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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4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積極參與國際體系變革進程研究”（10ZD&055）階段成果學術研討會在外交學院召開。會議主要內容是審議第三子課題“中國參與國際政治安全體系”和第四子課題“中國參與國際社會文化體系”階段成果。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王逸舟教授、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綦大鵬副所長、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袁正清研究員、外交學院黨委副書記鄭啟榮教授、外交學院外交學系蘇浩教授等特邀專家以及項目首席專家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子課題負責人朱立群教授、王帆教授、孫吉勝教授等項目組成員與會。會議由鄭啟榮教授主持。
首先，項目首席專家秦亞青教授介紹了項目的總體進展情況。目前第一子課題關於中國參與國際體系變革進程的理論研究部分基本完成，並在年初召開了第一子課題的階段成果評審會議，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與完善。第三子課題、第四子課題根據項目整體設計，分別做出了各自的分析框架，進行具體的實踐進程分析，在子課題負責人的領導下進行了課題設計、內部研討，目前初稿基本定型，希望能在各位專家的幫助下進一步修改完善。
隨后第三子課題負責人王帆教授就第三子課題的研究設計、內容和進展情況進行了匯報。王帆教授指出，第三子課題主要圍繞中國參與國際政治安全體系的實踐進程進行研究，在課題研究設計上選取了國際政治安全代表性問題領域，對參與進程進行論述，採用實踐轉向理論進行分析。整個參與進程的主導因素和基本特點是適應與調整。基本歷程是從消極排斥到積極參與，體現了中國不斷融入國際體系。第三子課題的研究個案包括中國參與國際氣候制度、國際軍控機制、中國與東盟、中國參與國際反恐合作和聯合國維和五項內容。
關於中國參與國際氣候制度的實踐進程的研究表明：由於國際氣候制度的構建起始時間較晚，中國一直是該制度的重要建設者。中國不是國際氣候制度后來者，而是與國際社會一同開始構建國際氣候制度，中國參與國際氣候制度的進程一直十分積極。隨著中國對氣候變化問題經濟和政治涵義認知的不斷深化，以及國際氣候格局的變化和國際氣候談判的復雜化，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和氣候制度的參與方面是謹慎的，堅定維護了國家利益，但這並沒有影響中國的積極性。而且，中國還十分嚴格地遵守國際氣候制度，通過採取制訂和執行各種氣候法律法規、加強行政領導和管理機制建設，開展了廣泛的宣傳教育。隨著結構壓力的增大，中國參與國際氣候制度需要更多的創新實踐。中國在參與國際氣候制度的過程中也要很好地統籌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中國既要統籌兼顧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這三大支柱，也要統籌兼顧國家的發展權利與承擔相應國際責任這兩大任務。
對中國參與國際軍控機制的研究認為，中國參與國際軍控機制突出表現為聯盟實踐，主要包括三方面努力：一是通過各種渠道闡釋中國的政策主張，發展與核國家、無核國家以及相關國際機構的良好關系，增信釋疑、獲取理解和支持。二是與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建立廣泛聯系，掌握軍控領域的前沿知識，學習利用國際制度實現自身利益的方法。三是在多邊論壇中運用談判、磋商等外交手段，說服其他國家接受中國的政策主張，以改變談判結果，掌握更大的倡議權和設定議程的權力。中國通過聯盟實踐，已在國家、地區和全球三個層次上建立相互聯系的網絡，實現對於軍控議題更有效的治理，中國在完成身份轉變的同時，其對世界安全和戰略穩定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也得到了世界認可。
關於中國與東盟的互動，主要是從中國對地區安全機制的參與著手，以南海問題為抓手分析了中國參與地區安全機制的經驗教訓。通過對東盟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互動進行研究，發現東盟對中國不斷地表達著自身的訴求，從而最終導致東盟對中國的政策選擇施行了一定的引導和限制。
在中國參與國際反恐合作的進程中，突出表現為中國如何認識恐怖主義、對待國際反恐合作和懲治恐怖主義的話語實踐，這也構成了中國參與國際反恐合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話語實踐方面，中國參與國際反恐經歷了雙重話語實踐，一是國際表態的外交話語實踐﹔二是立法懲治的國內話語實踐。國內話語與國際話語由不相一致到不斷趨同，表明了國際規范與國內規范的漸趨一致，實現了中國由參與國際反恐訂約到遵約的發展，體現了中國對國際反恐合作的日益融入。 總體而言，中國目前仍是國際反恐合作的參與者，處在國際反恐規范的自主適應階段，對國際反恐合作的話語權還有待提升。當前國際反恐合作出現回落，恐怖主義國內化加劇，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強國內反恐規范與國際反恐規范接軌，為有效開展實質性的國際反恐合作夯實法律基礎，同時也應更為主動提出國際反恐合作新主張，提升國際反恐話語權。
關於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機制的研究主要分析了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的實踐進程。在中國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機制的實踐中，經歷了“否定”、“不參與”、“選擇性參與”和“積極參與”幾個階段。中國對維和行動看法的巨大轉變是六十余年來中國與聯合國維和機制持續互動的成果，是實踐過程本身指向的必然結果。中國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關系受到國際體系環境和國內實踐資源的雙重制約。在互動中，中國在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中不斷塑造新身份、形成新的認識，進一步對國際體系和國內資源產生推動作用。
之后，第三子課題協調人盧靜教授進行了補充發言，回顧了實踐理論的發展，並對第三子課題的初稿案例進行了說明，認為各種案例的不同的側重點，如遵約實踐、聯盟實踐等，特色鮮明，各具特點。在聽取子課題負責人的匯報和課題組成員的補充發言之后，與會的各位專家結合自身研究專長給予了許多極具建設性的意見。
王逸舟教授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一是一些小標題需要更明確一些，進而能夠更為清晰地表達研究主旨﹔二是對中國的身份轉變背后的因素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三是需要區分聯盟實踐的提法是實踐理論視角還是具體實際情況，在中國參與軍控機制中的安全觀的變化需要加以考慮﹔四是關於中國與東盟的互動需要突出中國的主體性﹔五是對雙重話語實踐的理解需要更加清晰，並思考如何提升中國的反恐話語權﹔六是對中國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的研究要注意冷戰后聯合國維和的指導思想的變化，對中國的學習過程需要更多的研究。
綦大鵬副所長認為對中國參與國際安全機制的研究很有價值，目前對國家安全的思考需要比較其與地區安全、國際安全的聯系與差異。從國家安全角度來比較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實踐進程需要重點關注兩點：一是如何將機制與規范進行內化﹔二是參與的限制。在國際機制的內化過程對國家安全觀念的影響需要更為細致地研究。如中國新的觀念具體如何形成？新的觀念對國家安全、國際行為有何種影響？中國參與各種機制的本身存在許多限制因素的,對非傳統安全的參與實際上涉及大量傳統安全的競爭。
袁正清研究員主要針對中國與東盟的互動提出幾點看法。一是弱者的反領導機制的概念問題。這需要反思中國是否在領導東盟，如果沒有，何來反領導。領導在經濟領域與安全領域存在不同差異。二是各種地區機制都存在限制因素，限制約束不等於“反領導”。中國參與地區安全機制目前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實現了從“參與”到“如何做”的發展。不同階段的情形與問題存在差異。中國需要思考如何面對地區安全機制。以前是如何加入，現在是如何應對，早期是學習與適應，新的階段性發展會形成新的理論框架，需要更強的解釋力。
蘇浩教授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是從規范層面，理論分析框架能夠一致，實現體例統一，堅持研究主體中國的一致性﹔二是理論與實踐的結構，中國外交以往主要是一種外交史研究，如何有理論高度與統領是一個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採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來分析中國可能存在理論契合問題。實踐理論與中國外交的結合程度需要更好地把握。三是一些具體案例研究中的問題：如何實現重大問題的把握，從宏觀到微觀。對聯盟實踐的概念容易引起誤會，需要調整，對南海問題的政策性關注需要加強等。
鄭啟榮教授認為研究的整體脈絡十分清晰，對實踐進程的把握也很深刻。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一是沒有明確參與實踐的動力是什麼？二是參與實踐的結果到底對國際機制產生了何種影響？三是存在一些結論先行，而論証不足的問題，以及一些措辭需要調整。
第四子課題負責人孫吉勝教授匯報了中國參與國際社會文化體系子課題的研究成果。孫吉勝教授首先對國際社會文化體系的基本特征、規范體系以及運行方式作了分析。孫吉勝教授認為社會文化的概念應該建立在文化概念基礎上，包含與社會發展相關的重要領域中的問題。聯合國的機構設置、聯合國各類基金和方案、各組織的公約條約和聯合國重點突出的問題等都是國際社會文化體系的構成要素。國際社會文化體系具有內容多樣性、運作靈活性和影響廣泛性三個主要特點。國際社會文化體系在國際層面主要以組織建立、議程設定和規制與理念推廣三種形式運行﹔在國內層面主要以程序加入、遵約、規制拓展三種方式運行。以改革開放和上世紀90年代為節點，中國參與國際社會文化體系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從改革開放前的消極和被動參與，到改革開放后的全面學習，再到90年代至今的深度參與。中國參與國際社會文化體系主要有五種形式：話語實踐、聯盟實踐、學習實踐、遵約實踐和創新實踐。中國的實踐有四個特點：參與立場與原則鮮明、被動到主動的轉變、注重實用性、創新性弱。參與實踐對國際社會文化體系及中國身份產生了雙向影響。中國的參與加大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文化體系中的份額﹔使國際社會文化體系向著更加多元、公正的方向發展﹔中國向世界貢獻成功經驗，促進了國際社會文化體系的發展﹔中國為國際組織輸送高職位國際人才，使中國理念融入國際體系。同時，參與實踐使中國的國家戰略、政策、規范體系和觀念等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孫吉勝教授通過四個案例--中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實踐、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實踐、參與國際人權機制的實踐、參與亞歐會議的實踐--具體分析了中國參與國際體系變革的規律性特征。最后得出結論，與中國參與經濟、政治、安全體系一樣，中國對國際社會文化體系的參與也受中國整體國策與外交政策的影響﹔參與實踐使中國本身發生了很多根本性變化﹔中國的參與實踐在很多方面改變了國際體系﹔中國在參與實踐過程中也有不足，例如創新性不強，主導議程和引領制度設計能力弱等。
與會專家對第四子課題組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熱烈討論。王逸舟教授對子課題組研究成果進行了肯定，認為第四子課題組整體分析框架明確清晰，理論化程度高，分析框架與個案研究的整合度也比較高。王逸舟教授指出：“參與國際體系”與“參與國際體系變革”是不同的，建議子課題組可以從制度制約和國際體系變革角度進一步深化研究。進一步思考：如何通過對參與實踐的分析解決體系變革問題？中國進入不同國際機制后是否能否帶來該體系的變革？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人權機制、亞歐會議等不同的國際行為體哪些需要進行變革？哪些不需要？該如何進行變革？如何通過案例研究使中國參與實踐的思想有更豐富內涵？制度對國際行為體和國家有哪些制約作用？對中國有哪些限制作用？國際機制的限制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限制需要變化？哪些限制需要增加？另外，可在篇幅對稱、導論精煉等方面進一步完善初稿。
袁正清研究員也對論証框架給予了肯定，認為四個案例非常典型，呈現的不同影像可以明顯看出中國參與國際文化體系的特色。袁正清研究員認為子課題組通過五個實踐類型的分析把過程研究引入國際關系研究中，可以把五個實踐類型視為中國參與國際社會文化體系實踐的五個鏈條。中國參與不同國際組織的實踐表現出不同的鏈條組合，此過程可作為中國參與國際實踐的圖譜研究。創新實踐應該是產生變革之處，創新過程實際是變革的過程，可進一步深化研究。袁正清教授還提出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如在四個具體案例研究中可否加入國際網絡研究視角？文化如果是價值觀念，中國最具有創新價值的文化成果是什麼？中國在主權方面是否也有創新？“一國兩制”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值得關注的觀念創新。中國參與國際人權機制的研究可以更多採用東盟國家的資料，不一定全部依賴伊斯蘭教資料。
綦大鵬副所長認為此子課題難度較大。中國的國家利益到世界各地拓展時產生了一系列文化問題，我國面臨的國際社會文化壓力越來越多，因此國際社會文化體系的研究越來越重要，其研究成果對前面各子課題都有影響。如何解決中國發展階段對文化的限制是應該主要思考的問題。綦大鵬副所長指出，第四子課題組的研究比較多地關注了進程研究，對進程后面深層次的要素關注不夠。例如變革的動力、權力結構的變化和限制、如何從國內需要進行變革、中國國內需求對國際機制和體系的影響、如何從國際利益角度去變革國際體系等。同時提出，對文化和國際社會文化體系等概念的界定也值得深入思考。“國際體系”和“國際機制”兩個概念應該有所區別﹔子課題組中關於文化的討論是否還涉及文明問題、價值觀、發展模式等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體現了文化中相對的共性。亞歐會議則更多體現了多樣性和平等性。中國可以通過創新來引導國際機制制定，可以通過深入挖掘亞歐會議的案例研究中國如何通過創新主導國際機制制定。國際人權機制也是文化多樣化的反映。
蘇浩教授認為，從體系角度研究國際社會文化有很大挑戰性，對文化的定義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國家在深層次的不同更多體現為文化的異質性。蘇浩教授建議子課題組提出自己關於文化和國際社會文化體系更加完善的定義和獨立觀點。蘇浩教授還建議子課題組成員更多關注中國特色和創新性實踐對國際體系的影響。蘇浩教授認為“全球衛生觀”中可以加入中國特色的公共安全觀內容﹔國際人權機制研究中可以進一步豐富中國特色的人權觀念內容﹔亞歐會議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文化實踐過程。
鄭啟榮教授認為對國際社會文化體系概念的界定非常關鍵，值得深入探討。可以進一步思考社會文化體系到底是什麼？其定義的完善是很有新意的地方。
王帆教授和孫吉勝教授均對各位專家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表示感謝，認為這些意見非常具有建設性，對進一步深入研究有很大幫助。
秦亞青教授對研討會做了三點總結。第一，要正確把握項目研究的政策導向，有些術語的提法要深入思考和斟酌。第二，理論和實踐要找到合適的契合點。“一國兩制”和“新安全觀”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點。要在研究中體現中國特色。第三，中國作為項目研究主體不能變動。可以在“一國兩制”、香港人當選國際組織領導人、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等重要歷史事件方面進一步深入挖掘中國參與國際體系變革的深層次因素。
鄭啟榮教授認為研討會非常富有成果，希望各子課題組根據專家意見對研究成果做進一步修改，並預祝課題組取得成功。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