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新疆圖志》探析

《新疆圖志》修纂於清末，是清代方志中質量較高的一種，其內容豐富，在新疆地方文獻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學術界對該書的研究較為薄弱，諸多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梳理、探討。筆者最近查閱《新疆圖志》版本時，發現中國科學院信息文獻中心總館（下文簡稱中科院圖書館）所藏《新疆通志》實為《新疆圖志》的稿本，對研究《新疆圖志》的編纂過程、分志作者、史料來源等問題有重要意義，因撰此文，介紹稿本《新疆圖志》的版本信息與內容，考辨其關系，並分析其價值。

一 稿本《新疆通志》的版本狀況

中科院圖書館藏稿本《新疆通志》共1函12冊，包括《分界條約》1冊，《物產志》1冊，《祀典志》1冊，《沿邊事跡考》1冊，《實業志》1冊，《物候志》1冊，《新疆全省物候表》1冊，《國界志》1冊，《（初稿）兵制志》4冊。此12冊均以紙捻為裝訂線，除《分界條約》、《沿邊事跡考》、《實業志》外，其余均為毛裝。

《分界條約》共38葉，封面題“分界條約”。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楷書抄寫，字體工整，每行20字、21字不等。“新疆通志”稿紙框高20厘米，寬14.5厘米，朱絲欄，半葉11行，雙魚尾，象鼻處題“新疆通志”四個朱字。

《物產志》共9葉，封面題“物產志”。行書抄寫，無行格，半葉11行，行31字、34字不等。首頁題“新疆通志·物產志·植物類谷品”。

《祀典志》共22葉，封面書簽題“祀典志。分纂委員陳阜鈞呈稿”，背面有貼簽“鎮西、綏來、婼羌、葉城覆文均未到，莎車廟壇方向道裡待查。”正文前2葉是序文，后20葉為表格。序文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表格所用稿紙無行格。（參圖版2-1）

《沿邊事跡考》共36葉，無封面。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楷書抄寫，字體工整，每行19字、21字不等。內有眉批、圈點、刪改、貼簽，對體例、內容進行增刪和改動。

《實業志》共12葉，無封面。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楷書抄寫，每行21字。存總序和農事兩部分。

《物候志》共27葉，封面題識：“定本。己酉四月初六日晉卿自記。” 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卷首題“新疆物候志”，文中有很多眉批、刪改和貼簽。應為纂者在他人謄錄的基礎上做了修改。（參圖版2-2、3）

《新疆全省物候表》共9葉，不用“新疆通志”稿紙。所用稿紙為朱絲欄，半葉9行，每行字數不等。分上下兩欄，上欄寫月份，下欄寫節氣名稱及作者按語。表后有“物候附說”。末頁有朱筆題字：“54.11.2。山西介休冀孔瑞。￥420000《新疆志稿》共10冊，《分界條約》一冊，《長安宮詞》一冊，《鑪藏道裡新考》一冊，《沿邊事跡考》一冊。”

《國界志》共12葉，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每行19字、21字不等。封面題“國界。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本冊稿件比較雜亂，有三種字體，一為楷書，字體工整，應是原稿﹔一為行書，字體秀美、工整，僅4頁，為增補的內容﹔一為行書，字體潦草，是在楷書抄寫的稿件上進行批改。文中眉批、圈點、刪改、貼簽較多，多為統一體例、刪改字句、增加內容而作。

《兵制志》共4冊61葉。封面題“兵制志。初稿”，1-4冊分別為13葉、22葉、9葉、17葉。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楷書抄寫，每行22字。《兵制志一》和《兵制志二》書名題《新疆通志》，而《兵制志三》和《兵制志四》則題《新疆圖志》。

稿本《新疆圖志》版本信息如上所述。對該書的著錄，可以在中科院圖書館1976年編輯油印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錄》中看到：

《新疆通志》，稿本，一函一二冊，殘，志460/1910。紀事止於清宣統二年（僅據殘存數冊）。

這是最早著錄稿本《新疆通志》的書目。此后，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也有簡單的著錄：

[宣統]新疆通志，（清）佚名纂。稿本。科學。

比較詳細的著錄，是紀大椿等在《新疆現存方志概覽》中的記載：

[宣統]新疆通志，殘稿本。其中物候志，王樹枏撰，定本﹔兵制志，初稿本﹔祀典志，陳阜鈞撰﹔實業志，僅得農事、工藝、商務三篇﹔國界志、物候志等均殘缺。

從概覽的內容來看，紀大椿等應該是對稿本有所了解，但沒有進一步探討。后來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均沿用了這一著錄。

以上著錄將這12冊古籍合為一函，題作《新疆通志》，大概因為它們使用了“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抄寫，或者在卷首題名為“新疆通志”。但是，實際上，在解放以前，並沒有刊印出版以《新疆通志》為名的方志。而據筆者的研究，可以肯定它們實際上就是宣統三年（1911）刊行的《新疆圖志》的稿本。

二 稿本《新疆通志》的內容

中科院圖書館所藏稿本《新疆通志》並不完整，而是僅存12冊的殘本。各部分具體內容如下：

《分界條約》共有《科布多幫辦大臣副都統銜法福靈阿巴圖魯奴才清額奏為塔城北段牌博建立完竣中俄互換條約》、《塔界條約》、《塔城東北條約》、《南段條約》、《阿科條約》、《伊犁中俄分界條約》、《劉襄勤咨文》、《金將軍咨文》、《南路分界約記》、《南路分界約文》10部分，其中《塔界條約》、《塔城東北條約》、《南段條約》、《阿科條約》、《伊犁中俄分界條約》、《南路分界約文》為分界條約原文或節文，《南路分界約記》詳細記錄了簽訂“南路分界條約”的過程，其他三種為清額、劉錦棠、金順因界約而寫的奏折與咨文。《分界條約》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抄寫，是纂修《新疆圖志》時抄錄的資料，這些資料有的已融入了《新疆圖志》的《國界志》、《交涉志》之中。

《物產志》僅存9葉，內容為“植物類谷品”的一部分，其體例是首先列出谷物名稱，接著加以解釋，並用雙行小字注出蒙古語、回語對該谷物的稱呼，然后說明在新疆的產地，最后以按語的形式說明谷物名稱在古代的沿革情況。如：“青稞，無皮谷也，蒙古謂之布爾察克，纏回謂之名阿爾帕。”《新疆圖志》無此志。從現存的內容來看，該志只是羅列新疆物產名稱，抄錄古代典籍，如《說文解字》、《廣雅疏証》、《廣韻》、《集韻》、《詩經》等文獻對此物產的解釋，較為繁瑣。

《祀典志》不分卷，當為未完稿，存序言及壇廟表。序言與《新疆圖志·祀典志》序言內容基本相同。壇廟表有八個，壇廟表一、二為鎮迪道屬，壇廟表三為伊塔道屬，壇廟表四、五為阿克蘇道屬，壇廟表六、七、八為喀什噶爾道屬。在每表內，略述該地區的社稷壇、文廟、先農壇、關帝廟等壇廟的位置、建置情況。如《壇廟表三》“鎮迪道屬·哈密直隸廳”表內“關帝廟”欄目下的內容為“一在城西北郊三裡，光緒十八年副將蕭元亨重修。一在城北一百七十裡天山，光緒三年辦事大臣明春重修。”而《新疆圖志·祀典志》共兩卷，卷一為“文廟典禮”，詳述文廟所祀先公、先賢、先儒位置及禮節、樂章、祝文﹔卷二為“秩祀祝文”，抄錄告祀山川祭文及關帝廟、社稷壇、城隍廟、文昌廟等祝文。東方學會本無壇廟表，通志局本雖有壇廟表，但內容與稿本有差異。

《沿邊事跡考》應為纂修《新疆圖志》時所做的資料長編。殘存的內容為嘉慶十八年至光緒三十四年九月間發生的事件。它以時間為線索，把新疆沿邊所發生的事情簡明扼要地加以敘述，類似於大事編年。如：“道光二十六年，俄人建闊拔勒城、唯爾訥城於巴爾開什湖南”﹔“同治十年，俄人乘亂入我伊犁，辭曰代收代守”﹔“光緒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伊犁將軍長庚奏俄人借巴爾魯克山明年九月十年期滿，請頂先知照俄使，以便屆期收還。奉旨允准。”從眉批等改動的內容來看，應是初稿，這些內容經過篩選、加工，融入《國界志》、《交涉志》之中。

《實業志》體例雖與《新疆圖志·實業志》相同，但內容差別較大。稿本《實業志》首頁題第一行“實業志”下為小字“農事、工藝、商務”，第二行題“總敘”，先結合歷史，綜論實業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然后簡要說明新疆實業凋敝狀況，最后指出“作實業志，紀農工商以見當今民生之情實焉”。稿本《實業志》“農事”的內容比《新疆圖志·實業志》“農”的內容幾乎多一倍，其敘述新疆屯田沿革、土地耕作、溝渠灌溉、農作物播種等情況較為詳細。

《物候志》與《新疆圖志·物候志》內容相同，眉批、貼簽多為作者統一體例，調整條目次序作的按語。

《新疆全省物候表》與《新疆圖志·物候志》不但體例不同，內容差異也很大。《物候志》內容比《新疆全省物候表》豐富，在敘述具體事件、動植物時，二者也有差別。如對冰燕的描述，《物候志》為：“冰燕生於冰山，比家燕小，形色皆相似。群飛巢於冰雪之中，每極寒時卵於冰上，不待孚伏，卵裂自生。出卵后日食冰雪，月余毛羽豐滿。總兵徐學功同治初被難博克達山中，曾見之。土人呼為冰燕，方言涅化也。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新疆全省物候表》的記載是：“常聞徐學功總戎談伊同治初率鄉人入博克達山深處避難，十二月見燕子群飛，比家燕略小，形色均同。異而察之，皆巢於冰厚山上。詢據土人，雲每冬遺卵於冰，至冬至后極寒卵裂，小燕即生，不待伏出。卵生日則食冰雪，夜仍臥冰上。月余毛豐始飛。此語選初聞甚疑，恐徐信口妄言。上年權篆迪化，接見老於入山之人，詢之果然。”

《國界志》僅存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間的部分內容，稿件中有眉批、圈點、刪改。這部分內容比《新疆圖志·國界志》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間記述的事情少在敘述同一事件時基本相同。

《（初稿）兵制志》保存較為完整，其內容與《新疆圖志·軍制》基本一致，隻有個別字句略有不同，如：稿本《軍制一》后無“歷代”二字，《軍制二》后無“國朝”二字﹔《新疆圖志·軍制一》“歷代”中“名曰統御，實則羈縻，而已所謂……”，稿本作“名曰統御，實則羈縻，晁錯所謂……”﹔又，“鄭吉迎之，乃因並護北道”，稿本為“鄭吉迎之，乃因使吉並護北道”這種字句差異並不多見。此外，《新疆圖志·軍制志》是三卷，名為《軍制志》﹔稿本是四卷，名為《兵制志》，前者是將稿本的《兵制志》三、四合為一卷，即卷三。軍制與兵制內涵基本一致，在這裡二者沒有差別，只是在最后的定稿時選擇了編纂者認為最合適的稱呼，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新疆圖志》及其各分志的定名，在編纂中是有一個反復思考的嚴謹過程的。

從以上介紹可知：《物產志》為《新疆圖志》所無﹔《實業志》、《國界志》各存1冊，內容不完整﹔《祀典志》體例和《新疆圖志》迥異﹔《分界條約》、《沿邊事跡考》和《新疆全省物候表》是修志時抄錄的資料﹔僅《物候志》、《（初稿）兵制志》較為完整。但綜合稿本《新疆通志》的版本狀況和文字內容，它與今本《新疆圖志》的關系是：中科院圖書館所藏《新疆通志》即《新疆圖志》的稿本。

三 稿本《新疆通志》即《新疆圖志》

中科院圖書館所藏《新疆通志》即《新疆圖志》的稿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理由：

第一，從《新疆通志》所存內容來看，它與《新疆圖志》有前后的繼承關系。《祀典志》、《實業志》、《物候志》、《國界志》、《兵制志》是《新疆圖志》的分志，其中《兵制志》內容最接近定稿，其他各志與定稿在內容和形式上有些差別，但從總體上來講與《新疆圖志》內容相符，並不是另有一種《新疆通志》存在。說它是稿本，因為所存稿件均為抄寫，有圈點、眉批、按語等修改﹔從行文上來看，有的稿件不如定稿通暢、規范﹔另外，還有《分界條約》、《沿邊事跡考》、《新疆全省物候表》等為纂修《新疆圖志》時所作的資料匯編。

第二，從《新疆通志》稿本的一些署名來看，他們就是《新疆圖志》的作者。稿本《新疆通志》有兩處題名：一是《祀典志》封面書簽題：“祀典志。分纂委員陳阜鈞呈稿。”陳阜鈞字镕皆，湖南湘鄉人，曾客吐魯番同知曾炳熿幕。在王樹枏所纂《新疆訪古錄》中，提及他在庚戌（宣統二年，1910）十月曾將吐峪溝出土的《佛說菩薩藏經殘卷》贈給了王樹枏。而1911年刊印的《新疆圖志》“纂校銜名·分纂”中，也有“湖南廩生臣陳阜鈞”的記錄。因此，這一《新疆通志》本的《祀典志》從內容來看，也証明了后來刊行的《新疆圖志·祀典志》就是由陳阜鈞擔任分纂的。二是《物候志》的封面題識：“定本。己酉四月初六日晉卿自記。”己酉當宣統元年（1909），晉卿則是時任新疆布政使王樹枏（1851-1936）的字。他在那個時候也兼任了《新疆圖志》的總纂官和兼辦局務。《物候志》的封面題識証明了他對各分志最后的定稿過程。

第三，從《新疆通志》的名稱互用來看，《新疆通志》就是《新疆圖志》的前身。為了纂修《新疆圖志》，王樹枏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於省治迪化布政使衙署設立了新疆通志局，作為纂修方志的專門機構。從上文可知，當時印制的稿紙象鼻題“新疆通志”，因此稿本《新疆圖志》有時也題“新疆通志”，如《兵制志一》。此外，天津圖書館所藏64冊通志局本《新疆圖志》書根書名均題“新疆通志”。一省之志為通志，這是清代修纂省志的通例﹔但是方志也有注重輿圖而圖文並重的特點，因此稱“圖經”、“圖志”者，也代不乏例，新疆地方在乾隆年間纂修的《西域圖志》即是典型。但是，從現在的《新疆通志》殘稿本來看，其中《兵制志三》和《兵制志四》雖然用了“新疆通志”專用稿紙，但是在卷首則題《新疆圖志》。由此可見，在纂修開始，書名可能援各省通例而定名《新疆通志》。但在編纂過程中，在邊疆地區從事地圖測繪的分量被肯定，又有《西域圖志》作為榜樣，最后便定名為《新疆圖志》。

這些稿本入藏科學院圖書館，據記載似乎也不是一次性收藏，如《新疆全省物候表》后“物候附說”的末頁朱筆題字：“54.11.2。山西介休冀孔瑞。￥420000。《新疆志稿》共10冊，《分界條約》一冊，《長安宮詞》一冊，《鑪藏道裡新考》一冊，《沿邊事跡考》一冊。”可知《新疆全省物候表》、《分界條約》、《沿邊事跡考》是1954年11月2日經由介休書商冀孔瑞購藏的。其他則有可能是王樹枏與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之間的關系造成，這也是《新疆通志》即《新疆圖志》關系的旁証。

還需要辨明的一個問題是：這一稿本的《新疆通志》也不能等同於民國時期曾經籌備的《新疆通志》。民國年間，新疆地方政府擬修《新疆通志》，但未成功。第一次是1932年金樹仁主政期間，聘請張德善為新疆通志館館長，籌備修志事宜。張德善雖然收集了很多資料，但1933年被盛世才下獄，其家人將資料全部焚毀，修志未果。第二次是1943年，在錢海岳的主持下准備撰修新疆通志，並在報紙上進行了短暫的討論，但終因新疆三區革命爆發，戰亂四起，修志化為泡影。這兩次修志都隻停留在醞釀階段，沒有撰寫稿件。所以中科院圖書館藏《新疆通志》不可能是民國時期准備纂修新疆通志時的稿件。1983年以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開始了由86部專志組成的《新疆通志》編纂，目前在陸續出版中，這與當年的稿本《新疆通志》自然更沒有實際的聯系了。

綜上所述，中科院圖書館所藏《新疆通志》實為《新疆圖志》稿本。古籍編目員將其命名為《新疆通志》，從編目理論上來講，符合書名項的著錄規則，但從內容上來看，將其定名為《新疆圖志》，或者括注為《新疆圖志》以便讀者了解二書的關系更符合實際。

四 稿本《新疆圖志》的價值

稿本《新疆圖志》雖為殘本，所存內容不多，但對研究《新疆圖志》的纂修過程，以及新疆歷史文化仍有一定價值。《新疆圖志》纂修時間較短，前后三年即修成印行。對於《新疆圖志》的纂修過程、分工情況、史料來源，由於資料缺乏，目前學術界還沒有梳理清楚。稿本《新疆圖志》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些線索。以下幾個方面的價值尤其值得重視：

1、為考察《新疆圖志》各分志的編纂過程和作者情況提供了新材料。

《新疆圖志》成於眾人之手，參與其事者達70余人。由於書中沒有注明各分志的作者，后人隻能根據王樹枏、鐘鏞、宋伯魯等人的自述或刊行的單行本來考定各志的作者，但這些資料有的相互矛盾，如《新疆圖志·交涉志》的單行本《西畺交涉志要》一題鐘鏞撰，一題吳棣棻撰，作者到底為誰，還需要進一步探討。稿本《新疆圖志》為考察分志作者提供了很多信息。如稿本《祀典志》題“分纂委員陳阜鈞呈稿”，可知此稿應為陳阜鈞所撰，而魏長洪、高健《〈新疆圖志〉各分志作者摭拾》認為《祀典志》為魏承耀所作。魏先生沒有說明其依據，可能來自採訪資料。陳阜鈞、魏承耀二人均為《新疆圖志》分纂，《祀典志》可能出自二人之手，但稿件究竟如何纂成，是二人分工撰寫，還是魏承耀在陳阜鈞稿件的基礎上做了修訂，仍需要深入探討。但稿本《祀典志》的出現，對確定其作者是有參考價值的。再如《新疆圖志·物候志》，一般認為是王樹枏所撰，筆者通過考察稿本《物候志》和《新疆全省物候表》，認為定本《新疆圖志·物候志》是王樹枏在張應選《新疆全省物候表》的基礎上撰成的。

2、為了解《新疆圖志》的纂修過程提供了重要信息。

關於《新疆圖志》的纂修過程，資料較少，無人做系統梳理，多數研究者涉及此問題時語焉不詳。而了解這一過程，不僅可以作為我們利用《新疆圖志》的重要參考，也為清末新疆的文化活動提供很好的參照。稿本《新疆圖志》為我們提供了以下信息：

第一，新疆通志局為修志印制了統一的“新疆通志”稿紙，作為撰寫稿件、抄錄資料的專用紙。這一信息筆者還沒有發現其他資料記載。印制修志專用稿紙，用來抄錄資料、撰寫稿件，既可以規范《新疆圖志》纂修工作，也說明王樹枏等人對修志的重視。這也是纂修工作的一個環節，對研究《新疆圖志》的編纂有一定價值。

第二，新疆通志局為了纂修《新疆圖志》，曾征集資料，編纂資料匯編。王樹枏在纂修《新疆圖志》之前，已參與過《畿輔通志》等方志的編修，積累了一定的修志經驗，宋伯魯、王學曾也修過地方志，他們應該深知征集資料、編制資料匯編在修志中的作用。《分界條約》、《沿邊事跡考》是資料匯編，《沿邊事跡考》內有很多眉批、圈點、貼簽，說明這些資料經過多人修訂。《祀典志》內有貼簽“鎮西、綏來、婼羌、葉城覆文均未到，莎車廟壇方向道裡待查”，這說明新疆通志局曾向新疆各地征集過資料，可能如纂修鄉土志時的做法一樣，擬好條目，讓各地如實填寫，最后匯集成冊，供修志參考。

第三，為考察《新疆圖志》稿件的修訂過程提供了依據。《新疆圖志》稿件的撰寫較為復雜，正如凡例所說：“是書分類較繁，則分纂諸家甚眾，而服官於此者復居多數。有初稿甫定，即行奉檄他出者﹔有甫成半稿，經后賢接續者﹔有一志數門分員編纂者，雖經諸總纂所酌易，亦各隨其識，略刪潤之。”王樹枏追述纂修經過時說：“《新疆圖志》開局以來，余自撰成《國界志》八卷、《山脈志》六卷、《兵事志》二卷、《訪古錄》二卷、《新疆小正》二卷、《禮俗志》一卷、《道路志》四卷、《土壤表》一卷。其《建置志》則余仿漢地理志創撰一卷，而屬同年宋子頓伯魯照式續成之。《實業志》則余創撰森林、漁業二門，屬門人鐘鏞笙叔續成，又經余一一改定潤色，始成定本。”鐘鏞論及此事時也說：“他若宋先生作《建置志》若干卷，余為補譔一敘，故有序無書﹔郭先生作《職官表》若干卷，余為補譔十三序，故有序無表﹔裴先生作《水道志》，僅成於闐河、葉爾羌河一卷，旋詔赦入關，余為續成之。”由此可知，《新疆圖志》由草稿到定稿經歷了較為復雜的過程。《祀典志》小序與《新疆圖志·祀典志》略有不同，后者在文筆上較為順暢，而在內容上失去了一些有用信息，正文則完全不同，詳見前述。《實業志》序言和所存正文與《新疆圖志·實業志》差別較大。《新疆全省物候表》與《新疆圖志·物候志》序言相同，內容相差不大，只是在敘述上略有不同，而正文體例二者完全不同。將稿本與定本仔細比勘，參以王樹枏、鐘鏞、宋伯魯等人的追憶，結合字體、文筆、章法，可以勾勒出某些分志稿件的撰寫脈絡。

第四，反映了《新疆圖志》初稿與定本在體例與內容方面的變化。《新疆圖志》定本有29個分志，輿圖與文字並重，內容十分豐富，體例也較為嚴謹。但仔細研讀，發現有些分志內容與體例略有不符，如《祀典志》序雲“爰志祀典，並表壇廟，后之官斯土者備覽觀焉。”《新疆圖志·祀典志》卷一為“文廟典禮”，卷二為“秩祀祝文”，通志局本有部分壇廟表，東方學會本全部刪去，可知撰者最初的意圖有壇廟表。后來刪去，不但有悖於體例，也失掉了很多有價值的內容。筆者推測，《新疆圖志》最初的設想應有很多表格，后來或刪去，或把表格改為文字敘述，如《交涉志》單行本有“俄領事館員暨附屬營表”、“俄商貿易歲計表”和“各屬教堂調查表”，而定本把表格改為文字敘述。王樹枏自述撰有《土壤表》一卷，《新疆圖志·土壤志》序雲“今取周官土會土宜之法，分晰（析）列表，為今之有守土責者察焉”，可知《土壤志》最初也有表格，后來隻以文字敘述，沒有採用表格。此外，稿本《新疆通志》有《物產志》，定本無。這說明《物產志》最初也為《新疆圖志》諸志之一，后來刪去。從所存《物產志》來看，不用“新疆通志”稿紙，內容多為征引古書資料，十分繁瑣。《新疆圖志》中有因內容變化而更改分志名稱的，如《新疆圖志·道路志》初稿為鐘鏞所撰，后收入其《新疆志稿》中，題為《新疆郵傳志》。可知此志最初名為《郵傳志》，后來由於內容增多，更名為《道路志》。

3、稿本所保存的原始資料對了解清代新疆地方文化提供了稀見資料。

稿本《新疆通志》有些內容為其他文獻所無，有些內容比《新疆圖志》豐富，對研究新疆歷史文化頗有價值。如《祀典志·壇廟表》把新疆各地的廟宇、祠堂匯為一表，略述其興廢沿革和地理位置。這些壇廟既是普通民眾特殊的活動場所，也是地方基層政權宣揚社會主流思想、培育民眾文化認同、控制社會中下層群眾精神活動的重要地方。《祀典志》保存的這些珍貴資料，對我們研究清政府在新疆的統治思想及治理措施，中原文化在新疆的傳播及與新疆本地文化的沖突、融合，普通民眾的信仰及文化認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綜上所述，中科院圖書館所藏稿本是《新疆圖志》傳世稿本中的一部分，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新的稿本還會陸續面世，如南京圖書館所藏《溝渠志》，據筆者初步研究，應該是《新疆圖志·溝渠志》的稿本。由於《新疆圖志》出於眾人之手，有些作者如宋伯魯、鐘鏞、朱清華等，均攜帶所撰稿件入關，而寓居西安、北京、沈陽等地。他們所撰的稿本，現在可能藏於某些圖書館或藏書家中。這些稿本的發現，都將如上中科院圖書館稿本一樣，對我們研究《新疆圖志》的成書過程，提供十分重要的資料。

附記：本文系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新疆稀見史料調查與研究”（項目編號：11&ZD095）成果之一。

（本文已刊《西域文史》第六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12月，315-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