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鄉村傳統文化的未來

摘要 近百年來的鄉村研究與建設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也形成了“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鄉村建設而致鄉村破壞”等種種悖論。其實，這是現代性自身價值體系的單一性與思維邏輯的斷裂性，以及以其為中心構建的中國鄉村研究與鄉村建設體系，在制度安排、政策設計上的精英化色彩、國家本位和相應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戰略上的表現。因而，超越現代性，恢復和重建鄉村生活的多樣性，是突破上述種種困境的關鍵。

關鍵詞 現代性 多樣性 悖論 鄉村研究 鄉村建設

在近代以來的精英分子看來，鄉村問題是中國問題的關鍵組成部分，解決鄉村問題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並為此開展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建設實踐，迄今仍在進行中。由此取得的學術與理論成果異常豐碩。但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其間充滿了困惑、爭論乃至悖論，深深地制約甚至破壞著人們的鄉村建設努力，其中許多成為一脈相承、迄今都無法擺脫的窠臼。更重要的是，此類現象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與反思。在鄉村治理問題備受關注且熱議不斷的情況下，對此作一梳理與分析，探尋其突破路徑，意義重大。

近代以來鄉村建設的悖論與困境

中國的鄉村問題開始受到社會各界、特別是精英階層的普遍關注，緣於1930年代的鄉村危機。自那時起，關於鄉村問題的研究和鄉村改造的實驗與實踐就從未停止過。①經過數代人的努力，鄉村研究與鄉村建設成就輝煌。但從長時段看，當下中國的鄉村問題與數十年乃至近百年前相比，仍然存在著大量相似的問題：經濟落后、人口過剩、災害頻仍，等等。原因固然很多，最關鍵的還是許多基本性的困境與悖論始終未能取得突破。其中，又以以下兩點最具代表性：

第一，許多理論上的紛爭一脈相承。曾有學者對近代以來思想界圍繞中國鄉村社會性質與鄉村建設路徑所做的種種研究，進行了詳細梳理，並提煉出其中的“十大論爭”，其中包括“失調還是適度：人地關系論爭”、“集中還是分散：土地分配關系論爭”、“緊張還是和諧：租佃關系論爭”、“大農場與小農場的效率比較：經營方式論爭”、“解體還是延續：家庭手工業論爭”、“如何評價高利貸：金融論爭”、“商品化的動力：市場論爭”、“發展還是衰落：經濟演變趨勢論爭”，等等。②以之對照當下思想界、理論界的關於新農村建設的種種討論，其相似之處，絕非少數，且顯然不能以社會的停滯來解釋的。

第二，“因鄉村建設而致鄉村破壞”的悖論。“愚、貧、弱、私”③是近代以來多數精英分子對農民生存狀態與思維特征的基本判定，並視此為鄉村問題發生的根本。據此而開展的鄉村建設也多把發展現代教育、增進農民合作作為其工作重點，然而成效顯著者並不多見，適得其反者卻層出不窮。例如，陶行知曾指出：“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裡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他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他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教育學家古楳也曾批評說，鄉村建設不但沒有使鄉村“變為西天樂園”，使村民們“變為快樂的活神仙”，反而使“農村的崩潰，農民的逃亡，鄉村的破壞，更加厲害，乃至無法遏止”。如果說上述狀況是因為當時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動政府的統治，那麼新中國成立后農村農民情況應該有所好轉，但事實卻不盡然。比如，當時國家與鄉村間的關系在一些地方甚至變得緊張，曾有人回憶說：“共產風刮得嚴重的地方，勞動力大量外流，耕畜家禽家畜大量宰殺，農具大量損壞，營養性疾病嚴重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蕪，產量一減再減”④;貧困問題一如既往，萬裡回憶其初任安徽省委書記時說：“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隻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⑤;特別是人口過剩問題比1949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1980年來的農村經濟改革顯著地改善了農民物質生活條件，但發人深省的是此前人們就廣泛議論的諸多現象仍然廣泛充斥在當下鄉村中。例如，現代教育的“離農性”決定了其不但未能解決鄉村需求，反而銷蝕了鄉村原有的自然淳朴的文化氣質，使其變得日益浮躁和功利;⑥現代文化在鄉村的持續滲透，使其生態環境遭到前所未有的毀滅，鄉民精神生活日趨荒漠化;⑦用意良善的新農村建設，在很多地方演變成強制農民集中居住的運動，使大量村落被夷為平地。⑧

這些現象，顯然非精英階層所願，相應的反思也從未間斷。但痼疾難除的事實又說明，隻有從基本價值體系和基本制度構成(即源於百年前的中國現代性建設上)進行整體性反思與重構，才能克服這一悖論。

現代性與近現代鄉村建設

關於現代性目前並沒有一個相對一致的定義，但現代性必須通過現代化如工業化、城市化、科學化、國家民族民主化等歷程發展出來，則可以視為一種共識。⑨就中國而言，1840年以后的社會發展根本上“就是個現代性的問題”⑩，且隨著形勢的發展，現代性追求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主導性話語(Discourse)，“關於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導理論，無論是批評還是服膺，均將西方發展模式置於支配西方和中國學界對現代中國史研究的核心詮釋地位，以工業革命和民族國家的興起作為現代發展的確定標准”11。由此而催生的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無論如何肯定都不為過。但同樣需要高度關注的是，正如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現代性“既有光彩奪目、讓人肅然起敬的一面”，但也伴隨著“難以下咽的苦果”12，如兩極分化、環境污染、人性異化、精神缺失等。13而造成這一悖論局面的恰恰是現代性自身，即其價值體系的單一性與思維邏輯的斷裂性。對此，學術界曾從多個層面進行過分析，例如，詹姆遜曾認為，現代性源於一種對傳統和過時之物急劇增長的厭惡，是一個單維度的、沒有任何歷史性或未來性的概念;14利奧塔認為，現代性是一種“元敘事”(或曰“宏大敘事”)，即為某種制度乃至生活機會辯護的形而上學話語形式，是用強勢話語來壓制其他的弱勢話語;15哈貝馬斯認為，它代表著一種面向未來的“時間意識”與“歷史意識”，它通過“貶低直接相關的前歷史，並與之保持一段距離，以便自己為自己提供規范性基礎”16等等。近代以來的中國鄉村研究和鄉村建設始終浸淫在現代性話語體系中，由此而確立的價值體系、制度安排與政策措施，自然亦無法避免其單一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種種畸輕畸重現象，特別是在以下兩點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第一，鮮明的精英色彩。這首先表現在精英分子們利用手中掌握的話語權對農民傳統思想觀念的長期批判。據筆者掌握的資料，這個批判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時期的洋務官僚身上，如張之洞等人就曾有“凡農家率皆謹願愚拙”17之說，此后各個時期的主要的政治與知識精英，如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蔣介石、胡適、梁漱溟、陶行知、林語堂等，都有相似的批評。18甚至當下社會中那些致力於批判現代化道路的知識分子們，也深陷“現代性話語的霸權之中”，而無法擺脫“以己度人的精英意識”。19與此相應，近代以來形形色色的鄉村改造運動——無論是國民政府的減租、土地陳報和扶持自耕農運動，知識界的鄉村建設運動，還是解放后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運動，乃至當下的新農村建設——都是由政界或學界的精英分子發動和組織的。

第二，鮮明的國家本位。這不但表現在近代以來特別是1949年以來的鄉村建設主要是由政府主導推進的，更重要的是這些活動的深層價值取向是國家的而非鄉村的，鄉村是手段而非目的。例如，梁漱溟鄉村建設實驗的終極目的是“救活老民族”，即他反復強調的“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必於農村求之，必農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國國家乃有新生命焉”，“從舊文化裡開出新文明”，特別是還要以此開辟出一個“為世界人類所依歸”的“正常形態的文明”。20相似的邏輯在當下人的思想中亦有深刻反映，例如，賀雪峰關於“重建農村生活方式”的主張與實驗固然是為了解決鄉村的問題，但其更深層的目的是要使“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為今天已經走入迷途的資21本主義文明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與古老的東方文明相聯系，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己內心世界和諧相處的中國道路”。溫鐵軍建設“綜合性社區合作社”的主張與實驗，最終落腳點是培育“核心價值體系的新文化風尚”。22相應地，在制度設置與實踐上也表現出強烈的國家訴求。不但中國歷來的鄉村治理結構“從一開始就和當時國家體制要求分不開”，“都是為當時的國家政權服務的”，23即使在當下的鄉村，國家權力也是“佔支配地位”的。24

上述兩種趨勢的出現及不斷膨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鮮明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戰略，決定了以現代性為中心構建的中國鄉村研究與鄉村建設體系，雖可為鄉村問題的解決提供新思維、創造新契機，但其實際效果則未必盡如人們所設想。

雙向城鎮化應是未來新趨向

進一步說，現代性悖論的發生關鍵在其違背了事物發生與存在的基本邏輯。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闡述其“實踐理論”時曾指出，所有的社會都表現為“差異的結構”，不管是個體還是群體，都生存並存在於差異中，且由此而形成的關系空間是“個人或群體的舉止行為表現的真正根源”。25換言之，“‘差異’構成事物的本性”。26但現代性的成長乃至膨脹恰恰是以忽略甚至是消滅差異性為前提條件的。這也說明，超越現代性，恢復和重建鄉村生活的多樣性，是突破上述種種窠臼的關鍵。其中，以下兩點尤為重要：

第一，重新認識並准確把握鄉村文化的生成邏輯及其意義。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鄉村文化的生存性意義。馬克思曾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27這一點，在作為社會底層的鄉村表現得更為直接、強烈。另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鄉村文化的自然性意義。鄉村是人和自然互動的第一場景，包括氣候、地形、土壤、水文、動植物種群等資源存在狀況與特點，決定著鄉村社會的人口分布、集結方式、技術運用及其效果。28

由此兩點，決定了鄉村文化的實踐性、經驗性、內生性特別是個體生命性特點，與精英階層所倡導的學理性、先驗性特別是民族國家性意義，有著顯著差別。因此，鄉村研究與鄉村建設要真正落實到鄉村本位，首先要在思想上確立三種觀念：一是充分重視小傳統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復雜性及其在鄉村社會變遷中的決定性意義;二是承認鄉民利益訴求的重要性;三是意識到任何文化都是一種曾經的生命智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

第二，建立多樣化的鄉村治理體系。據統計，截至2009年底，全國34170個鄉(鎮、辦)，67萬多行政村，農村人口總數為7億多。29因此，隻有建立多樣而不是單一的模式，才能有效治理面積廣大、差異巨大、人口眾多的中國鄉村。具體來說，又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實現行政體制的多樣性。應該看到，目前政學各界所發生的種種爭論，例如，鄉村治理是採用“縣政·鄉派·村治模式”，還是採取“鄉派鎮治模式”、“鄉派鎮政模式”、“鄉鎮自治模式”，還是“鄉治·村政·社有模式”，30鄉鎮體制是需要“強化”還是需要“虛化”、“半自治化”乃至“取消”，31等等，事實上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而非非此即彼的單選項。既要讓已卓有成效的各種嘗試如河北“青縣模式”、浙江“溫嶺模式”、廣東“蕉嶺模式”32和山東聊城“聯村自治”模式繼續存在33，更要創造更多的新模式。

二是實現市場主體的多元性。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曾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組織的出現就源於在制度安排上確立了所有權等制度。34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曾指出：“在自由契約下，自發出現的多樣化制度是在不同條件下對各種復雜兩難沖突的最優折中”。35因此，未來鄉村經濟建設，必須以完善土地產權為中心，實現土地的自由流動，使大企業經營與小家庭耕作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三是提升社會管理的開放性程度。目前，中國鄉村普遍存在的“原子化”與“無序化”狀態，與社會主體結構上鮮明的同質化與草根化特點有著直接的關系。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從鄉村內部來說是長期推行平均主義政策的結果，它削弱了主體間社會經濟的差異性，瓦解了村落內聯系的互補性和有機性;從外部來看，則與長期推行以城市化為中心的、城鄉二元社會管理體制有關，它導致了鄉村政治資源、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源的大量流失，削弱了鄉村的內部再生能力。改變上述狀況，要以促進鄉村社會主體的多元化與多樣性為目的，提升社會管理的開放程度，特別是要深化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重點突破鄉村與城市的壁壘，改革農村戶籍管理制度，實現從身份管理向職業管理的轉變，改革其社區管理體制，從單一土著村民的權力壟斷向多元職業主體的權力共享，大力促進以民間為基礎的城市產業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向鄉村的流動。曾有學者指出，“中國是一個超大國家，不可能設想，這個國家的人全部居住在城市”，為此，要推動“雙向”的城鎮化，既要使“追求增加收入的農村人口可以流出”，也要鼓勵熱愛鄉村生活的城鎮人口“回流鄉村”，以保持鄉村的活力。36對此，筆者深以為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華北鄉村傳統文化的近現代轉型研究：以山東為例”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05CZS011)

注釋

1參見呂偉俊等：《山東區域現代化研究：1840∼1949》，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第319∼338頁。

2李金錚：“中國近代鄉村經濟史研究的十大論爭”，《歷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李景漢：《定縣社會調查概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5∼736頁。

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765頁。

5張廣友：“萬裡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5期。

6焦彥蕊、馮文全：“關於我國鄉村教育危機的教育哲學思考”，《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8期。

7劉雨：“重建鄉村文化：培育鄉村教育的精神之根”，《教育科學論壇》，2011年第7期。

8 36秋風：“大國為何不能沒有鄉村”，《人民論壇》，2011年第28期。

9參閱[美]勞倫斯·E·卡洪：《現代性的困境——哲學、文化和反文化》，王志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頁;陳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5、36∼40、261頁。

10 13吳曉明、鄒詩鵬主編：《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性問題》，重慶出版社，2009年，第3、149頁。

11步德茂：《過失殺人、市場與道德經濟：18世紀中國財產權的暴力糾紛》，張世明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26頁。

12[美]勞倫斯·E·卡洪：《現代性的困境——哲學、文化和反文化》，王志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93∼295頁。

14[美]弗雷德裡克·詹姆遜：《單一的現代性》，王逢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4∼104、177∼180頁。

15 26陳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90∼212、315頁。

16[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后民族結構》，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8頁。

17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864頁。

18參見丁偉編：《中國民族性》，西安：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

19劉旭：《底層敘述：現代性話語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24頁。

2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3∼577、499、560∼568、614頁。

21賀雪峰：《鄉村的前途：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頁。

22趙凡：“尋找農村生態文明理念的落腳點——訪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教授”，《中國國土資源報》，2009年12月18日。

23馬欣榮：“略論中國近代鄉村治理結構轉型的邏輯”，《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年第5期。

24盧玉玲、李鬆柏：“多元權威與鄉村治理”，《農村經濟與科技》，2011年第6期。

25[法]皮埃爾·布爾迪厄：《實踐理性：關於行為理論》，譚立德譯，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36∼37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32頁。

28[美]史徒華：《文化變遷的理論》，張恭啟譯，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10∼21、46∼51頁。

29許才明：“鄉鎮治理模式：觀點辨析及近期選擇”，《求實》，2011年第8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1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第95頁。

30 33梁靖鬆：“新農村建設中的鄉村治理模式研究”，《改革與開放》，2011年9月。

31許才明：“鄉鎮治理模式：觀點辨析及近期選擇”，《求實》，2011年第8期。

32陳曉莉：“功能轉換與實現：多元化治理模式中的村級黨組織”，《探索與爭鳴》，2011年第3期。

34[美]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頁。

35楊小凱：“從信息經濟學角度看土地制度變遷”，《南方周末》，2002年10月31日。

【作者簡介】

趙興勝，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副院長。

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近代思想文化史等。

主要著作：《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工業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