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蜀國的都城和疆域

內容提要：商代，位於商王朝西南的古蜀王國以今四川廣漢三星堆為都城，西周至春秋初期以成都為都城，春秋前期一度以郫邑為都城，至春秋中期最終定都成都。商周春秋時期，古蜀王國的疆域北達漢中，南至南中，東至鄂西清江。戰國時期，蜀國向北保有漢中，向南深入西南夷，向東據有嘉陵江以東地區，成為中國西南的泱泱大國。

關鍵詞：先秦 蜀國 都城 疆域

先秦時期，位於中國西南的古蜀王國，是以四川盆地為中心、以成都平原為根據地的文明古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有關古蜀王國的歷史和文化，僅有《尚書•牧誓》、《逸周書•世俘、王會》、《史記•秦本紀》等文獻的片言隻字記載，以及殘缺不全的揚雄《蜀王本紀》和材料不算豐富的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可資參考，考古方面則鮮有可以說明問題的資料。1980年代后期至本世紀初，隨著四川廣漢三星堆文化、成都十二橋文化和成都金沙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有關古蜀王國、古蜀文化、古蜀文明的研究開始朝著深入廣泛方面發展，許多問題進入科學研究的軌道並開始獲得解決的生機。但是毋庸諱言，關於古蜀王國的若干基本問題目前還處於探索之中，本文所討論的即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一 商代魚鳧王朝的統治范圍

商代，古蜀王國魚鳧王朝以成都平原西北部今四川廣漢三星堆為都城， 以成都平原中部為統治中心，以陝南漢中地區為北部屏障，以長江上游川江峽區的夔門、巫山地區為東部前哨，以西南夷地區為戰略后方。

這一時期古蜀文明的空間分布，除三星堆遺址及其周邊區域而外，從考古文化上顯示出來的還有成都金沙和十二橋遺址商代文化層、羊子山土台、指揮街遺址、新繁水觀音遺址、雅安沙溪遺址、漢源和石棉商代遺址和遺存、漢中城固青銅器群等，以及古文獻如《華陽國志•蜀志》所記載的岷江上游的古蜀文化等一大片連續性空間，它們不論在文化面貌還是文化內涵上都同屬於三星堆文化，因此均應納入古蜀文化區范疇。它們與古蜀文明的政治關系，是古蜀文明結構框架中各個層面和各個支撐點同文化中心的關系。三星堆作為魚鳧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國最高權力中心之所在，其他位於不同層級和邊緣地區的各級次中心及其支撐點，則是這個中心在各地實施統治的堅強基礎和有力支柱。這種情況，與三星堆青銅雕像群所呈現出來的層級結構完全一致，表明古蜀王國的最高權力中心控制著分布有眾多族類的廣闊地域，這片廣闊地域內的各個地方性族系之長，大多是臣屬於古蜀王國王權的小國之君，既是蜀之附庸，又是共奉古蜀王國主神的群巫， 魚鳧王朝王權行使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於對這片廣闊地域上各個地方性族系之長的直接控制的。這一點，同商代諸方國與商王朝的關系極為類似。

位於四川盆地北部邊緣山地的陝南漢中盆，是古蜀王國的北方軍事屏障。漢中城（固）、洋（縣）地區湑水河兩岸的蘇村、五郎、蓮花、呂村等地，近30年來出土商周青銅器近干件。 這批青銅器中，有大量兵器，主要的是三角形援無胡直內戈，這種青銅戈是古蜀王國兵器的主要器類，學術界稱之為蜀式青銅戈。在城洋地區，蜀式青銅戈沒有完整的起源演化序列，應當是由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中心傳播而去的。由大量蜀式青銅兵器可以証實，漢水、湑水河一帶分布有古蜀的軍事重鎮。以此聯系到殷墟甲骨文中“伐蜀”、“伐缶（褒）與蜀”的記載來看，殷人所伐蜀，實為蜀的北方軍事邊疆，即今漢中褒城、城固、洋城一帶，並不是成都平原古蜀王國的中心地區。周原甲骨文中的“伐蜀”、“克蜀”，其實也是征伐蜀的北部邊緣，而不是成都平原古蜀王國的腹心地區。 《逸周書•世俘》所記載的“新荒命伐蜀”，同樣也是如此。蒙文通先生曾認為，《逸周書•世俘》所記載的武王命新荒伐蜀，前后隻有5天，從距離上看，新荒的軍隊不可能在5天之內就能夠往返於牧野與古蜀王國之間，所以此書記載的蜀，必然別是一個蜀。 其實，隻要我們把上述考古資料、殷墟甲骨文和周原甲骨文以及文獻資料相互聯系起來，就會清楚地看出，商代晚期古蜀王國的北部疆域已經擴展到了漢中一帶，這一帶就是魚鳧王朝的北部邊境所在，也是兩周時期古蜀王國杜宇王朝和開明王朝的北疆所在。據李學勤先生研究，《逸周書•世俘》這條材料是說周武王曾令辛荒追討逃入蜀地的商王朝舊臣霍侯等， 並不是討伐古蜀王國。可見，所謂“新荒命伐蜀”，應是新荒奉武王之命進入古蜀王國北部疆界追討商王朝余部，而不是討伐位於成都平原的古蜀王國大本營。

古蜀王國的東部邊緣，是在渝東鄂西之際，即長江三峽的夔門、巫山之間。 考古學上，在成都平原到川中丘陵、渝東平行嶺谷，再東出三峽直到鄂西宜昌地區的長江干流兩岸，從二裡頭時期開始直到商周之際，三星堆文化因素已經在這片廣闊地域內形成空間連續分布狀態。渝東鄂西的大多數三星堆文化遺存，都屬於一般性居址或地點，在鄂西出土了標志古蜀王國魚鳧王權統治的鳥頭柄，有可能是古蜀王國鎮撫其東界的官員駐節之地。

位於四川盆地西南地區的青衣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新石器文化面貌復雜，內涵不一。在這個區域內發現的古蜀文化遺存，年代均屬青銅時代，是由古蜀三星堆文明的南向擴張所造成的。四川西南地區的漢源、石棉等地曾出土不少典型的古蜀文明青銅兵器，意味著古蜀王國曾經在此建立過軍事據點，可能充當著三星堆文明南下擴張的前哨。漢源和雅安，僅一大相嶺所隔，一南一北，兩地扼守著古蜀文明中心與西南夷交通的要道，再往南，就深入到古代的“夷越之地” ，即西南夷地區。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人物雕像中，有許多是西南夷的形象，表明了西南夷各族從屬於古蜀王國的事實。從古蜀文明的政治與文化擴張以及對外交流看，從四川盆地經西南夷地區再分別至緬甸、印度和中南半島的交通線，即學術界所習稱的“南方絲綢之路” ，在商代已經初步形成，在這條線路沿途的許多族類，同古蜀王國保持著貿易或貢納等不同關系，成為古蜀王國極為重要的戰略后方。

古蜀王國的東部邊緣與北部邊緣，由於邊際區域的政治與文化接觸對象不同，因此兩地的駐節人員的使命就有所不同。在陝南漢中盆地，與蜀文化的北緣相接觸的是商文化的西南緣，這兩支文化都同時處在上升階段，商文化正竭力擴展其西南邊緣，蜀文化則正竭力擴展其北部邊緣。這兩支雄心勃勃的軍事前鋒一旦相遇，便互不相讓，從並峙發展演變為軍事對抗。商文化的南下和蜀文化的北上，從考古資料看，正值殷墟時期，這在商王朝正是高宗武丁執政前后。據《史記•殷本紀》，武丁時“殷國大治”。《詩經•商頌•玄鳥》記載說，武丁不斷對外用兵，開疆拓土，“邦畿千裡，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孟子•滕文公下》也記載說：“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而同一時期正值古蜀三星堆文明發展的高峰，大型祭祀坑中的大批金、玉、銅器便出在此時。所以，這兩支朝氣蓬勃的青銅文明一旦碰撞沖突，就發生一系列軍事行動。殷卜辭中的“登人征蜀”為第一期即武丁期卜辭，就是此期間兩軍在陝南對壘以至構兵的明確記錄。

可是，在古蜀王國東部邊緣的渝東鄂西之地，情形卻大不相同。渝東鄂西之際在二裡頭文化（相當於夏代后期）前后，社會和文化進化速度較為緩慢，程度較為淺顯，土著文化都是新石器文化，總體上尚未進入文明。在這個時候，已經達到高度發展的古蜀文明向渝東連續分布，進行擴張，其勢有如破竹，不可阻擋，在當地難以遭遇強大的軍事抵抗，所以基本上未見軍事壁壘一類考古遺跡。在這種情形下，文化接觸和交流的環境比較有利於蜀，因此古蜀文化的東部邊緣，就主要發揮了其文化交流的功能，商文化的若干因素，就是經由長江走廊，從渝東鄂西傳播到成都平原古蜀王國本土的。

所以，盡管在陝南漢中一帶，古蜀王國與商王朝正在進行著無數戰事，烽火連天，可是在靜謐的東部，商文化的若干因素卻能和平地、源源不絕地流入古蜀文化的腹心之地。可見，這兩個邊緣地帶，對於古蜀王國來說，既保衛了古蜀文明中心的安全，又實現了與商王朝的文化交流，充分發揮了功能互補的重要作用。

二 西周至春秋初葉杜宇王朝的都城和疆域

商代末葉，杜宇取代魚鳧王蜀，這是古蜀王國的一次王朝更迭。經過這次王朝興替，蜀王杜宇在成都平原建立起古蜀的第二王朝——杜宇王朝。杜宇王朝時期的古蜀王國，經濟發展，文化昌盛，逐步成為中國西南地區的強國。

商末蜀人曾跟隨武王伐紂，即《尚書•牧誓》記載的“庸、蜀、羌、髦、微、盧、彭、濮人”中的“蜀”。周初，蜀王杜宇封為西周諸侯。周成王時銅器《班簋》銘文以蜀為西周的“四方望”之一，即西南邊疆之表率。 《逸周書•王會篇》也記載：周成王大會諸侯於成周(今洛陽)，各方諸侯以其方物進獻王室，“成周之會……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雞。”孔晁注：“鳥有文彩者。皋雞似鳧。”所謂有文彩而似鳧的皋雞，實即魚鳧王朝的神物和標記。三星堆第三、四期出土的陶塑鳥頭，頭頂、頸部、眼眶及嘴部飾有雲雷紋，就是這種有文彩的鳧。蜀王參加成周諸侯大會而獻鳧與周成王，其意義正如西周春秋時期諸侯告捷、獻功、薦俘於周王廷一樣，表示告以對商代魚鳧王政權的徹底推翻和取代。這無疑是杜宇開國年代的極好佐証，同時也是杜宇為西周諸侯的極好佐証。

杜宇開國建立王朝后，作為西周諸侯，按照西周制度，實行兩都制， 即以成都為都城，作為杜宇王朝的“先君宗廟之主”所在地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岷山下邑曰郫”為別都，作為防止前朝魚鳧王出湔山（今四川都江堰市境內的茶坪山）進行復辟的軍事重鎮。杜宇對外加深同西周王朝的關系，對內推行重農政策，加強統治機構，穩定統治秩序，招徠民眾，使先前隨魚鳧王“仙去”的“化民”復出歸順，恢復了生產力，古蜀王國逐漸重新走向強盛。

關於杜宇王朝建都何地的問題，歷史文獻沒有確切記載，至今學術界亦眾說紛紜，迄無定論。這裡僅從文獻與考古資料相結合的角度進行必要的考辨。

《蜀王本紀》記載：“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積百余歲” 。《華陽國志•蜀志》記載：“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一說首治於郫，一說移治於郫，二者必有一誤。

《華陽國志•蜀志》說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所說“移治”二字值得注意。按，不論《蜀王本紀》還是《華陽國志》或是現存其他有關蜀史諸書，均未提及杜宇何時從何地移治郫邑。《全漢文》卷五三所引《蜀王本紀》說“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 ，並沒有提到杜宇移治之事，可是《太平御覽》卷一六六引《蜀王本紀》，卻在杜宇“乃自立為蜀王”句下有“移居邦邑”四字，下接“治岷山下邑曰郫，望帝積百余歲”句。據此，杜宇在推翻魚鳧王朝並在魚鳧王故都三星堆古城“自立為蜀王”后，隨即“移居邦邑”，此“邦邑”應該就是成都。所謂“邦邑”，邦者國也，邑者居也，邦邑就是國邑，也就是國之所在，王之所居。“移居邦邑”既與“治岷山下邑曰郫”相對舉，就表明了這是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依據古史記載，杜宇是在推翻了魚鳧王朝對古蜀王國的統治后，乃自立為蜀王，遂王於蜀的。按照學術界的普遍看法，廣漢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國魚鳧王朝的都城，那麼杜宇從三星堆魚鳧王朝故都移居邦邑，就不會是直接移治到郫邑，而是首先移居成都。對於這個問題，還可以進一步深入分析。

從至今為止的考古發現來看，目前的考古資料不能支持杜宇王朝首建都城於郫邑的這段古蜀建都史傳說。簡言之，不單是《太平御覽》卷一六六引《蜀王本紀》這段文獻材料對我們提出了新問題，而且由於成都十二橋遺址和金沙遺址的發現，也使我們對於杜宇建都郫邑的說法有了重新認識的必要。

商周之際的成都，由於金沙遺址、十二橋遺址以及其他相關遺址的發現和發掘，証明它是當時一座具有相當規模並且具有王都氣象的城市，它從商代晚期一直持續發展到西周末春秋初，中間沒有間斷，春秋以后走向衰落。這就是說，在三星堆古蜀魚鳧王都於商代末葉衰落之后，從商代晚期崛起而西周時期繁榮興盛於成都平原的古蜀大型都市，目前隻有以金沙遺址和十二橋遺址為中心的成都能夠與之相匹。成都金沙遺址不但發現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金、玉、銅器，而且在金沙遺址的黃忠村區域還發現了由五座房址組成的大型建筑基址，總面積在2000平方米以上。該房基的結構，6號房址位於北部，5號、9號房址分列東、西兩側，7號房址呈方形居中。房址的柱洞顯示，這五座房址是經過精心設計、同時施工建成的一組建筑群，非常類似中國后來的四合院的形式。在這組建筑群中，以6號房址的單體建筑面積最大，長度在54•8米以上，寬近8米，至少有5個開間，面積在430平方米以上。這種成組的大型建筑群不可能為一般平民所擁有，很可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金沙遺址的宮殿建筑。 而在金沙遺址發現的大量祭祀遺跡，也顯示出建有宗廟的跡象。按照《左傳》的記載：“凡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無曰邑。” 東漢劉熙《釋名•釋州國》釋曰：“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這與既有宮殿建筑又有宗廟遺跡的成都金沙遺址幾乎完全相合。因此，如果說西周初年杜宇在蜀地建都，那麼，不論從規模、格局還是從文化內涵等方面來看，目前的材料說明應當是在成都，這正是杜宇“移居邦邑”的所在。可見，杜宇立為蜀王的建都之地不在郫，而在成都。

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我們也能得出杜宇立為蜀王建都成都的結論。《蜀王本紀》記載：“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積百余歲”，說明望帝在郫邑立都的時間約有百余年，而文獻記載百余年后蜀相鱉靈推翻望帝統治，自立為蜀王，建立起開明王朝。開明王朝的開國年代，據《華陽國志•蜀志》所說開明氏“凡王蜀十二世”，以及《路史•余論》所說開明氏傳三百五十年等，從其亡於秦之年(公元前316年)往上推算，約當公元前7世紀中葉， 時為春秋前期。這也是望帝在郫邑所積百余歲的末年。從這個時間往前推百余年，即望帝在郫邑積年的開端，也就是望帝“移治郫邑”的時間，約為公元前8世紀初，相當於西周末到春秋早期這段時間，而這一時間段，正是考古資料所顯示出來的成都金沙遺址走向衰落的年代。由此不難推斷，杜宇是在金沙王都衰落后把都城從成都遷移到郫邑的。准此，那麼文獻材料與考古資料基本可以相互吻合。可見，根據《蜀王本紀》的說法並參証考古資料，那麼望帝在郫邑立都的時間，就應該是在西周春秋之際，而不是以往所認為的西周早期。據《華陽國志•蜀志》的說法，杜宇立都於郫邑，是“移治”而去，就是說他是從原先的都城移治到“岷山下邑曰郫”，而不是從一開始就定都於郫邑的。《蜀王本紀》還記載：“望帝積百余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尸隨江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說明杜宇王朝晚期的都城的確是在郫邑。那麼，杜宇王朝在“移治郫邑”之前的都城，即杜宇自立為蜀王，“移居邦邑”，作為其開國時期的都城，應當就是以金沙遺址為中心的成都。

不少學者在引用《蜀王本紀》“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時，引為“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把“下邑”二字斷開。盡管單從此句來看，如此斷句似無問題，但如果聯系到史實來看，顯然就有問題了。仔細分析《蜀王本紀》此語，可以看出此句應連讀為“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下邑”二字不能斷開。所謂“下邑”，實與“國都”即中心都市相對而言。《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杜預注曰：“郿，魯下邑。”孔穎達疏曰：“國都為上，邑為下。”《史記•魯周公世家》：“遷於下邑”，《索隱》：“下邑，謂國外之小邑。”可見，“下邑”也應是與上邑即中心都市相對而言的。《漢書•循吏傳•文翁傳》記載文翁在蜀興學，“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顏師古注曰：“下縣，四郊之縣，非郡治所也。”說明“下縣”乃與郡治相對舉而言。不難知道，“下縣”、“下邑”等稱呼是先秦兩漢時期對從屬於中心都市的縣、邑等的通俗叫法。《蜀王本紀》舊題揚雄作，是西漢時期的作品，蒙文通先生認為其成書還當在揚雄之前。 據此，《蜀王本紀》稱郫邑為成都的“下邑”，是符合先秦兩漢的語言習慣的。可見，《蜀王本紀》既說望帝所治的郫為“岷山下邑”，也就表明郫邑是另一個中心都市的下邑。而這個中心都市，自然就是成都。

西周時期，成都有先君宗廟之主，是杜宇王朝的都城，而“下邑”郫則是杜宇王朝的別都。作為別都，尤其是作為防止魚鳧復辟的軍事重鎮，郫邑當有相當的建設規模。所以，當西周晚期成都衰落后，杜宇王朝“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以郫為都城，以瞿上（今四川雙流縣境內）為別都，這種格局一直持續到春秋中葉，才為開明王朝所改變。

關於杜宇王朝的疆域，據《華陽國志•蜀志》記載：

(杜宇) 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后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

據此，蜀疆北達漢中，南抵今四川青神縣，西有今四川蘆山、天全，東越嘉陵江，而以岷山和南中(今涼山州、宜賓以及雲南、貴州)為附庸。這一記載，除東部疆域外基本正確。

漢中地區自魚鳧王朝以來一直是古蜀王國的北疆，到古蜀杜宇王朝和開明王朝時期依然如此，《華陽國志•漢中志》記載說：“漢中郡，本附庸國，屬蜀”，《華陽國志•蜀志》記載說：“周顯王之世（周顯王，公元前368－前321年在位），蜀王有褒、漢之地”，還記載：“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均說明了這個事實。

值得討論的是杜宇王朝的東部和南部疆界。東界，從蜀“以褒斜為前門”，北界直抵漢中來看，四川盆地北部的嘉陵江和渠江河谷應是從古蜀王國東部到達漢中的主要通道之一，當是蜀境。嘉陵江、渠江以東地區並三峽及鄂西宜昌長江干流沿岸，新石器時代和夏商時代曾受三星堆文化的深刻影響，西周時代是成都平原十二橋文化的影響區域，當是古蜀王國的東部疆土。這片地域的考古學文化，從三星堆時期開始，就一直與成都平原的古蜀文化基本上保持著同步發展並不斷整合的態勢， 而《蜀王本紀》記載說“蜀王據有巴蜀之地”，《華陽國志•蜀志》也記載說巴在杜宇影響下致力於務農。綜合考古與文獻資料來看，嘉陵江、渠江以東的川東地區和重慶及峽江地區，從古蜀魚鳧王朝直到杜宇王朝時期均屬古蜀王國的疆域，應是合乎實際的。徐中舒先生在論及這個問題時曾說：“清江原為蜀地，則為不可否認的事實。據此言之，巴在夔巫以西的五都，在戰國之前，必然都是蜀的舊壤。” 這一結論同考古資料是完全吻合的。

《華陽國志•蜀志》說杜宇王朝的南部疆域以熊耳、靈關為界，應當說是正確的。熊耳即熊耳山，在今四川青神縣境 。靈關，或作零關，其地所在，一說在“成都西南漢嘉界” ，地在今四川雅安地區的寶興縣境﹔一說“越巂有零關縣” ，地在今四川涼山州的越西縣境。不論杜宇之靈關是在寶興還是在越西，總之都屬於古代的西南夷地區，即南中之地。古代南中包括今四川涼山州和宜賓地區，以及雲南和貴州等地。四川宜賓是先秦時期僰人的聚居區，屬漢代的朱提郡境，而蜀王杜宇就來源於朱提， 杜宇王朝把這裡納為其疆土應是順理成章的。先秦時期今涼山州主要是邛都夷所居，與古蜀王國沒有行政隸屬關系，但涼山州是蜀王蠶叢國破后的遷徙之地， 涼山州的青銅文化也與成都平原古蜀文明有著直接和間接的關系。就此而論，今涼山州西昌一帶應屬古蜀王國的勢力范圍，當無疑問。至於雲南的滇、昆明和貴州的夜郎，當然不是古蜀王國的疆土，但這些地區在文化上卻受到了古蜀青銅文明的深刻影響。《華陽國志》所說杜宇以“南中為園苑”，園苑是指古代君王狩獵之地。方國瑜先生認為南中是古蜀的附庸， 確有道理。由此看來，南中地區雖非杜宇王朝疆土，但卻是杜宇王朝的勢力范圍所及之地。

三 春秋戰國時期開明王朝的都城和疆域

根據《蜀王本紀》、《華陽國志》等文獻的記載，在春秋中葉，蜀王杜宇因治水無力，被“荊人”開明氏取代，立為蜀王。 古蜀開明王朝建立后，沿襲杜宇王朝舊制，定都於郫。《華陽國志•蜀志》記載：“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這就是說，開明王因自己夢見都城的郭城發生了遷移，從而決定把都城遷往成都。很明顯，這不過是為了遷都而採取的一種掩人耳目的說法，是散布的一道煙幕。但這條材料卻可以說明，開明王是從郫邑直接遷都到成都的。《路史•余論》卷一說：“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蜀王本紀》的記載則與《華陽國志》不同，認為開明王原來的都城在廣都樊鄉（今四川雙流縣境），是從廣都樊鄉徙居成都的。 從開明為杜宇王朝的丞相，因領導蜀民制服洪水而奪取杜宇王政、立為蜀王的情況看，他的開國都城應該是在郫邑。郫邑近於蜀西山（岷山），地當岷江進入成都平原的首個要沖，而杜宇敗亡，“帝升西山隱焉” ，使蜀之西山成為了杜宇及其殘部敗逃的麋集之地。開明王以郫為都城，既有利於鞏固其前期所取得的治水成果，又有利於防止杜宇部眾從西山出來復辟。據此看來，古蜀開明王朝開國時期的都城，應是郫邑。到開明五世時，遷都成都。

開明五世把都城遷移到成都，是開明王朝採取的重大戰略措施，與古蜀王國的發展戰略息息相關。

開明五世遷都成都與其王朝的發展戰略和頻繁的對外戰爭有關。開明王朝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王朝，大力對外擴張是它的一貫國策。根據文獻記載，開明王朝初期就開始了南征北伐的對外戰爭，北伐秦雍， 南征僚僰， 東進清江， 竭力開疆拓土，到開明王朝中期時，古蜀王國已經成為中國西南地區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國。這個時期，開明王朝的政權已經充分穩固，成都平原也沒有再次發生特大洪災，前期的開明王朝立都於郫的戰略意義已經失去，若開明王朝的都城繼續在郫，那麼不論對於王朝的保境安民還是對於王朝的疆域擴張，在地形上都將受到極大的限制。因此，開明王朝把都城遷移到更加有利於王國發展的地方，已是大勢所趨。開明五世把都城遷移到成都，其戰略意圖十分明顯。遷都成都，不但可以克服地理上的障礙，而且可以獲得成都富足的農業產品，征發到成都豐富的人力資源，滿足王朝對外戰爭的各種需要。同時，成都地當北出中原的大道金牛道，地勢平敞易行，“然四塞，棧道千裡，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 ，可以通過褒斜河谷直接通到漢中，既可與當時已然崛起的秦國相抗衡，又可以“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而從成都東進川中地區，跨越嘉陵江，既可北上漢中，又可東下川東和渝中，進而東出峽江，直達楚地。可見，不論從成都平原的經濟地理還是從成都平原的戰略地位來說，成都無疑是經濟最繁榮、交通最便利的地區，加之成都有杜宇王朝時期的王都底蘊，規模龐大，因而成為開明五世移都的首選。不難看出，開明王朝遷都成都，完全是為了適應它發展戰略的需要。成都地區歷年發掘的戰國早期墓葬內出土的隨葬品顯示出，戰爭是當時王朝的頭等大事，從等級最高的墓葬到最下層的普通民眾的墓葬內，都隨葬有同樣的成套兵器，普通民眾平時為農，戰時為兵，戰爭成為全社會所有民眾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這種情況實從春秋中葉延續而來，它與文獻關於歷代開明王朝大力發展武裝力量、傾力開疆拓土的記載完全吻合。

除了適應日益頻繁的對外戰爭而外，開明五世遷都成都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借遷都之機實施王朝制度的某些變革。從歷史文獻分析，開明五世時期，古蜀王國實施了王朝宗廟祭祀制度的變革，這就是重建先君宗廟，並以“五色帝”命名先君宗廟。雖然開明五世以前的開明王朝祭祀制度文獻缺載，目前尚不可知，但從杜宇王朝時期的成都金沙遺址來看，當時最隆重的祭祀是對自然神（天神、河神等）的祭祀。開明王朝從杜宇王朝發展而來，其立國初期必然要採用現成的各種制度，其中自然包括祭祀制度。但利用前朝的制度有一定時限，當自身王朝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然會加以革新。由於王朝祭祀制度的變革事關重大，必須謹慎付諸實施，所以開明王採取了十分巧妙的策略，這就是乘遷都之機在重建中進行變革。開明王之所以散布“自夢郭移”的煙幕，就是要在這個煙幕下面實現都城遷移，是出於策略上的一種部署，這與商代盤庚遷殷的故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成都市商業街發掘的戰國早期的大型船棺、獨木棺墓地，地面上有寢廟建筑遺跡， 其做法的源頭就應在開明五世，應是從開明五世在先君墓地建立宗廟，在宗廟地面上立大石為墓志這種新的祭祀場所形式演變而來。開明五世以前的歷代開明王，由於當時的都城在郫，不在成都，他們去世后的墓地自然也都不在成都。開明五世遷都成都，在成都重建先君宗廟，宗廟就建筑在墓地之上。這時的先君墓地，顯然已是二次葬，而建筑在二次葬墓地上的宗廟，既然是為祭享所用，那麼必然會建有享堂一類建筑，這和成都商業街船棺墓地的內涵和布局幾乎毫無二致。可見，戰國早期的成都商業街船棺墓地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是承襲春秋時期開明五世的祭祀制度而來的。這就說明，古蜀王國先君二次葬墓地地面上的寢廟建筑，很有可能是從開明五世開始的，是開明五世遷都成都后所實施的祭祀制度變革的結果。

開明王朝的國力比杜宇時期大大增強。從開明二世開始，蜀北征南伐，東攻西討，爭城奪野，劇烈擴張。到戰國時代，蜀已成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強大國家。

古蜀王國北境是與中原交通的重要門戶，不僅是古蜀王國力保的戰略要地，而且是力圖北進的戰略方向。《華陽國志•蜀志》記載：“開明立，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雍，今陝西鳳翔縣，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始以為秦都。 據推算，開明一世約當公元前7世紀前半葉（見上文），則開明二世約當公元前7世紀中葉，大致在秦都初遷雍后不久，在秦德、宣、成公之際。其時秦尚未強，又東與晉國相爭，此時蜀乘秦弱而北攻秦至其雍都，並非不可能。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 。保應作褒，即殷卜辭中的“缶”，地在漢中褒城。保子帝即以褒為名，可見陝南漢中盆地一帶，已全部入於蜀的北部版圖， 這對后來古蜀王國北境的安寧，起了極大的保障作用。

秦初居西陲，距蜀較遠，文獻中未見兩國發生交往的記載，至春秋初年秦文公時，始見兩國發生經濟文化往來。 春秋早期，蜀王開明二世攻秦至雍，這是蜀、秦構兵的最早記錄。

戰國初，蜀、秦基本上保持著對等的與國關系。《史記•秦本紀》載秦厲共公二年(前475年)“蜀人來賂”，《六國年表》所記相同。這是諸侯間常見的互通聘享之禮，致告命之辭的傳統。或以為這是蜀人朝秦，不確。因為“賂”並不就是朝貢。《國語•晉語》：“驪姬賂二五”，韋昭注曰：“賂，遺也”，遺就是贈遺。秦厲共公時，秦勢不振，國家內憂，未遑外事，“諸侯卑秦，丑莫大焉”。 在這種情形下，秦不可能具有使古蜀王國前來朝貢的威勢。況且此時蜀勢正值鼎盛之期，更不可能向秦朝貢。因此，戰國初期，蜀、秦地位平等，一長南夷，一霸西戎，相互間不存在任何臣服關系。

蜀、秦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始於公元前451年，圍繞南鄭展開長期爭奪。南鄭(今陝西南鄭)位於漢中盆地西南部，米倉山之北，扼東漢水(今漢江)與西漢水(今嘉陵江)上源之間，其地左右逢源，既可北出褒斜道以進中原，又可南下金牛道以入蜀中，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商周之際，已有蜀人活動於漢中，並在若干地點建有蜀的軍事據點。但當時漢中顯然並非全部為蜀地。其時地廣人稀，各族、方國所據之地均以點狀分布，並且犬牙交錯，其中還有大片甌脫之地，此時南鄭尚不為蜀所有。《水經•沔水注》於“南鄭縣”下載：“縣故褒之附庸也”，又引《耆舊傳》雲：“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鄭桓公死於公元前771年。可見春秋初年南鄭為鄭之遺民所居。但不久，其地即被古蜀王國佔領。《華陽國志•蜀志》載開明二世“攻秦至雍”，雍在今陝西寶雞以北。蜀北上伐秦，必經褒斜道前出，故知此役古蜀王國必已先期攻克南鄭。由此看來，至少在春秋前期，即公元前7世紀前半葉，南鄭已並入蜀的版圖。

秦國戰略，自穆公開始，一直企圖東進與諸夏爭雄。然而，“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丑莫大焉” ，終不能東渡黃河爭霸中原，於是企圖南略漢中，以為向東進取的戰略基地。《史記•六國年表》秦厲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左庶長城南鄭”，《秦本紀》集解引徐廣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鄭也。”秦以左庶長城南鄭，表明秦於此年初取蜀之南鄭，並按秦國習俗構筑城池，以防蜀師反攻。或以為此年以前南鄭早已屬秦，未當。開明二世時蜀已據有南鄭，有史可考，毋庸置疑。自開明二世攻秦以后至公元前451年，蜀、秦無戰事，蜀也不可能將南鄭拱手送秦。可見秦厲共公二十六年以前的確未曾染指南鄭，談不上據有南鄭之地。

秦初取南鄭，經營十年，至秦躁公二年(公元前441年)，蜀師反攻，收復南鄭。《史記•秦本紀》及《六國年表•秦表》均記載此年“南鄭反”，表明秦復失南鄭於蜀。此后數十年間，由於秦與三晉再開戰端，加之秦內部有亂，故與蜀無大戰事。

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秦再度出師，“伐蜀，取南鄭” 。蜀師迅速組織反攻，於當年一舉再復南鄭。《史記•六國年表》於秦惠公十三年下記載：“蜀取我南鄭”，即是同一年秦取南鄭得而復失。或以為《秦本紀》所載“伐蜀取南鄭”發生在《六國年表》所載“蜀取我南鄭”之后，似不確。按《華陽國志•蜀志》記載：“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周顯王於公元前368年至前321年在位，其即位之年上距此役僅19年，其間蜀、秦無戰事。如蜀先取南鄭，而后復為秦取，則周顯王之世就應當是秦王有褒漢之地，而不是蜀王。褒為褒中，漢為漢中，褒漢之地即包括南鄭在內。可見，應當是《秦本紀》所記在前，《六國年表》所記在后，即秦取蜀之南鄭后，旋又復失於蜀。

蜀、秦南鄭之役，歷時65年，終以古蜀王國勝利而告終。古蜀王國保有南鄭之地，不僅對鞏固蜀的北方防線有重要意義，同時蜀還以此為基地，進一步向西北拓展，一度兼有武都之地(今甘肅西和縣南，一說成縣境)。並且，此役的勝利，還對稍后(公元前361年)楚國佔領漢中以東並企圖進一步攻略漢中西部起到遏制作用，使楚不得不由漢中以東折而向南，兵鋒指向巴、黔中。這說明，公元前4世紀前半葉蜀對南鄭的固守，對於巴、蜀、楚、秦之間戰爭局勢的變化起到了明顯的影響。

向東擴張是古蜀王國一貫的重要國策，早在“三代蜀王” 和杜宇時期，蜀的聲威即已遠播於川東渝中並三峽及鄂西。春秋末戰國初巴國從漢水流域進入長江上游地區后，西與蜀國為鄰，先后在長江和嘉陵江一線建了五座都城，即有名的巴子五都， 由此引致“巴蜀世戰爭” 。戰國時期，蜀國開明王朝承襲前朝故事，同樣也以東進為戰略擴張的重點。《太平寰宇記》卷八六“閬中”下記載：“仙穴山在縣東北十裡。”《周地圖記》雲：“靈山峰多雜樹，昔蜀王鱉靈帝登此，因名靈山。”《輿地紀勝》卷一八五亦載：“靈山一名仙穴，在閬中之東十余裡宋江上，有古叢帝開明氏鱉令廟存焉。”閬中位於嘉陵江上游、大巴山南側。《蜀王本紀》則說：“蜀王據有巴蜀之地。”可見開明王朝的東界已越過嘉陵江。在長江一線，開明王曾於公元前377年伐楚，取楚之茲方 (今湖北鬆滋縣)，勢力遠達鄂西清江流域，清江之名即為蜀人所取。

開明三世時期，蜀王西征青衣羌地。《華陽國志•蜀志》：“（保子）帝攻青衣”。青衣，今四川雅安蘆山一帶。《輿地紀勝》卷一四七“蘆山縣”下記其地有“開明王城”，又引舊經說此城是“開明王所筑”，當為保子帝親征青衣時在當地所設宿衛行帳以及班師后留駐軍隊的鎮所。《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六引《華陽國志》說：“蜀王開明以靈關為前門。”說明保子帝攻略青衣后，今蘆山一帶成為古蜀王國的西方門戶。這對成都平原的園藝農業經濟、城市手工業經濟與川西高原的畜牧業經濟及粗耕農業經濟之間的進一步交流，起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

開明三世國力強盛，又大舉向南興兵，沿岷江南下，征服僚、僰之地。《華陽國志•蜀志》載保子帝“雄張僚、僰”，表明僚、僰之地這時已為古蜀王國所控制，成為蜀之附庸。 僚指夜郎，地當今貴州安順地區至黔西地區﹔僰指僰道，地當今四川宜賓到雲南昭通地區。從考古上看，在西周春秋之際，即公元前800年左右，今貴州西部地區受到了來自四川盆地青銅文化的強烈影響，文化發生了變異。 2002年，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黔西地區威寧縣中水的水果站墓地鑽探出土扁（直）內青銅鉞和有領玉鐲。2004∼2005年，在威寧中水紅營盤墓地發掘出土柳葉形扁莖無格青銅短劍。 這些青銅兵器和玉器，都是古蜀文化的典型形制。其中，直內青銅鉞與四川彭縣竹瓦街、四川漢源背后山出土的相同，有領玉鐲與三星堆相同。典型的蜀式青銅直內鉞和蜀式扁莖無格青銅短劍在黔西地區出土，這個現象非常值得注意。它表明，蜀王國的軍事力量在這個時期已經深入到黔西，控制了當地僚人的上層。從黔西威寧中水幾處墓地隻發現蜀式青銅兵器和玉鐲，卻沒有發現蜀人的陶器等生活用品的情況分析，很有可能是蜀王在征服僚地后，迫使僚人納貢服役，並將蜀式兵器發放給當地上層，使其鎮撫邊地，作為蜀之附庸。僰，僰侯之國，今川南滇東北地區，以四川宜賓為中心 ，本有僰人，故名。這個地區歷年來出土不少蜀式青銅器，均與蜀王南征有關。《水經•江水注》載：南安(今四川樂山市)“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華陽國志•蜀志》說：“僰道有故蜀王兵蘭”，兵蘭指駐兵營寨，此謂蜀王為前出攻僰所筑駐兵之所，並非都城。這些材料說明，蜀王“雄張僚、僰”，開疆拓土，其結果，是使蜀地“南接於越” ，廣地至於南中濮越之地，對確保其西南國際通道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開明王朝累代開疆拓土，所實施的是一種積極向外擴張的國策，而不是消極的保境安民政策。尤其是歷代開明王把北方和東方作為最主要的戰略發展方向，並取得一系列成功，一方面充分顯示出蜀的強盛國力，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古蜀王國試圖躋身於中原大國之列，參與諸侯聘享盟會的戰略意圖。《華陽國志•蜀志》說：“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蜀)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僅是對當時形勢的描述，並未反映出開明王朝的戰略動態。四川盆地春秋戰國時代的考古遺存中，有不少中原和秦、楚的文化因素，這固然與當時的文化交流有關，同時也與開明王朝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有關，與其發展戰略有關。開放性的文化與擴張性的戰略已經充分巧妙地結合起來。

由於歷代開明王的開疆拓土，到戰國時代，古蜀王國疆域“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 ，成為中國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國。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南方絲綢之路與歐亞古代文明”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段渝，1953年生，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