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公益教育的基本格局及其發展戰略

在我們關於中國社會轉型動力的邏輯框架模型中，公益教育與公益傳媒、公益研究一起構成了公益文化這一整體單元。從位序層次上看，公益文化與公益政策環境處於整個公益事業體系的“上層”，對普通人在社區層面的公益參與圈，包括個體性和組織化的公益行動，及其外在支持系統起到決定性的影響。而作為公益文化的一個子要素，不同社會背景下公益教育的組織模式及實施也同樣受其整體公益文化與體制的制約和型塑。本章將對當前我國公益體制下公益教育的發展現狀及其基本格局做一概括性梳理。

一、概念界定與基本框架

“慈善事業和公益組織存在於不同的國度和歷史時空，基於不同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世界各地以至同一地區不同時期民眾對於慈善事業及公益教育的理解可能有著極大的差異”。 從詞匯上的概念考察看，公益教育由“公益”和“教育”兩部分構成。因此，公益教育首先是一種教育行動，但又是區別於其他教育活動的特定教育類型。教育是培養人的一種社會現象,廣義上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響人的身心發展的社會實踐活動﹔現代教育學理論認為，教育包括教育者、教育對象、教育內容三大基本要素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三種基本形式，這是公益教育與諸種教育活動相共通的內在意涵和結構。從外部比較的角度，公益教育之於其他教育類型的基本不同在於教育內容上的差異，即公益教育以現代公益價值、理念及其實踐技術為其特定傳授內容。因此，對公益教育最簡明的定義可以是：旨在傳播現代公益理念，為推動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而開展的教育活動。事實上，這在一定程度也可以成為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具有相對共通性的對公益教育的內涵性把握。在此，我們還需要注意區分對公益教育在另一面向上的解釋，即將公益教育理解為公益性教育，強調教育的公益性。近十幾年時間以來，中國教育類公益事業及其社會服務組織發展迅速，在整合民間教育資源、傳播新的教育理念、推動教育社會公平、甚至影響國家教育體制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獲得公益界同行和整體社會的廣泛認可。但是，教育類公益事業與本章所要著重論述的公益教育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范疇。

對當前我國公益教育發展狀況及其基本格局的判斷，可供參考的文獻資料還非常缺乏。2011年4月，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發布《中國公益教育發展現狀與展望報告》，首次對我國公益教育發展的基本狀況進行總結，其中兩個專章以各自獨特的研究視角系統梳理了國內公益專業教育和公益公眾教育現狀，另有兩個章節分別對國內公益研究和公益教育的國際經驗進行了整理和介紹。根據該報告對目前國內公益教育的類型學劃分，公益教育包括專業教育、公眾教育和公益研究三個部分，其中，專業教育又包括學術教育和職業教育，公眾教育則分為精英教育和非精英教育。我們認為，以上類型化方法在分類標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亂，比如專業教育與公眾教育的劃分依據的是公益教育目的（前者旨在培養公益人才，后者旨在倡導公益理念），而學術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區分依據則是教育的學術性質，此外還包括教育實施的主體、甚至社會分層指標等分類標准在內。為了避免上述問題，本文擬以教育三大要素之一“教育對象”為公益教育的分類依據，將當前我國公益教育的基本格局劃分為職業教育、專業教育和公眾教育三種類型。其中，公益職業教育針對公益行業的實際從業者，公益專業教育指向高校接受訓練的在校學生群體，而公益公眾教育面向的則是普通社會大眾。事實上，職業教育、專業教育和公眾教育也構成了西方公益教育的三大基本面向。 因此，可以說當前中國公益教育已經具備了類似於西方的基本教育模塊，至少是已見雛形。在新的分類框架下（見圖1），有效避免了相關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性。例如，公益研究尤其是針對公益教育所進行的研究工作對積極推動公益教育實踐的開展有著重要作用，但研究和教育畢竟屬於兩種不同的行動范疇，公益研究也並不直接指向教育對象本身，故公益研究不納入本章的討論范圍，對國內公益研究狀況的梳理我們將另擇專章進行。此外，以“教育對象”而非“教育者”為分類標准，避免了將在高校系統內進行的公益教育都歸入專業教育范疇的問題。作為一種重要的公益教育實施主體，高等學校可以提供包括職業教育、專業教育和公眾教育在內的所有三種教育類型。比如，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建立就標志著針對公益組織及其從業者進行能力建設的職業教育進入高校學歷課程。

二、需求導向的公益教育發展

當前，我國現代公益慈善事業仍處於剛剛起步階段，公益事業的現實發展對現代公益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公益教育發展呈現出強烈的需求導向性。回顧我國公益教育的基本發展歷程，無論是上世紀90年代末職業教育和專業教育的出現，還是新千年以后公益公眾教育的逐漸興起，都遵循著需求導向路線。總體而言，公益教育需要回應公益事業發展的兩大基本需求：

首先，公益教育發展是培養公益人才的需要。這裡所講的人才不僅僅指公益行業內部實際從業者，如公益組織領導人、管理人員和具體操作人員，同時還包括具有相當現代公益專業化知識和視野可以作為公益行業潛在從業者的優秀人才以及公益專業研究人員。其中，前者主要是公益職業教育的接受對象，后者則是公益專業教育的受教人群。2010年12月，騰訊公益基金會聯合零點研究咨詢集團等多家機構發布《中國公益人才發展現狀及需求調研報告》，調查顯示，國內NGO（尤其是草根NGO）普遍面臨著人才發展困境的問題，一方面公益行業內部嚴重缺乏吸引優秀人才的有效機制，另一方面業內現有從業人員也與公益專業化發展的需求表現出一定的差距，人力資源的缺乏成為制約我國公益事業發展的頸瓶。根據該報告建立的中國公益人才通用素質模型，公益行業對專業化人才有著較高的素質要求，模型包括認同公益事業理念的價值傾向、有較強的個人能力和公益行業知識經驗三個維度。當前，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公益實務界都在進行我國公益事業專業化發展的探討和反思，處在起步階段中國公益事業的跨越式發展急需專業化人才隊伍建設的支撐，而公益人才隊伍的建設依賴於包括職業教育、專業教育在內的公益教育發展。

其次，發展公益教育是構建現代公益慈善事業社會基礎的需要。作為一項社會性事業，現代公益的根本性力量來源於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除了要求專業化人才隊伍建設的支撐外，更需要構建起強大的社會基礎，而這一社會基礎的構建依賴於普通公眾對現代公益理念的廣泛接受和積極踐行。傳統的慈善事業更多的是政府辦慈善和富人做慈善，慈善受助對象往往以弱者的身份和地位被呈現或自我呈現。與此不同，現代公益則是一種平等基礎上的公眾公益、人人公益和全民公益，做公益成為一個權力和義務的統一體，一方面表現為個體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而進行的積極行動，另一方面體現為任一社會成員所負有的社會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公益是一種公民以自主、平等、獨立的身份所進行的公民公益實踐形態。因此，現代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首先需要社會大眾在觀念上普遍接受這樣一種“公益權責觀”，並在實際行動中積極踐行之，形成公眾積極參與公益行動、支持公益事業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而這正是公益公眾教育所應實現的基本目標。

針對公益專業人才培養和社會基礎構建的兩大公益事業發展需求，公益教育三個基本面向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發展軌跡。下面我們就以職業教育、專業教育與公眾教育的分類為基本框架，以論述和案例介紹相結合的方式對當前我國公益教育的基本格局和現狀進行整體性梳理。對於讀者而言，這樣的呈現方式將會更加直觀化。

三、職業教育：通往公益組織及公益從業者的能力建設之路

面對公益事業發展的現實需求，公益教育三大面向中率先發展起來的是針對公益組織及公益行業從業者所進行的職業教育性質的能力建設運動。相對於專業教育和公眾教育，這種能力建設指向戰斗在公益行業一線的公益組織及其實踐者，從而更直接地回應了公益事業發展對專業化人才的需求。

1、公益職業教育發展的三個階段

改革以來，隨著國家權力逐漸從市場和部分社會領域中退出，為社會組織發展提供了可能的社會空間。經過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發展，無論是官辦社會組織還是民間社會組織的數量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尤其是純民間的社會組織呈現出相當的活力和自主性。但是，在這種發展過程中也逐漸出現一些問題，如地方社會組織之間相對封閉、缺乏交流，組織發展方向不明確、自身定位不清，與國外社會組織相比專業化程度明顯不夠等等。於是，在相關國際機構的支持和幫助下，國內公益實務界開始了NGO能力建設的第一個階段--引入階段，即通過系統地吸收引進海外非營利組織能力建設和培訓的經驗與資源，建立針對國內NGO組織全方位的培訓課程和培訓體系。這一階段的NGO 能力建設主要以國際合作背景下的“項目制”方式進行，包括北京NPO信息咨詢中心（又稱北京恩玖信息咨詢中心）在2000至2001年實施的“中國非營利組織專業人員培訓項目”和美國福特基金會在2002至2005年支持的“溫洛克民間組織開發項目”。NPO中心培訓項目對當時的草根組織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所產生的附加值在於一些深埋在地方的民間公益組織被挖掘出來，與其他組織進行跨地域和跨界別的面對面交流，從而獲得了更大的社會視野，這為當時十分缺乏交流管道的草根組織創造了一種同仁共聚、相互激勵的氛圍。而溫洛克項目則首次實現了在NGO中大面積推行能力建設，開發出一整套非營利組織能力建設和管理方面的系列指南和手冊，對中國草根公益組織的后續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是，隨著NGO能力建設領域“引入模式”的實施推進，其單純依賴外部理念和工具，本土化程度不夠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由於對簡單地引入和所提供培訓的不滿，一些地方草根組織開始自行探索能力建設的本土化路徑，出現了能力建設多元手法並存的局面，其中包括直接培訓、小額資助、辦雜志、教材開發，以及各種網站建設等多種形式，這構成了國內NGO能力建設的第二個階段--本土化階段。以貴州社區建設與鄉村治理促進會的毛剛強等為代表的NGO能力建設“本土派”對引入階段的NGO能力建設實踐進行了反思和批判。毛的觀點認為，能力建設應重視當地NGO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以及NGO的發展狀態，必須反思西方的參與式發展理念及相關技術路線，警惕在能力建設上整合過快形成模塊，從而導致對NGO的模式化改造。

在此基礎上，以上海恩派（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的建立為標志，國內NGO能力建設進入了其第三個發展階段。NPI的“孵化器項目”融合了政府支持和企業公益創投思路，從而進行NGO能力建設的創新性實踐。更重要的是，這一階段在NGO能力建設上突破了以往的單純技術化路線（即隻強調公益組織內部實際操作與管理能力的提升），而注重公益組織在價值理念和社會視野上的開拓，兼顧理念與行動的重要性。

事實上，上述並不是前后相繼、明確分割的三個發展階段﹔現在來看，三者在時空上是並存交錯的，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內NGO能力建設領域的三大主流派別。在當前國內主要的NGO能力建設機構中，以上三種能力建設理念和實施模式都並行存在，各自分別進行著卓有成效的公益職業教育實踐。

2、國內主要NGO能力建設機構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一批長期致力於支持民間公益組織能力提升和民間公益組織領導人成長的能力建設機構逐漸發展起來，並在公益行業內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目前，在NGO能力建設領域全國比較知名的機構主要有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北京恩玖信息咨詢中心，北京倍能組織能力建設與評估中心，惠澤人志願服務發展網，上海映綠公益事業發展中心，上海恩派（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廣州中山大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ICS），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和雲南發展培訓學院等。此外，在部分高校內也有開展一些針對民間公益組織資深工作者的能力建設培訓項目和課程，有的甚至已經進入大學專業學位（MPA）教育課程中。

上述每一個機構都根據各自的資源優勢、所處的地域位置等特定條件設計出各富特色的能力建設項目。其中，有些側重於單項業務的專業化能力培訓，如志願者管理培訓、志願者管理系統開發等，有些則提供更綜合性的建設培訓，囊括決策領導力、資源動員與管理能力、項目開發與設計、項目實施能力等多項公益行業專業素質。下表中（表1），我們將對上述國內主要NGO能力建設機構的基本狀況進行整理。

四、專業教育：公益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相對於職業化的能力建設培訓和教育直接指向公益行業中的一線實踐者，公益專業教育的對象更多的是仍在高校學習的在校學生群體，包括面向本科生的專業性或通識性教學和針對碩士生、博士生的研究性教育。教育對象的差異決定了職業教育與專業教育在培養目標上的不同，前者旨在幫助公益組織及公益行業從業人員提升公益實踐和操作能力，后者則希望通過系統的專業學習和訓練，培養潛在的公益人才和公益研究人員。在內容方面，雖然技術和理念都是職業教育與專業教育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職業教育顯然更強調技術路線，而學校專業教育往往力求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尋求平衡，尤其是研究生以上教育則更加注重理論學習與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如果說公益行業內部本身是公益實踐經驗及行動策略制造的“工廠”，那麼高校專業教育則是公益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在當前我國高等院校進行的公益專業教育中，最主要的教學模塊是非營利組織管理與公民社會視角下的公益教育。這一形式下，縱觀國內主要的公益教育教學及研究機構，基本上都有著明顯的管理學特征，相應的教育科研單位也主要設置在與管理學有關的院系之內。由於其明顯的管理學特征，並不適合於在本科階段就進行系統的學位教育，因此，現階段非營利組織管理與公民社會視角下的公益專業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以上層次，當然也包括各研究機構內主要的公民社會研究者在學校開設的面向本科生的通識性課程。

普遍認為，1998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非政府組織管理（NGO）研究所的創建拉開了我國現代公益專業教育和研究的序幕。其后，逐漸成立的公益研究與教學單位包括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前身為北京大學中國社會團體研究中心），中山大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公益研究中心等。 此外，其他具有相關招生方向和開設相關課程的機構還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和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等等。 可以看到，自上世紀90年代末由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創建所形成的擴散效應極大地帶動了國內高校公益研究及教學的蓬勃發展。表2中，我們對目前國內主要的公益研究及教學單位進行整理。

但是，在高校專業教育取得一定發展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所有上述開展公益研究和公益專業教育的機構及院校中，隻有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事務學院建立了相對健全的非營利組織管理專業教育體系，並系統地進行了非營利組織管理專業的學科建設，成為國內第一所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所設立這一專業碩士點和博士點的高校。即使是成立最早的清華NGO研究所也只是在公共管理專業下招收公民社會與治理方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其他機構及高校基本上採用與此類似的教育和招生模式。不得不說這是當前我國高校公益專業教育的一大不足。

在非營利組織管理和公民社會視角下的公益教育之外，另一個公益專業教育的主要模塊是高校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起源於西方的社會工作專業，秉持其早期專業發展史上的“科學慈善主義”理念，致力於實現“助人自助”的專業使命，成為現代公益慈善事業中極其重要的構成部分之一。並且，由於其在行動領域的積極參與和介入，社會工作除了是一個學科專業外，更是一個專門的行業和社會職業。因此，與非營利組織管理和公民社會視角下的公益教育相比，高校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表現出更強的實踐導向性。

我國社會工作專業自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恢復，1988年由民政部向北京大學資助100萬建立國內第一個社會工作專業，開始了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重建進程。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進程為中國社工專業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尤其是進入新千年以后，社會工作專業和社工人才隊伍的建設日益受到各級政府部門高度重視，社工專業發展迎來了真正的“春天”。2006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將“社會工作”寫入黨的文件，提出“造就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要求”。2010年，《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提出到2015年社會工作人才總量要達到200萬，到2020年社工人才達到300萬的目標。政策環境的極大改善為我國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截止2010年年底，國內共有253所高校開設社會工作本科專業，在校社工本科生、研究生約4萬人，每年畢業生1萬到1.2萬人。為了進一步加快社工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步伐，經國務院批准，首批33所高校從2010年開始招收社會工作專業碩士（MSW）。 2011年，具有社工專業碩士招生資格的高等院校增加到58所，招生規模也比首次招生有大幅度增加。在普通學術型碩士研究生之外，專業型社工碩士的招收大大加快了我國社會工作高層次專門人才的培養。

此外，除了非營利組織管理與公民社會視角公益教育和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兩大版塊，高校公益專業教育的另一個模塊是發展教育領域，以中國農業大學農村區域發展（國際發展方向）招生項目和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事務學院的“福特基金會中國獎學金項目”（China Fellowship Program, CFP）為典型。由於發展教育領域的公益專業教育在目前國內高等院校中普及面並不廣，在此不作深入介紹。

五、公眾教育：構建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社會基礎

在經歷了2011年官辦慈善組織的系列丑聞之后，我們更加堅定地認識到公益事業的社會屬性，積極倡導慈善回歸民間、回歸社會，支持官辦慈善組織的去行政化和去壟斷化，並找到社會公益事業發展的真正動力源泉，即最廣泛的社會大眾本身。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要真正激發處於不同階層社會公眾對公益事業的積極參與和支持，首先必須讓公眾在觀念上接受現代公益慈善理念，並認同現代公益事業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就需要以一定合理的方式向廣大公眾傳播相應的理念系統，而這正是公益公眾教育所承擔的任務。如果說公益專業教育和公益職業教育要滿足的都是公益事業發展對專業人才需求的話，那麼公眾教育的作用則更多的體現在幫助建立起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社會基礎。

相對於職業教育和專業教育，公益公眾教育可以採取的形式更加靈活多樣。不同社會文化背景條件下公益體制的不同影響著公益教育的具體實施。 例如，美國和英國就存在著以公民社會為主導的公益慈善系統（包括扎根於基層社區的聯合勸募組織和社區基金會）和以政府為主導的推廣模式（半官方的公益慈善委員會）之間的公益公眾教育模式之別。很難說當前中國公益公眾教育所走的到底是以政府為主導還是以社會為主導的道路，一方面，官方的宣傳教育機構也積極倡導學習雷鋒、五講四美並積極建構出社會主義榮辱觀，試圖阻止當今社會的道德淪喪和人際冷漠﹔另一方面，民間的自我傳播力量也正在逐漸興起，以更加扎根基層的方式將公益理念“嵌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潛移默化中對社會公眾產生“潤物細無聲”的影響。就現代公益理念的傳播而言，社會性、民間性的傳化手段無疑有著更高的效用，而來自政府方面的宣傳因其強烈的政治色彩反而降低了其公益性。

在針對社會公眾多樣化的公益理念傳播手段中，媒體成為最直接而有效的傳播方式之一﹔其中，又可進一步細分為傳統的平面媒體、電子媒體和現代網絡化媒體三種形式。媒體以其信息發布的廣覆蓋為天然優勢，起到很好的公益傳播效果。以平面媒體為例，近年來各大報社紛紛掀起關注公益、報道公益的熱潮，例如，南方報系重要媒體之一南方都市報開設“公益周刊”專版並改版《中國財富》為專門的公益性雜志，2011年12月南方日報社聯合中山大學公益慈善研究中心舉辦“全民公益”高峰論壇，南方都市報連續兩年舉辦“責任中國”公益盛典等等。無論各大平面媒體的密集報道和關注是否真正把握住了公益的真實意涵，其對社會公眾所形成的潛在觀念性影響是無需質疑的。此外，現代網絡化媒體更創造出了“微公益”這一公益實踐與傳播的創新性形式。對不同媒體在公益理念傳播中的作用發揮，不作為本章分析的重點。

在媒體以其信息發布影響進行的公益理念傳播之外，公眾公益教育的另一主要形式是大量民間公益組織在基層社會所開展的公益傳播和倡導實踐。隨著我國民間公益組織的發展和成長壯大，越來越多的公益機構選擇以扎根社區的方式開展公益實踐，在基層社區中最大程度的實現公益實踐活動對社區居民的吸收參與，而越來越廣泛的公眾公益參與使社會大眾在成為公益教育接受者的同時，其自身也成為公益理念的傳播者。下面我們以香港樂施會組織在國內進行的“發展教育”理念傳播為例呈現民間組織開展公益公眾教育的具體實踐。

“發展教育”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西方發達國家興起的一種全新的教育理念，其基本內涵是通過以參與者/學習者為中心的體驗式教育方法，推動已發展地區青年人群關注社會公平和公正問題，並通過行動推動一個更加可持續發展的、公平社會的實現。 發展教育強調三個層面的教育，一是在認知方面，推動學習者了解並批判性思考貧困產生的根源，反思全球問題與本土問題的關聯﹔二是在情感層面，感同身受貧困人士所面臨的問題，形成對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會氣憤﹔三是在行動層面，通過志願參與、捐助、政策倡導等實際行動推動一個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社會的建立。

20世紀80年代，發展教育開始引入香港，在本土環境下積累起一定的教育經驗，形成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世界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期間，民間公益組織成為推動國內發展教育實施的主體性力量，而香港樂施會就是其中最主要參與組織之一。樂施會在推動發展教育中所做的工作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推動發展教育與正規課程結合，使其主流化於香港國民教育體系之中。例如，組織編寫一系列容融合“世界公民教育”理念和手法的教材，通過無窮校園網站和教師電子報進行傳播，並舉辦教師培訓等。第二，開展直接面向青年人群體的教育工作。一年一度的樂施行動組--青年扶貧領袖計劃，包括一系列發展議題學習工作坊和海外考察，及與貧困人士對話交流的短期青年培訓活動。培訓運用多種教育手法，如影像發聲(photo voice)、互動劇場(interactive theatre)等。第三，建立並運營互動式教育中心，為學生提供一個精心設計、有利於學習發展議題的獨特環境，開展互動、體驗式學習活動。

從2001年，香港樂施會和其他一些國際機構開始在內地推廣發展教育。樂施會組織與本地的教育團體、教育院校開展針對中小學學生的將發展教育融入品德教育的探索。例如，與上海師范大學、上海愛的教育研究會合作編寫了四套涉及多元文化、城市外來工、艾滋病防治以及女童教育的校本教材。該套教材融合了社會實踐、模擬體驗等不同的手法，帶領學生們去關注被邊緣化的人群面臨的困境，並且反思自身的角色。樂施會還與上海當地教育團體合作，組織上海的中學生到貧困山區進行體驗性活動，以平等、尊重的態度去深入社會，了解西部地區教育問題，期待學生在思考貧困問題的時候，不僅僅是簡單的同情，而是去反思貧困的根源，從改變自己的態度和生活方式開始。除了針對中小學生的活動，樂施會也一直嘗試與北京、廣州、溫州等地方的民間公益團體合作，開展一系列的針對大學生的發展教育活動，採用論壇、戲劇、游戲、影像、社會實踐等不同方法，希望將關注社會公正公平的種子撒入參與者的心中。 這方面的探索和實踐仍在進行之中。

六、發展戰略：我們需要怎樣的公益教育？

以上我們以整體論述和案例呈現相結合的方式梳理了當前我國公益教育的基本格局及發展現狀。可以看到，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尤其是在社會公益事業現實發展的助推之下，我國公益教育的基本格局已初見雛形，形成了囊括職業教育、專業教育和公眾教育三大面向在內的相對完整的框架體系，並且在各個領域的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但是，必須承認，處於剛剛起步階段的中國公益慈善事業和公益教育的發展仍然非常不完善，在公益教育實施的各個面向上均存在一定的問題。例如，很多面向民間公益組織的NGO能力建設項目，由於缺乏對參訓組織發展現狀的有效考察，不能從參訓方的真實需求出發提供高質量的培訓，並沒有真正起到促進公益組織及公益行業從業者能力提升的作用。相反，“有時候培訓是不懂培訓的人在給懂的人做培訓，被培訓者的角色似乎只是在幫助完成資助方規定的工作”。 此外，由於在很多能力建設培訓中簡單地照搬外部工具和理念，使一些參訓組織在面對現實挑戰時造成不適應，草根組織成為“被能力建設的小白鼠”。事實上，有著較長發展歷史的職業教育性質的能力建設運動目前正處於衰落狀態。面對公益組織不斷增長的學習需求，NGO能力建設和中介性支持機構本身並沒有進行很好的自我能力提升。而公益專業教育和公益公眾教育內部的問題同樣嚴重。

2008年地震災害的發生及其后國人眾志成城搶險救災的集體行動極大地激發了整體社會的公益熱情和慈善心理，個人、企業及基金會捐贈金額持續上升，志願者的數量及投入也在大幅增加，志願與做公益似乎越來越成為部分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年人群傾向選擇的一種社會行為方式。盡管2011年系列官辦慈善組織丑聞對民眾的慈善行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總體而言，當前我國公益慈善事業正處於蓬勃發展的上升時期，這對發展相對滯后的中國公益教育提出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要求和期待。然而，具體發展道路和方向的選擇至關重要，針對這樣一種發展要求，我們提出以下幾點戰略性發展建議：

首先，公益職業教育要進一步實現向本土化發展道路的轉變。民間公益行業內部雖然有對NGO能力建設“引入模式”的批判和反思，但過去的能力建設仍然主要以外部輸入為主，暴露出不可持續性的問題。一些運動式的培訓看似轟轟烈烈，卻往往人是走茶涼﹔大量草根公益組織在培訓中被燃燒起激情之后，由於缺乏后續的支持，回到現實反而給這些組織造成了更大、更多的困惑。因此，能力建設運動強烈地需要本土內生的東西作為支撐。NGO能力建設界要加強對本土公益組織（尤其是草根公益組織）實踐經驗及其發展策略的總結，大力開發本土案例，使能力建設轉向“應用型”、“實戰型”的咨詢輔導，並真正符合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公益組織的現實需求。事實上，除NGO能力建設領域外，高校MPA專業型公益職業教育同樣需要在教材開發、教學實施及培養模式等方面積極實踐本土化戰略，真正培養出符合本土情境的公益專業化人才。

其次，高校公益專業教育需要進一步加大學科建設的力度，形成相對完整的公益教育體系。現實的發展狀況是，作為公益發展方向主體的非營利組織管理專業目前隻在北京師范大學一所高校完成了碩士點和博士點的建設，大部分高等院校只是在相關專業下設置相應的研究方向，這樣的公益專業教育格局是遠遠不夠的。在西方，慈善學或公益學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領域，例如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就建立了慈善學從本科、碩士到博士的教育體系，慈善學也有自己的學術雜志和學術會議。因此，我們建議國內公益慈善研究領域聯合公益實務界，共同打造中國公益學，並盡快完成公益學的學科建制，建立本、碩、博齊全的學科體系。對於當前處於停滯狀態的中國公益專業教育而言，急需避免走上職業教育缺乏清晰定位、迷失發展方向進而走向衰退的老路。此外，在積極進行學科建設的同時，我們認為初創期的新生公益學還需要高度警惕類似於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發展過程中的過去產業化問題，在保証教育和人才培養質量的前提下寧可嚴格限制招生規模，實現新建學科的健康發展。

再次，公益專業教育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公益研究基礎之上。公益研究雖然不屬於公益教育的范疇，但卻是公益專業知識生產的源泉﹔缺乏真正扎實的公益研究基礎，尤其是針對中國本土公益事業發展實踐的經驗性研究，任何公益專業教育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且，公益學學科的建設更是需要建立在堅實的公益研究基礎之上。當前，我國公益慈善研究領域吸引了來自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倫理學等不同專業學者的關注，不同學科、不同視角的研究投入為我國公益慈善研究帶來了活力並生產出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由於缺乏有效的理論統協，使現有的研究成果顯得極其零散和混亂，隻在非營利組織管理視角下形成相對的集中，各種研究成果的質量也參差不齊。因此，有必要大力開拓公益研究領域，並以能夠生產出指導中國社會轉型的有效知識、發展民間公益組織戰略、倡導現代公民參與的慈善文化、推動政府政策創新為中國公益研究的整體戰略。

最后，整體公益教育應該堅定地走多元化、民間化的發展道路。現代公益慈善事業的社會屬性、民間屬性決定了任何單一教育形式都不能有效地實現公益教育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尤其是政府主導型教育模式更將嚴重窒息公益教育應有的活力和社會能量。對於公益職業教育，在傳統的NGO能力建設及中介性支持機構之外，需要進一步加強高校在培養公益專業化人才中的作用，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特有的資源和師資，在有辦學條件的學校逐步擴大與公益事業發展方向相關的專業型碩士學位招生規模，加快對公益行業高層次管理人才的培養。同時，應該積極發展公益組織行業協會、公益從業人員專業團隊等中介性機構，推動這些組織發揮出其應有的能力建設和為草根公益組織提供外在支持的功能。對於高校專業教育，需要在教學方法和培養模式等方面進行大膽創新，積極吸收公益專業化教育較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做法，比如借鑒引進西方類似於“服務學習”等有效的公益教育形式。而針對社會大眾所進行的公益公眾教育更需要實踐民間化、多元化的發展，在官方媒體之外，開拓堅持公平、正義理念的社會化媒體的傳播渠道，拒絕傳統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化的宣教，形成社會自生的充滿活力的公益慈善文化。此外，各類公益慈善組織，無論是資助型機構還是具體的運作型組織，要切實加強自身的社會宣傳倡導能力，尤其是大量扎根基層的草根公益服務機構，要發揮出其服務提供和理念傳播的雙重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