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獻文化史：超越“書籍史”的本土化嘗試

　　中國的文獻資源極其豐富，文獻傳統源遠流長，而對古文獻進行創造性的闡釋，則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近日，記者從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程章燦處獲悉，他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自2011年開題以來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學術集刊《古典文獻研究》第14輯和第15輯，作為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的專號，收錄論文約70篇，共90萬字﹔課題組成員在《南京大學學報》等學術期刊發表相關論文20余篇。

　　記者發現，“文獻文化史”目前還很少作為專有名詞被學者使用。對此，程章燦告訴記者：“以往研究中國文化史，很多是從經學、儒學、佛學等方面出發，或者從學術史、思想史、制度史等角度切入，從古代文獻學角度進行的文化史研究雖然也有，但是較為零碎，專論較多，缺乏鳥瞰式和通貫式的總體論述。傳統文獻學講‘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但大多數是著眼於學術史，並未達到充分反思古代文獻的社會文化內涵的高度。近三四十年來，西方學者率先開始進行有意識的‘書籍史’和‘印刷文化’研究，與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頗有交叉，遺憾的是，國內學者這方面研究起步較晚。”

　　據課題組成員、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趙益介紹，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書籍史研究也是由西方漢學家率先倡導的，盡管其在問題意識、材料、研究方法等方面頗有突破，但也存在著明顯問題。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較多著眼於印刷和商業化時代的“書籍”，而忽略了中上古古典時代的“文獻”﹔二是過分著眼於文獻在生產、流通、閱讀、接受等社會意義上的“交流循環”，而忽視了文獻在知識思想發展、傳統繼承發揚等文化意義上的“主客互動”﹔三是著重對“書籍”社會一般傳統內涵的開掘，而缺乏對“文獻”精英傳統意義的觀照。

　　據悉，該課題共有九個子課題，外加文獻輯要，其核心是從文化的視角闡釋文獻，以文獻為依據敘述文化。項目預期目標是完成十卷本《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預計2015年結項。

　　課題組特別重視在動態過程中把握文獻的社會文化史意義，尤其是中國古代文獻的域外傳播與東亞文化圈的形成。主持該部分研究的南京大學副教授金程宇說：“目前學術界對於漢籍東傳的研究，主要是以國別來進行的。如研究日本的學者參照絲綢之路，有‘書籍之路’的提法，所處理的文獻主要是日本所藏漢籍或准漢籍﹔韓國學者則以‘中韓文化交流’的方式提出，也涉及典籍的流傳、人物往來等內容。可見，在漢字文化圈中，‘書籍之路’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應當從整體上去把握這種文獻流傳及其所產生的文化影響，打破單一國別的學術模式，重在揭示漢籍東傳帶來的文化影響。”

　　“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實際上就是一種力圖超越‘書籍史’的本土化嘗試。”趙益解釋道，這項研究力圖實現對整個中國文明時代文獻的“長時段的歷時性研究”。在社會性之外，探討文獻與知識、思想、學術、文學、政治等之間的互動。文獻文化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過文獻來闡釋我們的文化傳統，真正把文獻理解為中國文化史中的一股力量，從而探尋這種力量是如何具體發生作用並具有怎樣的意義。

　　程章燦表示，在具體操作上，課題將簡牘時代、寫本時代與印本時代並重，在繼續深入進行明清書籍史研究的同時，填補明清以前文獻文化史的空白或者薄弱環節﹔在突出歷史線索的同時，突出中國古代文獻演進的階段性和形態的多樣性，動態把握其歷史進程。

　　中國歷史文獻學研究會副會長、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曹書杰認為，從文化史角度研究古典文獻，是很有難度的。做傳統文獻學研究的人面對的問題很具體，往往不善於在宏觀的歷史背景下去考察。而該課題的設計，突破了以往的限制，將文獻、歷史、文學、傳播、文化等交叉起來，放在更廣闊的文化歷史空間考察文獻活動及其作用，為古典文獻學研究打開了新的視角，是文獻學研究的一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