三方面的論析，李達從一般與特殊的結合上對中國封建社會問題作了深入闡述。

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歷史學向度的開展，尤其重視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他的《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中國現代經濟史之序幕》、《中國現代經濟史概觀》等論著，著力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探討，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在這些論著中，李達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經濟史進行了深入考察，以說明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並由此出發探尋中國革命的道路。因此，這些論著不僅有其理論的意義，而且有其實踐的意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當推1929年出版的《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一書。在該書的開篇，李達就明確指出了寫作這部書的目的：“要曉得現代的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社會，隻有從經濟裡去探求。現代中國的社會，已經踏入了產業革命的過程，漸漸脫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會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會的變動，都是隨著產業革命進行的。……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的過程和產業革命的過程，確有因果的關聯，我們要獲得中國社會改造的理論，惟有在中國產業革命的過程中去探求，這是我所以要編這個《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的小冊子的動機。”

李達對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也是從一般與特殊的結合上來開展的。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從全球性現代化運動的視域出發，對中國產業革命與歐洲產業革命的聯系與區別進行了考察，從而揭示了中國產業革命的性質與任務。在《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一書中，李達通過對大量統計資料的分析指出，中國自近代以來已開始了產業革命，在這一點上與歐洲近代歷史進程相類似，表明中國已經開始進入資本主義發展時代﹔但又必須看到，中國的產業革命有其特殊性，就其原因與內容來說與歐洲的產業革命頗不相同。大體上說，歐洲的產業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實由國內而逐漸展開以及於世界﹔中國的產業革命則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壓迫由世界而滲入國內。這就使得中國的產業革命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發展，而是半殖民地這一特殊歷史環境下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社會的新生產力，不僅受到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的阻礙，而且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限制而絕少發展的余地，從而使得中國產業革命和經濟發展步履維艱。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中國革命，即是要打破這種經濟的混亂和政治的混亂，求得中國產業革命和經濟發展的新的出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中國產業發展的兩大障礙，也是中國革命的兩大對象。這也就是說，中國革命的發生，從經濟根源上看，實際上是中國產業革命的結果，是在中國發展新的生產力的需要。在這裡，李達一方面從全球性現代化運動的視域來看待中國產業革命，另一方面又強調要“考慮中國社會問題的特殊性” ，這部書的最后一節即以此為標題。他說：“我們要注意的，中國社會是個半殖民地的社會，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先進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樣，半殖民地的社會問題的內容，和先進國的社會問題，也具有不同的特性。” 據此，李達反對把中國現代社會問題簡單化，隻歸結為產業勞動者問題和農民問題，而認為中國現代社會問題涉及到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生存，具有相當的復雜性和普遍性，不僅有產業勞動者問題、農民問題，而且還包括手工工人問題、商業店伙問題和失業者問題。后面的三項問題，在中國封建社會裡本不是大的社會問題，但由於產業革命的發生所造成的農業的崩壞、手工業的沒落、商業資本的發展、工業資本的形成，使得這些問題成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就使得這些社會力量也有參加中國革命、改變自身地位的要求，中國革命實是有廣大民眾參加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人民大革命。李達由此得出結論說：“中國革命的目的是在於解決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而解決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的方法，就在於發展產業。” “要發展中國產業，必須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廓清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樹立民眾的政權，發展國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

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歷史學向度的開展，從哲學與歷史學的結合上，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開展，作出了雙重的推進。李達的名字，不僅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相聯系，亦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相聯系。侯外廬晚年在回憶錄《韌的追求•自序》中寫道：“半個多世紀來，中國新興史學隊伍贏得科學，掙脫枷鎖，是有所作為，無愧時代和民族的。在這個隊列的名錄中，有郭沫若、李達、杜國庠、呂振羽、翦伯贊、范文瀾、吳晗、尚鉞、尹達……，與他們同伍，是我的殊榮。” 透過這位著名史學家的這段富有感情的文字，我們可以直接感觸到李達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上的重要性。

五、李達對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向度的開展

在唯物史觀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中，李達對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向度予以了特別的重視。早在1930年，他就與人合譯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這部書的上篇是《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下篇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出發點》，明顯地顯示出由哲學來開展經濟學的思路。在《社會學大綱》中，他十分重視唯物史觀與經濟學的聯系，並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來說明這一聯系，認為這一聯系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得到了典范性的體現。他說：“展開社會辯証法的代表著作是《資本論》。《資本論》暴露了布爾喬亞社會的發生發展及其沒落的法則，闡明了人類社會之辯証法的發展。在哲學的觀點上說來，《資本論》是‘資本的論理學（即邏輯學——引者注）’，是唯物辯証法在社會領域中的擴張的范本。” 正是這樣，李達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結合起來，在完成《社會學大綱》的同時，寫作了《經濟學大綱》與《貨幣學概論》，對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向度予以了充分的開展。

對於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向度，李達有自己的理解，這就是他所說的“廣義經濟學”。“廣義經濟學”來自恩格斯對“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構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待創造。” 李達直接承繼了恩格斯的這一思想，主張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是“廣義經濟學”。他在《社會學大綱》中指出：“歷史唯物論指導經濟學去研究各種社會經濟構造的各種歷史的特殊發展法則（廣義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構造的特殊發展法則，克服布爾喬亞經濟學的觀念論的見解。” 在《經濟學大綱》中，他進一步明確區分和界定了“廣義經濟學”與“狹義經濟學”，指出：“廣義經濟學，研究歷史上各種經濟構造的發生、發展與沒落及其互相轉變的法則﹔狹義經濟學，單隻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發展及沒落的法則。這種狹義經濟學，並不是完全離開廣義經濟學而獨立存在的科學，而是廣義經濟學的構成部分。” 在他看來，“廣義經濟學”與“狹義經濟學”的區別，最根本的還在於“廣義經濟學”有著自己的鮮明的立場與指向。他說：“我的研究所以要採取廣義經濟學的立場，不僅是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並且還具有實踐的意義。因為廣義經濟學，並不僅是為了求得經濟學的知識才去研究一切經濟構造，而實在是為了求得社會的實踐的指導原理才去研究它們。即是說，我們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為科學而科學，而是為了經濟上的實踐才研究經濟學。” 對於《經濟學大綱》一書的性質，他就旗幟鮮明地指出：“我所講授的這部經濟學，是廣義的經濟學。” 可以說，正是“廣義經濟學”的界定、立場與指向，標示了李達對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向度開展的特點。

李達認為，從“廣義經濟學”來開展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向度，應著重對歷史上各種經濟構造進行探討。他運用唯物史觀對社會結構進行了分析，強調了研究經濟構造對於經濟學的重要意義，指出：“依據科學的社會學的指示，社會分為基礎與上層建筑兩部分。社會的基礎，是生產關系的總體，是社會的經濟構造﹔社會的上層建筑，是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筑，立腳於經濟構造之上，而意識形態又與經濟構造相適應。因而社會形態，就是處於特定生產關系總體、以及由它所生的特定政治的法律的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之下的社會。並且這個社會，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是有其特殊的固有的質的社會。” 這樣看來，人的社會關系，包含著生產關系、政治的法律的關系與意識形態的關系。這些不同的社會關系，成為社會科學不同學科的對象：意識形態的關系是哲學、文學、藝術學等所研究的對象，政治的法律的關系是政治學、法律學所研究的對象，而生產關系即經濟構造的關系則成為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李達由此得出結論說：“經濟學的對象，是社會構成過程中的生產關系的總體，即社會的經濟構造。特定的經濟構造是特定社會的基礎，因而研究經濟構造的經濟學，是其他各種社會科學的基礎。” 在他看來，對歷史上各種經濟構造進行探討，是認識歷史上各種社會形態的立腳點，對各種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李達進而認為，對歷史上各種經濟構造進行探討，在於考察人類歷史上不同經濟形態的生成、發展與衰落，以及由舊形態向新形態的轉變。他認為，這是“廣義經濟學”研究經濟構造的最主要內容。他說：“歷史上的各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法則的特殊性，以及順次由一種形態推移到次一形態的轉變法則的特殊性，是科學的經濟學所要集中其注意力的焦點。” 又說：“經濟學的任務，在於暴露各種經濟形態的發生、發展及其轉變的特殊法則。” 這樣一來，就使得經濟學研究被賦予了豐富的歷史內涵，使得經濟學在本質上成為了一門歷史的科學。在《經濟學大綱》中，他專門引錄了恩格斯的論斷：“所以經濟學，在其自身的本質上，是歷史科學。它所處理的東西，是歷史的材料，即不斷變化的材料。經濟學首先研究生產及交換的各個發展階段的特殊法則” 。在歷史上的不同經濟形態中，李達當然重視現代世界中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認為這是“廣義經濟學”必須研究的內容﹔但同時，他也很重視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指出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不僅是人類經濟形態發展的必經階段，而且其影響即使在現代世界中仍然到處存在，特別在政治與經濟落后的民族國家中，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仍然是重要的經濟形態，因而這也是“廣義經濟學”必須研究的內容。他特別提醒中國經濟學研究者關注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及其對現代世界的影響，指出：“目前整個的世界，除了蘇俄以外，其余全部都處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之下，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宰割之下的、擁有十二億人口的許多殖民地的落后民族，卻仍然過著先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生活。這許多落后民族的落后經濟形態的崩潰傾向（即發展法則）究竟怎樣？它們能有什麼有希望的出路？它們為要找到出路究竟要怎樣去努力？——這些問題，都屬於廣義經濟學研究的范圍。”

李達強調，“廣義經濟學”還要研究中國現代的經濟。在《經濟學大綱•緒論》中，就設了《中國現代經濟研究的必要》專節，對這一問題作了說明。李達說：“為什麼要研究中國現代的經濟呢？要答復這個問題，先得說明我們為什麼研究經濟學的問題。我們不是為了研究經濟學才研究經濟學，而是為要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才研究經濟學。但研究經濟學的我們，是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僅生活於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並且生活於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現代的中國。我們研究經濟學，能夠隻知道注意於世界經濟，反而忽視了中國的經濟麼？我們能夠說中國現代的經濟，和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一樣，因而認為沒有研究的必要麼？” 對於中國經濟學界所存在的忽視、漠視中國經濟研究的狀況，李達提出了尖銳批評：“從來的中國的經濟學，或者只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者並行的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但對於中國經濟卻從不曾加以研究。這些經濟學專門研究外國經濟，卻把中國經濟忽略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是極大的缺點。因此，我主張廣義經濟學，除了研究歷史上各種順序發展的經濟形態以外，還必須研究中國經濟。隻有這樣的研究，才能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具體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態，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體的經濟理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的來蹤和去跡。” 因此，在《經濟學大綱》一書中，他對中國經濟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特別對中國前資本主義經濟及其向資本主義經濟轉化問題進行了專門的闡發。書中第一部《原始社會古代社會及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第三章《封建的經濟形態》，在論述封建經濟的形成時，設有《周民族征服殷民族與封建制的形成》專節﹔在論述封建的經濟構造的具體實例時，設有《中國的封建經濟》專節﹔在論述封建社會都市手工業時，設有《中國封建社會的手工業之發展》專節﹔在論述封建社會商業的發達及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時，設有《中國封建時代商業、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的發達》專節。從這些專節中可以清楚看出，李達的“廣義經濟學”是與中國經濟的歷史與現實直接相聯系的。

李達希望通過這些專門性的探討，幫助中國人更具體更深入地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從中來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變遷的走向。對於中國現代的經濟構造，李達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現代的經濟，不是原始的或奴隸制的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也不單純的是封建的或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國現代的經濟，雖然處在前面所說的經濟形態的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卻不能成為一個階段上的獨立的經濟形態。大體上說來，中國現代的經濟，還停滯在由封建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狀態中，但是深深的烙上了國際帝國主義殖民地的火印。” 由此而進，李達又提出了解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困境的途徑。他說：“就中國經濟的現狀稍微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出三個互相交錯的過程：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民族資本萎縮的過程和封建農業崩潰的過程。這三個過程中，第一過程佔居統制的地位，這是不待多言的，第二過程已是第一過程的附屬物，第三過程雖然被第一第二過程所統制著，卻仍然表現頑強抵抗的力量，仍在困苦狀態中掙扎著。換句話說，封建的手工農業雖被壓榨著，而佔全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國農民，卻仍依靠這種農業的生產而生活。這種狀況是現代各帝國主義國家所沒有的。所以現在的中國經濟，是處於帝國主義宰割之下的、工農業陷於破產狀態的經濟。這種經濟，可以說是國際資本主義殖民地化的經濟。在這種特殊的經濟狀況下掙扎著的中國國民，究竟應怎樣尋求自己的生路呢？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整個中國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有正確的客觀的理論做實踐的指導，才能成立民族解放的戰線，才能進行民族解放的工作，才能提起中國經濟改造的問題。”

通過對“廣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闡述，李達提出了“廣義經濟學”的基本原則：“要獲得那種客觀的正確的指導的理論，就必須把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經濟的進化之客觀的法則，同時具體的考察中國經濟的特殊的發展法則，以期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 在他看來，一切民族國家的人民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但“這種必然性的實現，因為各個國民的經濟的政治的種種特殊性，就會刻印著各自的特色” 。在這裡，他已指出中國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僅是歷史必由之路，而且是有著自己特色之路。他所提出的“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不僅指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追求目標，而且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重大意義，成為《經濟學大綱》的畫龍點睛之筆。而這樣的手筆，當然也隻能出自李達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家。

李達對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向度的開展，從哲學與經濟學的結合上，既推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展，又推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開展，有著雙重的重要意義。特別是他主張通過“廣義經濟學”的研究，通過“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幫助中國人更具體更深入地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從中來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變遷的走向，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更具有直接的實踐意義。自李達始，“廣義經濟學”研究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領域，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就先后在20世紀40—50年代和80年代寫出了兩版三卷本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后來，毛澤東在談到經濟學研究時就強調：“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 又說：“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証法這個武器。” 李達在經濟學研究中的成就，也無疑與他的哲學思考與探索相聯系，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他對唯物史觀的深刻理解。

六、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法理學向度的開展

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法理學向度，早在《現代社會學》一書中就予以了關注，在《社會學大綱》中則作了更明確的說明，認為歷史唯物論對於法學的意義在於：“指示法與國家的理論，把法與國家當作建立於經濟構造之上的上層建筑去理解，闡明法與國家是隨著經濟的構造之歷史的發展而發展，而取得歷史上所規定的特殊的形態，闡明其特殊的發展法則，使法與國家的理論，從一切布爾喬亞的法與國家的觀念論的見解解放出來，得到真正科學的性質。” 更為重要的是，他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直接開展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法理學研究，寫出了一批馬克思主義法理學論著。40年代后期，他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撰寫了《法理學大綱》一書，開啟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研究﹔50年代中期，他配合新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的制定，撰寫了《談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等著作，從法理學上對新憲法作出了深入闡發。可以說，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法理學向度的開展，也同樣有著重要創獲和代表性成果。這成為了他對唯物史觀所作多向度開展的一個最有特色的方面。

在《法理學大綱》中，李達強調了哲學與法理學的密切聯系，強調了必須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用唯物史觀來指導法理學研究。他指出：“法理學原是法律哲學。法律哲學，是一種特殊哲學，是哲學中的一個分支。特殊哲學與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各派法理學，都採用一種哲學作為理論的根據。各種法理學，都是一種特定的哲學在法律領域中的應用和擴張。……本書所採用的哲學，是一個科學的世界觀。科學的世界觀，是研究整個世界的發展的一般法則的科學。它是人類知識全部歷史的總結論。” 這裡的“科學的世界觀”，指的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辯証法。他又進一步指出：“法理學所研究的法律現象，是世界萬有現象中的一部分，同時又是社會現象中的一部分，所以法理學不但是科學的世界觀的構成部分，同時又是科學的社會觀的構成部分。從世界觀到社會觀、到法律觀的推移，是順次由普遍到特殊的推移。法律觀被包攝於社會觀之中，直接由社會觀所指導，間接由世界觀所指導。在這種意義上，法理學是通過社會觀而接受世界觀的指導的。於是法理學與社會觀的關系，比較它與世界觀的關系，更為具體而直接。” 這裡的“科學的社會觀”，指的是作為唯物辯証法重要內容的唯物史觀。在李達看來，法理學與唯物史觀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法理學必須接受科學社會觀的指導” ，這就明確提出了唯物史觀的法理學向度的開展問題。

李達認為，對唯物史觀的法理學向度的開展，其最主要之點，在於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正確關聯上、從全體的關聯上、從發展的過程上，去理解作為社會現象之一的法律現象，即“把法律制度當作建立於經濟構造之上的上層建筑去理解﹔闡明法制這東西，是隨著經濟構造之歷史的發展而發展，而取得歷史上所規定的特殊形態，闡明其特殊的發展法則，使法律的理論從神秘的玄學的見解中解放出來，而構成為科學的法律觀” 。在這裡，他尤其強調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科學的法律觀”，認為這是“以暴露法律發展法則為對象的科學” ，從而與其他各派法理學區別開來。他說：“說起‘法律的發展法則’時，大多數法學家或許認為是海外奇談。他們大都受了觀念論法理學的熏陶，以為法律是人類意志造出的規范，它本身已是法則，此外還有什麼法則可說？觀念論的法理學，在法律的領域中，大都採取目的論，放棄因果律﹔即使有的承認因果律，也隻限於心理的或精神的方面，而否認客觀的因果律。又如所謂社會法學，雖然承認法律是社會現象，而主張法律學是社會學的一部分，卻不承認法律有什麼發展法則。因為這派所崇奉的市民社會學（即資產階級社會學——引者注），是主觀主義的，是觀念論的。” 針對這些唯心論的法理學，他從唯物史觀出發，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不同看法：“法律的發展法則，是法律現象本身中所固有的、客觀的、內在的諸現象間復雜錯綜中本質的關聯之反映。這本質的關聯，即是法律現象中內在的根本的矛盾。這內在的根本的矛盾，是法律的自己發展的源泉。由於這內在的根本的矛盾，法律就由低級形態推移於高級形態，由舊形態轉變為新形態。特定歷史階段上法律的體系，由於它內在的矛盾之發展而發展，而又趨於消滅，轉變為它種高級的體系。這便是法律的發展法則。” 在他看來，“法理學必須闡明法律的發展法則，才能成為科學的法律觀” 。

正是這樣，李達在《法理學大綱》第二章《各派法理學之批判》中，對西方古往今來的各派法理學進行了考察與批判，涉及以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法理學，以西塞羅為代表的古羅馬法理學，以奧古斯丁、阿奎那為代表的中世紀神學派，以格老秀斯、霍布斯為代表的擁護君權的自然法學派，以洛克、盧梭為代表的提倡民權的自然法學派，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玄學派，以薩維尼為代表的歷史學派，以布拉克斯頓、克裡斯襄、邊沁、奧斯丁為代表的分析學派，以及19世紀后期以來的社會哲學派、比較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李達認為，各派法理學對該時代的法律都有相當的貢獻，后起的各派對先起的各派更有補偏救弊的功能。“市民時代（即資本主義時代——引者注）法律發達的趨勢，都多少受了各派法理學說的推動，這是無容置疑的。如自然法派的學說，幾乎全部被採用為法國法律的立法原理﹔玄學派、歷史學派及社會功利派法學又成為德國法律的原則﹔分析派對於英國立法也有很大的貢獻﹔社會學派的學說，對於美國司法界也有很大的影響。” 但在李達看來，這些法理學派又有共同的缺陷，即都以唯心論為其哲學基礎，都沒有歷史主義的觀點，都缺乏社會現象互相聯系的觀點，都是站在不公平的基礎上去覓求公平，因此，它們的學說都未能構成“科學的法律觀”。特別是資產階級法理學，回避現實，文飾現實，不能也不願暴露法律的發展法則，“只是想把自己階級的意志加入於統治萬人的法律之中” ，存在著嚴重的局限性。“科學的法律觀”，應當克服這種局限性，成為“以暴露法律發展法則為對象的科學”。

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法理學向度的開展，具有強烈的時代性與實踐性，對近代中國的法律、法學的現狀及法理學的走向，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他在談到法理學的任務時，就直接指向了近代中國的法律、法學的現狀，指出：“就社會科學說，人們在其社會的實踐中，逐漸的理解社會的發展法則，並依據這法則，去積極改造社會，以改進我們的社會生活。作為社會科學之一的法理學，如果真能闡明法律的發展法則，就可以依據這法則以改造法律，使法律適應於社會生活，並促進現實社會的發展，這是關於法理學的任務的問題。提起法理學的任務時，我們不能不以中國的法律、法學及其與中國社會的關系為問題。” 在他看來，近代中國的法律體系，是被迫接受西方法律原理的產物，是通過在晚清延請帝國主義法學家編纂、在民國幾經修改而形成的﹔而近代中國對法律的注釋，也是從外國引入的。對此，他感嘆地說：“法律是舶來品，法律的注釋也是舶來品。法學對於法律，果然配合得很好，但對於中國社會的現實，是否也能夠配合，那就是一個問題了。這個問題，是法學方面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問題。這個問題如不解決，中國的法學自身沒有生機，也不能促進法律的改造，因而也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這是很明白的事情。” 他進而認為，這個“法學方面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問題”，唯有進行法理學的研究與批判才能加以解決，但近代中國的法理學的走向，同樣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他繼續感嘆地說：“說起法理學，各大學法律系，在十多年以前就設立了這個功課，主講的先生們如何教法，不大知道。聽說多有採用外國人所著的原本或譯本作為教本的，也有自編講稿的。若用外國人的著作來講授，那便連法理學也是舶來品了。” 對於這些“舶來品”，李達並沒有完全否定其歷史進步性，也肯定它們是“新”的、甚至是“最新”的東西﹔但他同時指出，這些“新”的、甚至是“最新”的“舶來品”，畢竟難以正確反映中國社會的現實，不是中國社會發展中所需要的東西。

如何來改變近代中國的法理學走向呢？如何通過法理學的研究與批判，來改造近代中國的法律、法學的現狀呢？李達力主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引入法理學研究，開展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法理學研究。他對這一研究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指出：“法理學的研究，首先要闡明世界法律發展的普遍原理，認識法律的發展與世界發展的關系，認識特定歷史階段上的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其次要應用那個普遍原理來認識中國的法律與特殊的中國社會的關系，由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路線，展開與之相互適應而又能促進其發展的法律理論，作為改造法律充實法律的指導。為要完成這個任務，法理學的研究者，必須具有科學的世界觀與認識世界的方法，認識法律在萬有現象中的位置，認識法律怎樣隨同整個世界的發展而發展﹔又必須具有科學的社會觀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認識法律在社會現象中的位置，認識法律怎樣隨同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他們隻有具有科學的世界觀與社會觀，才能跨出那法典與判例的洞天，曠觀法律以外的社會與世界的原野，究明法律與世界、與中國現實社會的有機的聯系，建立法律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可對時代作積極的貢獻，而不至於與時代脫節﹔才能促進法律的改造，使適應於現實社會，促進社會之和平的順利的發展，可以免除中國社會的混亂、紛爭、流血等長期無益的消耗。這樣的工作，雖是艱巨的，卻是可能的。這樣的工作，是法理學最高的任務。” 在他看來，隻有引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中國法理學研究才能走出困境，得到真正的發展，並對近代中國的法律、法學的現狀作出切實的批評與改造。

正是這樣，當新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誕生的時候，李達極為振奮，積極撰文，從法理學上說明新憲法的來源、性質和作用。他指出，憲法的來源，不是要到人類頭腦中去探求，不是要到哲學家、法學家的“偉大觀念”或“最高理性”中去探求，也不是要到法律制度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生活條件中去探求。因此，他首先強調“我國憲法是歷史經驗的總結” ，認為在這歷史經驗的總結中，既包括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英勇斗爭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又包括中國近代關於憲政問題和憲政運動的歷史經驗的總結，還包括新中國成立以來新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正是基於鴉片戰爭后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生活條件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正是基於鴉片戰爭后一百多年來中國歷史經驗的總結，才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新憲法。他進而指出，正是基於這樣的來源，新憲法充分反映了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共同願望，在性質上是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在作用上是全國人民為建成社會主義而斗爭的旗幟。這也就論証了新憲法的合理性與法律地位。在他看來，一部法律在中國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法律地位，關鍵在於看它是否是在中國社會的基礎中產生的。在《法理學大綱》中，他曾寫道：“隻有這樣從中國社會的基礎中產生的法律，才是與中國社會的前途相配合的法律。隻有這樣的法律才能推動中國社會的前進。” 對於新憲法，李達也是由此入手來闡發其合理性與法律地位的。他特地提醒人們：“我國的憲法是全國人民大眾的共同意志的表現，它決不是幾個法學家在書齋裡寫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們學習這個憲法，必須結合客觀的革命實際和社會實際，來理解它的根本精神。”

法理學是一個法學與哲學相交叉的學術領域。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法理學向度的開展，開拓出中國馬克思主義法理學這樣一片新天地，既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又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著名法學家韓德培對於李達的法理學研究予以了高度評價，稱李達是“我國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法學的一位拓荒者和帶路人” ，認為“他為我國的法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子” 。可以說，對唯物史觀的法理學向度的開展，是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傳播、闡釋與中國化作出的一個頗具特色的貢獻。

七、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多向度開展的當代意義

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多向度開展，他為唯物史觀的傳播、闡釋與中國化所做的開拓性工作，不僅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而且對於唯物史觀在21世紀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富有啟迪意義。

首先，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多向度開展，充分展示了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地位、意義和重要性，即唯物史觀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構成，而且與更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與更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都有著直接的關聯，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獲得了具有現實性和歷史感的充分開展。這就啟示我們在思考唯物史觀在21世紀中國的開展時，必須重新審視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作用和價值，切不可對唯物史觀作簡單化、平面化的理解。

其次，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多向度開展，建立了唯物史觀與歷史學、經濟學、法理學等不同學科的密切聯系，既使唯物史觀從這些學科中獲取思想資源，以充實和發展自己的內涵，又使唯物史觀深入這些學科研究之中，為其提供思想方式、開拓思維空間。這不僅有力地促進了唯物史觀的開展，擴大了唯物史觀對中國思想世界的影響，而且積極地推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經濟學、法理學的建設，拓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空間。李達在這方面留下的大量著述，其中的一些觀點，在今天看來，或許已經過時，或許有其局限性，但總的思路與總的方向，卻無疑是正確的。這就啟示我們在思考唯物史觀在21世紀中國的開展時，必須重視加強唯物史觀與不同學科之間的聯系，切不可把唯物史觀封閉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更不可把唯物史觀變成為抽象的思辨的歷史哲學，僅靠概念的推演與邏輯的構造來說明歷史和解釋現實。

再次，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多向度開展，凸顯了對中國現實與中國問題的關注，不僅要求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向中國實際，回答中國問題，而且要求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學、經濟學、法理學指向中國實際，回答中國問題。對於李達思想和著述的這一特點，毛澤東深有感觸，早已點明。1938年，毛澤東在讀《社會學大綱》一書時寫道：“找出法則、指示實踐、變革社會——這是本書的根本論綱。” 當然，不隻《社會學大綱》是如此。可以說，這是李達全部思想和著述的基本品格。這就啟示我們在思考唯物史觀在21世紀中國的開展時，必須重視指向中國實際，回答中國問題，切不可把唯物史觀研究變成遠離中國實際、不談中國問題的學問。

李達留給我們的這些啟示，顯示了他對唯物史觀的多向度開展，具有著長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珍視、總結、承繼這一份寶貴的思想遺產，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21世紀的新開展，是我們今天哲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我們對這位先驅者的一個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