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青銅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

（1.四川師范大學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8﹔2.四川涼山州博物館，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先秦秦漢時期西南夷的社會組織已經具有了相當的發展水平，在較為獨立和封閉的地理空間中演進為具有相當分層與組織能力的社會，並產生了相當發達的青銅文化，其中一些政治共同體已經演進到復雜酋邦的水平，處於文明時代的前夜，即使沒有漢王朝國家力量與漢文化進入的強烈影響，它們同樣可以獨立演進並進入文明時代。對西南夷地區古代酋邦社會的研究，對於考察古代文明起源，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西南夷﹔青銅文化﹔酋邦﹔文明起源

作者簡介：段渝（1953－），男，山西浮山人，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史研究﹔劉弘（1950－），四川成都人，四川涼山州博物館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考古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南方絲綢之路與歐亞古代文明”（10&ZD087）的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 收稿日期：

Bronze Culture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in Southwestern Yi

Duan Yu & Liu Hong

（1. Research Center on Bashu Culture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2. Museum of Yi National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Liangshan, Sichuan，Xichang Sichuan615000）

Abstrict: In Pre-Qin to Qin-Han perio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outhwestern Yi already has a considerable level of development. It has evolved into a considerabl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independent and closed in the geographical space, and produced a well-developed bronze culture. Some political community has evolved into a complex chiefdom level and they are on the eve of civilization, even without the Han Dynasty into the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y can also evolve into an independent civilization. It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study of ancient chiefdom society and the origi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Southwestern Yi region.

Key Words: Southwestern Yi bronze culture chiefdom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uthor Introduction:

Duan Yu(1953- ),male, Fusha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professor of Research Center on Bashu Culture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Mainly engaged in the History of Pre-Qin.

Liu Hong(1950- ),male, Chengdu,Sichuan Province, the researcher of Museum of Yi National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Liangshan, Sichuan, Mainly engaged in Chinese Archaeology.

Foundation items: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Great Project “the Southern Silk Road and the Eurasian civilization”( 10@ZD087 ) stage achievement.

一、 古代西南夷概況

古代西南夷特指分布在青藏高原東緣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地區的古代族群，即先秦秦漢時期今四川西南、西北和雲南、貴州等地區屬於氐羌、百濮和百越等系的各個族群在各自小生態內所形成的政治組織和政體群，亦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華陽國志》等歷史文獻所記載的西南夷各“君長”。

由於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原因，我國西南自古便是一個多民族分布的地區，這些民族都擁有各自獨具風貌的文化，這種多種類型的文化同居一隅的現象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初現端睨。隨著人類從新石器時代的人群向青銅時代族群過渡的完成，這種文化格局更加明顯地凸現出來，西南地區也因此成為了眾多古代族群分布活動的區域，他們聚族而居，各自擁有大致穩定的活動范圍，形成了西南夷地區的多族群分布格局。

關於西南夷地區青銅時代的諸族群，《史記•西南夷列傳》為我們保存了一段珍貴的記載，這也是我國古代文獻有關西南夷古代族群最早而且較為完整的記載：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自葉榆，名為巂、昆明，皆辮發，隨畜遷徙，無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裡。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除上述諸族群外，根據《漢書》、《后漢書》及《華陽國志》等文獻的記載，西南夷尚有勞浸、漏臥、句町、白狼、樓薄、槃木、唐菆等較小的族群，除此之外還有眾多未能在歷史文獻中留下族名，而被司馬遷統稱為“君長以什數”的數量更多的小族群。

考古發掘資料証實，大凡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列入記載的某族群的分布地區，基本上都找到了與其相對應的某種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存，這証明司馬遷的記載是基本准確的。

我國西南地區民族種類眾多，遷徙活動頻繁，各族群的勢力時有漲縮，導致各族群的分布區域也時常隨之發生變化，以至出現他們在地理分布上常呈現犬牙交錯的狀態，在歷史文獻所載某一族群的分布區內出現另一族群的活動痕跡，也是常有的事。另外，由於西南夷地區青銅時代諸族群的規模都不大，又密集地分布在西南一隅，所以諸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比較頻繁，相互間的影響也較為強烈，導致了各族群的文化中除了自身的主體文化元素外，還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有其他文化的元素。特別是其中有些族群具有同一族源，它們在文化上的聯系則更為密切，以上現象也大多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証。

根據考古發現，西南夷地區約在中原的商周時期便開始進入青銅時代，春秋至西漢時期，西南夷青銅文化的發展已達頂峰。同時，從商周到漢代，西南夷地區的族群也在經過長期發展演化后，已在較為獨立和封閉的地理空間中演進為具有相當分層與組織能力的社會，發展到復雜酋邦的水平。但是西南夷各族群卻並沒有從酋邦組織進一步演進為國家，沒有在自身文化進化的基礎上過渡到文明社會，而是在漢代文化的強勁擴展和傳播下，從青銅時代跨入鐵器時代，並從政治上納入到漢代國家的體制之內，納入到文明社會之中，從而結束了其尚未完成的文明起源進程 。

二、酋邦與相關理論

對西南夷族群社會組織的研究，學術界多年來一直在持續開展。早期的國內學者傾向於使用摩爾根（H.Morgan）和恩格斯的國家起源理論來解釋古代西南夷族群的社會發展水平，或者將之解讀為摩爾根的“部落聯盟”，或者按照斯大林《論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提出的“五大社會形態”模型，將之解釋為“奴隸制國家” 110。例如，童恩正先生早期便使用“奴隸社會”這一概念來定義西南夷人群的社會發展形態，但他后來放棄了這一觀點，轉而使用“酋邦”這一人類學概念來研究西南夷古代社會 ，這意味著學術界在古代西南夷社會的研究上進入新的學術和理論視野。

1955年，西方人類學家奧博格(Oberg,K)根據研究墨西哥南部低地的印第安人群經驗，首次提出“酋邦”（chiefdom）概念，用來表述一種既有別於史前部落又有別於國家文明的復雜社會的政治組織形式 472－487。后經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Elman•R•Service)、弗裡德(M•H•Fried)等學者的深入研究 ，這一概念和觀點近幾十年來在國際上日益為更多的歷史學、考古學和人類學家運用並加以新的發展 。

E•塞維斯在《原始社會的組織》和《國家與文明的起源》中提出，人類社會的政治組織經歷了四個連續發展的階段，即游群、部落、酋邦、國家。其中后兩個階段——酋邦和國家，即屬近年來為國內學術界所盛稱的文明起源時代和文明時代 。西方學者對從酋邦制社會發展到國家文明社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洲、秘魯、近東、西歐以及太平洋島嶼等西方學術傳統所關注的區域，取得了豐富的經驗與理論水平。這一理論早期由海外學者張光直先生引入國內，他強調了酋邦階段研究的對象正是弗裡德所稱的“分層社會”（ranked society），地方群落組織成為一個尖錐體結構的系統。因此，他提出了使用人類學酋邦理論研究中原夏商周三代王朝起源的可能性，在國內學界引起了反響 46－56。

早年方國瑜、江應梁、尤中等先生曾從民族史的角度對西南夷進行了研究 ，未涉及政治組織的內涵。近年來的相關成果，主要是西南地區各文物考古單位對墓葬、遺址和遺物所進行的研究，基本沒有涉及政治組織的分析。國外學者除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個別人如D.C.葛維漢(D.C.Graham)對西南地區的史前文化及歷史時期的少數民族進行過研究外，幾乎很少有人涉及中國西南酋邦社會與文明進程的研究。至於透過物質文化遺存對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經濟技術和文明演進程度所進行的分析，國內外學術界基本沒有論及，難以看出在中國文明形成時代西南地區文明演進的水平以及西南夷各族文化從分散走向整合的歷史進程。

1990年代后，童恩正先生首先使用酋邦理論研究西南夷社會，並得出古代西南夷社會組織處於酋邦這一歷史發展階段的結論 。在此前后，中國學者先后深入運用酋邦理論探索中國早期國家起源的可能，並取得相當成果 。也有學者對西方學者基於通過對美洲、太平洋島嶼、非洲人類學田野調查所提出的酋邦理論在中國的使用提出過質疑 。不管怎樣，酋邦理論進入中國學術界，並作用於早期文明起源的研究之中，已經成為一種事實。當然，由於傳統史學觀念的影響，中國學者的研究重心長期圍繞著黃河流域的三代王朝開展，而長江流域的早期國家起源則相對較受到忽略。中國學者近年開始運用酋邦概念分析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進程，在許多方面取得進展，但遠未取得一致認識。在中國西南地區文明與國家起源的研究上，除了個別學者從酋邦的觀點分別對包括滇、夜郎、巴蜀等著名的古代西南夷社會進行全面或個別的個案研究外，還缺乏從區域政治組織與文明演進的角度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和比較。

西南夷地區文明與國家起源的進程，與中原、巴蜀、楚等有很大的相異性。不論中原、巴蜀還是楚國的文明，青銅器都可以作為其文明高度發達的標志和物化形式，所以，青銅時代可以作為其燦爛文明的同義語。然而西南夷地區的情況卻與此有很大的不同，西南夷地區大約在商周之際開始逐步進入青銅時代，到春秋戰國時代，西南夷地區形成了五個生長在大河支流小生態中的青銅文化群，分別是：滇池區域青銅文化、滇西北青銅文化、滇西青銅文化、安寧河青銅文化、鹽源盆地青銅文化，它們與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滇、巂、邛、笮、昆明等族群或酋邦可以相互對應。這幾個支流內小生態中的青銅文化群相互交流，日益擴展，由某些共同文化因素而共同構成西南夷青銅文化。如果用中原青銅時代的眼光來衡量，西南夷青銅文化似乎已經達到文明的水平，但是，如果我們用文明形成的一般定義去詳加考察，就會發現西南夷青銅文化仍然不能稱之為文明，它只是青銅器的流行時代，酋邦社會並沒有進一步演進到具有國家水平的文明時代。

因此，如何使用適合的理論方法對西南夷酋邦的政治組織進行分析，並基於西南夷地區本身考古所反映的社會特征，形成一種有效的學術解釋力，不但是對西南夷古代社會研究的內在訴求，同時也為中國古代國家起源的多種特質提供了新的視野與解讀可能性。

三、考古反映之西南夷各族群

根據考古發現，商周時期，屬於西南夷地區的川西南、滇西、黔西北地區逐步開始進入青銅時代。到春秋時期，在廣袤的雲貴高原、橫斷山區、川西山地和川西南山地，出現了星落棋布的青銅文化，而西南夷地區青銅文化的繁盛期卻在春秋至西漢時期，重要的青銅時代文化遺址和墓葬群多達上百處。到了東漢初，隨著從西漢初期開始的漢文化上百年的大規模進入和伴之而來的鐵器的傳入，西南夷地區的青銅文化進入了終結期，各種青銅文化全部走向了消亡。

（一）夜郎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的情況，大部分學者傾向於將夜郎的中心區域定在今天的黔西北、黔西南和滇東北一帶，這一帶應為夜郎故地的推測較為准確。

在夜郎故地現已發現的一些重要的青銅時代墓地和遺址，有位於黔西北的赫章可樂墓地、威寧雞公山遺址、吳家大村遺址、中水墓地、紅營盤墓地，和位於黔西南的普安銅鼓山遺址和滇東北的昭通營盤村墓地 。在夜郎故地的考古遺存中，不但有豐富的青銅武器、銅鼓、玉器，還有反映宗教與意識形態的“套頭葬”現象。而眾多散布的聚落，則與文獻中“君長以什數”的記載吻合。不過在這一地區的考古發掘和調查中還沒有發現大型墓葬，這種情況可能意味著夜郎的社會發展水平和復雜化程度還沒有達到較高的演化水平。

（二）勞浸、靡莫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傍東北有勞浸、靡莫之屬，皆同姓相扶。”這就說明，不但滇與勞浸、靡莫是同族，勞浸、靡莫也是同族，同時也指明了它們的分布方位。也就是說，夜郎之西和滇之東北是勞浸、靡莫族群的分布區。具體而言，夜郎的中心區域在今之黔西北和滇東北一帶，滇的中心區域則在滇中的滇池一帶，將夜郎與滇的地理位置作為參照系，再結合考古材料綜合分析，我們認為將勞浸、靡莫中心區域定在在滇東的曲靖盆地應該是比較准確的。

在勞浸、靡莫的中心地帶（曲靖盆地），目前已發現的重要青銅時代文化遺存有三處，即雲南曲靖市的珠街八塔台墓地、曲靖橫大路墓地和曲靖市麒麟區瀟湘平坡墓地 。這三處墓地有幾個十分突出的特點：第一，墓葬的分布十分密集，存在重重疊疊的疊壓打破關系，這種現象反映出該地族群長期使用一處墓地，說明該族群的血緣關系十分緊密﹔第二，反映了該族群是營農耕生活的定居民族，且人口眾多﹔第三，三處墓地的時代基本同時，都是從春秋至西漢時期，因此這三處墓地可能是同一時期同一族群的不同部落的墓地，也就是說，當時在勞浸、靡莫故地至少存在三個同族部落。但是勞浸、靡莫故地的三處墓地中都沒有發現大型墓葬，墓葬又十分密集，反映了其社會發展水平還處在社會成員之間尚未出現重大層級差別的氏族部落階段。

（三）滇

在1957—1958年間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葬發掘中，第6號墓出土了一枚滇王金印，滇青銅文化的族屬和面貌由此得以確定。這是西南地區唯一一個因出土文物可以與文獻相印証，因而能准確地確定其族屬的青銅文化。由於有了這個重大發現，石寨山墓葬及其出土器物群就成了尋找其他滇文化遺存的標准，由此而尋找到的滇文化墓葬的分布就可基本劃定滇的分布區域，彌補了文獻的不足 。根據滇文化墓葬的分布情況，可知滇的分布是以滇池湖濱平原為中心，北到富民，南至通海，東抵路南，西迄安寧，整個分布區並不是很大，這和《史記•西南夷列傳》中關於“滇王者，其眾數萬”，“滇小邑，最寵焉”等記載基本吻合。

根據所發掘的墓葬材料觀察，滇國的社會分化已經達到相當大的程度，大型墓葬與中小型墓葬的差別十分巨大，特別是大型墓葬和小型墓葬之間的差別呈現出天壤之別。從銅鼓、貯貝器等青銅器人物造型上也反映出滇國的社會已經分化出若干層級，有統治者，有巫師、有武士、有農夫、有奴仆。但從不同地點大型墓葬無論在墓葬的形制大小、出土器物種類的多寡，都沒有表現出太大的差異，以及每座墓葬除了隨葬有大量隨葬品外，幾乎都擁有代表社會上層身份的銅鼓、貯貝器和杖首等青銅重器等方面分析，可以看出各墓墓主擁有基本相同的社會身份，即便是出土了“滇王金印”的石寨山6號墓，其出土器物也沒有表現出墓主身份和地位明顯高於其他大型墓主的現象。據此分析，在滇國內至少存在著五個社會身份相等的集團，他們之間並沒有上下統率的關系。也就是說，滇國至少是由五個勢力相當的部落組成的族群。與夜郎侯與漢王朝的關系一樣，其中石寨山的一支被漢王朝授與了滇王金印，這隻能反映這支部落與漢王朝的關系，而不能認為這支部落因此擁有統率其他部落的權力。所以，所謂“滇國”應是一個由若干個滇人部落形成的一個復雜酋邦，其社會演進程度高於西南夷地區的其他族群，表明滇人的社會已經快要跨進國家的大門了。

（四）邛都

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邛都位於滇之北，即位於四川西南安寧河中游的西昌地區，其傍有邛海（古稱邛池澤），西昌北越小相嶺到今越西，越西古稱闌縣，《華陽國志•蜀志》曰：“闌，故邛人邑”，可証。

邛都故地的青銅時代文化遺存主要是分布在安寧河流域的大石墓。大石墓是一種頗具特點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集中分布在安寧河兩岸及安寧河一些較大的支流（孫水河、茨達河、西溪河、阿七溝）兩岸，據多年較為全面的調查，安寧河流域現在尚不同程度地保存有大石墓230余座 。

大石墓行二次叢葬，每墓入葬人數十余至數十不等，入葬人骨不分主次、貴賤和男女、老幼。隨葬器物均為隨身佩帶之物，沒有當時西南地區其他文化墓葬中出現的代表尊貴者身份的重器。這個現象反映出大石墓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的公共墳塋，在這些氏族中，氏族成員的政治經濟關系是平等的，即一個氏族的成員共同修造一座大石墓，作為每一位氏族成員共同的安息之所。雖然如此，從歷史文獻分析，邛人在兩周之際初步進入青銅時代，並發展成為安寧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同時也成為安寧河流域諸族群的政治中心。《史記•西南夷列傳》說：“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后漢書•邛都夷傳》說邛人“豪帥放縱，難得制抑”，說明邛都的政治權威和政治組織演化程度已經超乎其他“或土著、或移徙”的部落君長以上 。但邛都仍保有部落組織，《華陽國志•蜀志》說：“邛之初有七部，后為七部營軍。”七部即七個部落，軍事力量也以七部為編制系統，這些都是作為酋邦制的顯著特征。這表明，邛都的社會結構分為三個層次，即若干血緣氏族——七個部落——酋邦。可見，邛都處於酋邦制發展階段。

（五）徙

徙，音斯，又作斯、斯榆、斯都。《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徙的分布方位是“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集解》雲：“（徙）故城在今天全州東。”結合考古資料分析，與天全相鄰的四川寶興一帶以及大渡河流域的石棉、漢源兩縣應是徙人的分布區。

徙地青銅文化的遺存主要發現於位於青衣江流域的四川寶興縣，重要的發現有寶興漢塔山、寶興隴東和寶興縣城關及城郊三處墓地。另外在屬於大渡河流域的石棉縣和漢源縣也各有墓葬群發現 。

徙地的墓葬在規模上基本相同，沒有發現大型墓葬，說明這些族群的社會分化尚不明顯，只是一些從事半農半牧生業的小部落。《華陽國志•蜀志》“越巂郡邛都縣”下記有“又有四部斯臾”，斯臾即斯榆。徙有四部，意味著它是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的部落或部落集團。

（六）筰都

筰或作笮、莋，又稱筰都、莋都夷，《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筰的分布方位是“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在筰都故地發現的重要的青銅文化遺存，主要有位於四川鹽源縣的老龍頭墓地及鹽源出土的大量青銅器、雲南寧蒗縣的大興鎮墓地和出土於雲南永勝縣金官龍潭的青銅器群 等三處。

根據已發掘資料，可以觀察到筰都夷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緣關系，具體表現為墓地中墓葬分布密集，族群成員擁有共同的歸葬之處。雖然族群成員的社會身分已經出現明顯的貴賤分化，但死后還是埋葬在同一個墓地中，並保持著統一的墓向，說明這個族群內部之間的聯系十分密切，而這種聯系的紐帶應是血緣關系。筰都的墓葬可分為大、中、小三型，不同類型的墓葬存在墓葬規模大小、隨葬器物多寡的明顯差異。根據四川鹽源老龍頭墓葬的情況，可以看出筰都族群內已經有了明顯的社會分層，其政治組織至少可以分為五個層級，是一個復雜化程度較高的酋邦社會。

（七）冉、駹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冉、駹在筰都東北。《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雲：“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乃省並蜀郡為北部都尉”。一般認為，冉、駹故地在今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地區。

岷江上游地區的古代文化遺存主要是石棺葬 。從大量石棺葬的文化內涵分析，冉、駹處於酋邦的早期階段，《后漢書•冉駹夷傳》說其俗“貴婦人，黨母族”，與考古發現的早期石棺葬沒有顯示出明顯的貧富分化、階級分化的現象相吻合，說明其血緣紐帶長期存在。不過，冉駹內部的社會分化已經比較突出，如四川茂縣牟托墓葬，除了隨葬品豐富外，還出土了青銅禮器 ，墓主應是“君長”一類的人物。

（八）巂

《史記•西南夷列傳》是將巂與昆明並列起來敘述的，即所謂“名為巂、昆明，皆辮發，隨畜遷徙，無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裡”。在這種游牧經濟類型中，既然連君長（部落首領）都還沒有產生，遑論酋邦，就更談不上國家制度了。

目前在巂故地所發現的青銅文化遺存較少，主要有雲南昌寧縣墳嶺崗墓地、昌寧縣城近郊的達丙鄉和右文鄉和潞西市西山鄉崩強村約棒新寨勐約壩遺址 。在這些墓葬中廣泛出土了各種青銅武器和飾品，墳嶺崗出土的青銅挂飾與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挂飾有相似之處，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九）昆明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說：“其外（指滇與邛都），西自同師以東，北自楪榆，名為巂、昆明，皆辮發，隨畜遷徙，無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裡。”此處所指為西漢時期昆明的分布情況。楪榆的地望比較清楚，據《漢書•地理志》、《后漢書•郡國志•楪榆縣》注引《地道志》以及《水經•楪榆河注》等，楪榆應在今雲南大理之東。同師（又作桐師）應位於楪榆與巂唐（即今大理與保山）之間。由於昆明是一個隨畜遷徙的游牧民族，所以其活動范圍很大，“地方可數千裡”，但其主要活動並比較穩定的分布區應該在以洱海為中心的區域。

在昆明故地發現的青銅文化遺存除少數遺址外，大多為墓葬，主要分布在雲南祥雲、彌渡、賓川、劍川、姚安、鶴慶數縣，在大理、雲龍、永平等縣也有若干青銅器出土點 。昆明人的墓葬有大小型墓之分，反映了社會分層的出現。從祥雲大波那木槨銅棺墓以及墓內出土大量青銅器的情況看，其社會已脫離了《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說的“毋君長”階段，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具有酋邦的特征。

（十）白狼、槃木、樓薄、唐菆

《后漢書 •莋都夷傳》記載：“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國，戶百三十余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貢奉，稱為臣仆。輔（益州太守朱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路由邛崍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歧道……。’”根據白狼、槃木、樓薄、唐菆等部落居於汶山郡以西，而且他們前往成都平原需要經過邛崍大山等情況分析，這些部落應該分布今甘孜州東南部 98。 經過考古資料的對比，今四川西南部的木裡縣和滇西北的德欽、中甸兩縣也應屬於白狼、槃木、落薄、唐菆文化分布區。這一帶的重要考古發現有四川巴塘縣扎金頂墓群、雅江縣呷拉墓群、甘孜縣吉裡龍墓群和鑪霍縣的卡莎湖墓群，以及滇西北的德欽縣和中甸縣的幾處墓群 。

白狼、槃木、樓薄、唐菆故地青銅文化的遺存目前發現的主要是石棺葬和土坑墓，兩種墓葬的結構雖然不同，但出土的器物卻沒有大的區別。最突出的是帶有甘青文化特征的大雙耳罐和單耳陶罐，銅器主要有山字格劍、曲柄劍、雙圓餅首劍、短柄鏡、弧背刀、鐲和各式泡飾為主，墓葬中隨葬家畜也是該地區的特點之一。這個區域位於西南最西的地方，山高谷深，交通不便，與蜀、滇等文化的接觸較少，故其文化中蜀、滇文化的因素雖然少一些，但三星堆文化的一些重要文化因素，如杖首和三角援風格的銅戈還是在該地突現出來。

在白狼、槃木、樓薄、唐菆故地發現的石棺葬和屬於石棺葬文化的土坑墓，其文化面貌與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和雅礱江流域的鹽源盆地青銅文化十分接近，大概其社會結構和政治組織也相類似，處在酋邦的發展階段。

（十一）句町

據考証，句町故城在今雲南廣南，雲南之富寧、廣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等縣亦當為句町轄境 458－459。句町乃濮系民族，《華陽國志 南中志》有明確記載：“句町縣，故句町王國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根據沿濮水一線出土的的文物面貌基本相同的特點分析，沿濮水（禮社江、紅河）的元江、紅河、個舊一線，可能也是句町文化的影響區。

目前在句町故地發現的青銅文化遺存，主要有位於紅河州中部的雲南元江縣窪垤打篙陡墓地、元江羅垤白堵克墓地、個舊石榴壩墓地、紅河縣的小河底流域、廣西西林普馱銅鼓墓葬等 。

根據《漢書•西南夷列傳》和《華陽國志•南中志》的記載，西漢時句町擁有較強的軍事實力。結合考古材料分析，句町墓葬密集分布，青銅文化的主要器物有對稱圓弧刃和不對稱圓弧刃鉞、條形寬刃和窄刃斧、蛇頭形首劍、長胡戈、矛、刀、匕首、V形銎口鋤、刻刀、扣飾、鈴、杖首、鐓、鑿、臂甲等各種兵器，意味著該族群已經發展到有“君長”的酋邦階段。

（十二）漏臥

《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皆有漏臥縣，應劭注《漢書•地理志•漏臥縣》曰：“故漏臥侯國”。汪士鐸《漢志釋地略》雲“漏臥，師宗東南”。金兆豐《三國疆域志》雲：“漏臥介於夜郎與句町之間”。方國瑜先生在《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中考証：“因其（漏臥）地在句町以北，夜郎之南”。結合考古材料推測，漏臥應在今雲南曲靖地區的南部師宗縣和紅河州北部的瀘西縣一帶。

漏臥故地的青銅文化遺存目前發現兩處，即雲南瀘西縣的石洞村墓地和大逸圃墓地 。從石洞村和大逸圃兩處墓地墓群的規模，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觀察，這個族群的社會分化不明顯，社會發展水平不高，尚處於血緣氏族階段。

（十三）其他“以什數君長”

除了見於文獻的諸族群外，西南地區還分布和活動著數量更多的小族群，它們的首領被司馬遷稱為“以什數君長”。這些族群雖然較小，但和那些大的族群有著相同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如四川會理城河流域的糞箕灣墓葬群和大涼山昭覺河、美姑河流域的石板墓等 。根據有限的考古發現，這些小族群多處於氏族部落階段，其經濟發展水平低於大的族群，但它們的力量還是足以在西南地區若干大族群之間保持著自己狹小的生存空間。

四、西南夷復雜酋邦之形態

根據現有酋邦和國家起源理論，以及近數十年來豐富的考古發現，古代西南夷社會向文明演進的諸多線條更加清晰。根據E•塞維斯的觀點，酋邦的暴力活動是對外，而非對內，“王公之戰”並不是國家意義上的戰爭 286。西南夷古代遺址和墓葬中廣泛出土青銅武器，顯示出戰爭的頻繁性劇烈性。

C.克拉克洪（C.Kluckholm）認為物質文明要素包括了城市、文字、金屬器和大型禮儀建筑中至少兩個要素加上大型禮儀建筑同時出現在一個社會中，才能稱之為“文明” 400。酋邦的復雜性，遠遠超過了早期國家階段的復雜性。例如，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國家產生於復雜酋邦的對抗過程中，但劉莉根據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材料，發現中原夏商周國家並非產生於較為復雜的長江流域酋邦（如良渚），而是產生於結構分散，復雜程度較低的河南龍山文化，這一特質則常被國際學界所忽略 。因此，在進行是否進入文明的界定時，需要較為復雜的考量與界定。

單個物質文化要素的產生、存在乃至高度發展，並不意味著進入了文明階段。良渚文化發達的大型禮儀中心、石家河文化巨大的城垣建筑，乃至山東龍山文化發現的早期陶文，並不意味著這些遺址已經處於文明階段。而瑪雅文明雖然缺乏金屬器物，卻具備了大型禮儀中心、城市、文字和發達的天文數學，因此，瑪雅則可被視為文明。反之，復活節島上存在巨大規模的禮儀建筑，卻缺少其它文明要素之存在，因此也不能視作文明。

在西南夷的考古發掘中，“夜郎旁小邑”的陶器上曾發現過刻劃的符號 12，貴州威寧中水西南夷公共墓地器物上也有刻畫符號之發現 。而根據汪寧生先生研究，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一長方形銅片上的大量圖案，屬於“原始的圖畫文字” 390-397。也有學者認為晉寧石寨山M13的圖畫文字體現了滇王的“文治武功” 。這些現象似乎意味著，古代西南夷可能已經出現了早期的原始文字。但到目前為止，這些個別的觀點似乎還未得到學術界的共識，因此尚不能得出西南夷社會已經產生了文字的肯定結論。

盡管如此，以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滇國大型墓葬考古所反映的情況，整個社會依靠宗教祭祀的意識形態，獲得了極大的整合，神權政治的精英通過對意識形態的壟斷，與暴力的壟斷開始結合，並通過戰爭進一步鞏固了宗教統治，青銅儲貝器上所表現的獻祭，正是戰爭與宗教密切整合的結果。同時，豐富的青銅武器，顯示了資源、技術、勞動力已經有效組織為戰爭鏈條，為有組織系統的暴力活動服務。換言之，滇文化所顯示的復雜發展水平，已經處於進入文明的前夜。根據塞維斯的理論，我們認為滇人的社會性質屬於復雜酋邦，處於國家和文明的前夜 282。

通過對邛都考古材料及傳世文獻的綜合研究，邛都夷尚處在文明起源時代的較早階段，它的社會結構分為三個層次，即若干血緣氏族——七個部落——酋邦，其武裝力量也是從七個血族組織的族群中產生，暴力活動的壟斷性與戰爭、意識形態的復雜水平，均不能與滇文化相比。

筰都族群內已經有了明顯的社會分層，墓葬可分為大、中、小三型，不同類型的墓葬存在墓葬規模大小、隨葬器物多寡的明顯差異，根據老龍頭墓葬的情況，當時的這支族群的社會至少可以分為五個階層。發現有各種青銅武器，也有被用於宗教獻祭而殺戮的死者 。因此，這是一個高度復雜化的社會。不過，盡管筰都的神權控制與暴力活動已經達到了相當的復雜程度，但並不具備國家的水平，應該屬於復雜酋邦。

有學者指出，夜郎社會的復雜化水平與滇較為接近，其社會層化結構也較為類似 195-196。在夜郎故地的考古遺存中，不但有豐富的青銅武器、銅鼓、玉器，還有反映宗教與意識形態的“套頭葬”現象。此種現象，與壟斷了意識形態控制的巫覡組織有密切之關聯 。而大量青銅鉞、劍、戈、矛、刀等武器的發現，也顯示了戰爭的頻繁 27。雖然如此，但由於至今尚無大型墓葬被發現，所以夜郎酋邦的復雜化程度還沒有達到滇那樣的發展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夷酋邦的很多考古跡象顯示了青銅文化的發達。這個現象很容易造成一種假象，即按照中原的文明起源現象，進而推測西南夷地區已經達到了中原三代時期的“青銅文明”階段。實際上，西南夷的青銅文化是受到古蜀文明劇烈影響之后的結果，古蜀文明在獨立於中原文明獨自演進的過程中，本身發展出並具備了大型禮儀中心、發達的青銅文明、城市以及發達的宗教控制和暴力的壟斷，是整個長江流域唯一由復雜酋邦演進為國家文明水平的社會體 397-419。因此，西南夷的青銅文化並不能被視為達到了同等條件下獨立發展的技術高度。正如直到近代，涼山的彝族已經開始使用火器作戰，但並不意味著這一社會組織已經發展到近代水平。

對於西南夷地區而言，以滇、邛都、筰都等為代表的政治組織走在了金沙江流域各族社會演進的前列，處於酋邦向國家演進、史前向文明過渡的階段。如果沒有秦王朝尤其是漢王朝國家力量的進入，將漢文化包括鐵器和政治制度在內的各種文明要素在西南夷地區作強勁擴展和傳播，造成西南夷地區從史前青銅時代跨入鐵器時代，並將其納入秦漢國家體制的政治秩序之內，西南夷族群仍舊會按照自身的發展方向和邏輯，完成向國家社會的演進。換言之，西南夷復雜酋邦已經站在了文明曙光的門檻面前。

五、小 結

立足於中國古代社會自身的具體特征，結合近數十年來西南夷地區豐富的田野考古資料，西南夷古代社會的發展面貌呈現出比以前更為清晰的線條。從社會復雜化和物質文明、控制能力等綜合角度而言，西南夷族群中有一些政治共同體已經獨立演進到復雜酋邦的水平，處於文明時代的前夜，假如沒有中原國家力量與文化的強烈進入，西南夷地區的許多族群同樣可以獨立演進到文明時代。換言之，酋邦理論既為我們解釋西南夷古代社會的發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理論資源和方法視野，而西南夷材料的具體研究，又能進一步豐富酋邦理論和早期文明起源研究的視野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