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詩的變革與方向

　　從《詩三百》到唐詩宋詞，無數經典詩篇以豐富內涵和精美形式鑄造了中國古典詩歌的輝煌。進入20世紀以后，中國文學的社會環境、傳播媒介等都發生了巨變，漢詩的變革與現代化成為必然選擇，現代漢詩的發展方向也成為需要關注和深入研究的課題。

　　漢詩為何發生變革

　　20世紀初期新詩的產生具有必然性。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文學依賴的媒介——漢語，經歷了從文言到白話的劇烈變遷。“文言”是在先秦口語基礎上逐漸形成的超越眾多方言的古代中華民族共同語，形成之后沿用至近代，具有相當的穩固性。漢詩長期採用文言，在信息手段不發達的2000余年間，能超越眾多方言的隔閡，實現最大范圍的解讀及流通，無疑有助於推進漢詩的巨大繁榮。但另一方面，“文言”為了確保超方言性及穩固性，其變遷必然遠遠小於口語（白話），逐漸與漢語口語發展脫節，這種脫節隨著時間的推移日趨嚴重，導致相當程度依托“文言”——在社會發展水平有限、傳媒不發達的時代也不得不依托“文言”的漢詩，與現實語言脫節且日趨嚴重。對以語言為媒介，需要與接受者保持最切近聯系的詩歌藝術來說，這當然是不可永續的。漢詩發展到20世紀初期，這種自身矛盾已經十分尖銳，加上當時社會啟蒙、國家變革等迫切需要，就不得不徹底解決長期累積的問題：以白話全面代替文言。

　　今天來看，這場新文學運動由於內在的迫切需要和新聞傳媒的逐步發達、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等，在當時具備了相對充分的條件，現代白話主導地位很快確立。這意味著新詩以前的樣式，無論古體、近體還是詞、曲，由於都是以文言為基礎形成的，必然難以適應這樣劇烈的變化。換句話說，舊體“生鏽”了，無法很好地適應現代白話語境和時代、社會等發生的巨變。或者至少可以說，不可能僅僅依靠舊體，或者主要依靠舊體去適應新時代對詩歌藝術的需要。

　　梁朝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指出，“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清代葉燮《原詩》也指出，“歷考漢魏以來之詩”，“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葉燮承襲蕭子顯的“新變”說，進一步闡明過去起主導作用的樣式，其影響力會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文學必將隨時代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20世紀初新詩的誕生，正是漢詩實現自身調整以適應新時代的必然要求。

　　新詩需要推進文體建設

　　與散文、小說不同，詩歌藝術通常需要形成某些具有顯著特征又特別適應一定時代審美心理的樣式，如周代的四言詩，戰國的六言詩（楚辭），兩漢至唐的五言、七言及唐格律詩，宋詞，元曲等。這種相對穩固、可大量“復制”的形式特征，往往就是當時審美心理的“形式化”反映。詩完全失去形式特性，如廢韻、結構過分隨意、極度散文化等，則猶如小說、影視藝術沒有曲折情節、個性化人物，作為有限的試驗固然可以寬容一些，但顯然不可能作為合理的整體方向引領文學藝術的穩健發展。

　　新詩產生於國家積弱積貧的時代，隨后經歷了戰亂及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震蕩。貧弱、動蕩的環境難以提供較為穩定的條件，新詩的文體建設幾乎難以有效展開。改革開放以來30余年，新詩在引領時代潮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總的來看，理性的思考尚不足，文體建設也沒有同步展開。而且，新詩文體建設有時被誤以為可能危及其自由特性，把文體建設與新詩的自由精神有意無意對立起來。實際上，新詩文體建設越成功，新詩自由精神、時代風情的表現就越有效。隻有廣泛接受與流傳，新詩的自由精神、探索精神、創新精神才能真正實現。因此，就實質而言，二者不是矛盾、排斥的關系，而是有機統一的關系。

　　關於新詩文體建設的方向，我們提出兩點基本的考慮。其一，韻不可廢。中國文學自先秦以來一直是韻文、散體文“兩翼”發展的宏觀格局，兩類文體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確保了中國文學的均衡性，也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積極發展。新詩“廢韻”、追求“絕端的自由”，將導致中國文學韻、散宏觀格局的失衡，中國文學韻文藝術的發展將受到嚴重削弱。新詩與相對寬鬆、自由靈活的現代詩律“合作”，有利於增強現代漢詩藝術性及中國文學韻文藝術、散體文藝術的全面、協調發展。其二，新詩有兩類形式值得注意。一種是四行或八行構成的“節”，研究發現現代漢詩以“四行節”或其變體最為多見。另一種是雙節對稱式，可構成美學意義的回環、呼應及抒情的完整性、結構的穩定性。四行、八行是絕句、律詩的存留，雙節對稱式是樂歌、雙調詞的存留，這些具有數千年傳統的形式因素潛存在民族記憶深處，可能在某些時候被普遍喚醒，通過詩人的藝術創造，形成溝通性極強的時代審美心理范式。

　　新詩未來繁榮可期

　　雖然存在不少爭論，經歷了不少起伏，我們對尚處於探索、成長期的新詩取得的成就還是不應低估。研究表明，一種新體從誕生到成熟通常需要200年左右或更多，而新詩至今不過90余年，其間經歷了許多動蕩，我們似乎可以給予更多的時間來觀察新詩的發展。此外，新詩的另一支即流行歌曲的歌詞——《詩三百》中相當一部分就是這類“詩”，其藝術水平尤其是接受、傳播的廣泛性也很值得關注。這一支沒有偏離詩的方向：節奏鮮明、有韻﹔結構的對稱性﹔貼近社會、民眾的抒情性﹔與接受者近距離交流形成的評價、提升或“汰選”機制等。從“歌”的高度接受，我們可以看到“詩”的厚實基礎及其未來。有理由認為，如果有更長時間的積澱，對新詩的前途可以抱有信心。當然，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學術界與創作界的主要思潮具有進步性、前瞻性。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語詩律的語言基因與文化傳統研究”負責人、 重慶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