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學家是怎樣煉成的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強烈歷史感的民族，史學在中國傳統學術中佔有特殊地位。梁啟超曾經感嘆：“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

　　中國古代史學是人類古代史學史上最鮮艷奪目的奇葩。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明、任何一個國家，用如此豐富的文獻，如此長期不斷地記載自己的歷史。中國古代僅正史就有二十四部之多，記載了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到明代末年四千多年的歷史。

　　古今中外，真正的史學大師猶如鳳毛麟角。漢朝的司馬遷和唐朝的劉知幾是世界古代史學史上無可爭議的史學大師。司馬遷的史學成就明顯超過西方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他的《史記》被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如果說司馬遷在歷史編撰方面為中國后世史家樹立了楷模的話，劉知幾則在系統的史學理論方面有開山之功。他的《史通》是世界史學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在中國史學史上，像司馬遷這樣的史學大師，估計兩千多年才出一個﹔而像劉知幾這樣的史學大師，估計一千多年才出一個。

　　要成為史學大師，必須同時具備多方面難能可貴的素質。劉知幾長期擔任史官，深知治史之難，良史難求。禮部尚書鄭惟忠曾經問劉知幾：“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劉知幾回答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這就是人們熟知的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和史識的來歷。“史才”是指歷史敘述的才能，它與文學敘述的才能既相通，又有區別﹔“史學”是指廣泛搜集和深入挖掘史料的能力﹔“史識”是指對史料的鑒別和選擇能力以及對歷史的洞察力。此外，劉知幾還強調史家的個人品德和職業操守。他說：“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進一步明確提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

　　對於有志成為優秀的歷史學家的人來說，僅僅知道良史應該具備哪些素質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史學大師的超凡能力是如何獲得的。一個人要想集史才、史學、史識和史德於一身，自然需要先天的稟賦，也需要有利於史家成長的客觀條件，尤其需要長期不懈的主觀努力。

　　時勢造英雄。真正史學大師的產生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司馬遷和劉知幾是漢唐盛世的產物。秦統一中國后，客觀上產生了在總結前人成果基礎上編撰中國通史的要求。但秦朝實行文化專制主義，二世而亡，不大可能也來不及做這件事。漢朝的文化政策相對寬鬆，到漢武帝時，中國不但國家統一，而且社會安定。時任太史令的司馬談立志完成這項偉大的事業，可惜至死未能如願。司馬遷繼承父親的遺志，最終完成了《史記》這部不朽的歷史巨作。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處於政治上長期分裂的局面，列國競相修史，民間修史之風極盛。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這一時期所編寫的有據可查的紀傳體和編年體的斷代史至少在百部以上。時代呼喚系統的史學理論以總結歷來治史的成敗得失，指導后世史學的發展。盛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文化繁榮，為史家完成這個歷史使命創造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劉知幾的《史通》應運而生。

　　中國古代杰出史家大多出身於書香門第，有的出身於名門望族甚至史官世家。在古代社會經濟發展普遍比較落后的情況下，這樣的背景使他們更容易從小就受到良好的史學教育和精英文化的熏陶，在著史的時候更有條件接觸和利用官方的典籍和檔案。司馬遷出身於典型的史官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朝史官，父親司馬談和他本人都長期官居太史令。劉知幾出身士族名門，也做過史官。

　　一個人要想成為史學大師，必須對史學有極其濃厚的興趣，在史學方面有遠大的志向和崇高的使命感，對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有強烈的信念。正是這些異乎尋常的品格所產生的強大內在動力，驅使中國古代史學大師幾十年如一日，專心致志、百折不撓地打造不朽的史學巨著。愛因斯坦說：“大多數人以為是才智成就了科學家，他們錯了，是品格。”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於歷史學家。

　　司馬遷撰寫《史記》，歷史時間跨越三千載，地理空間涵蓋當時已知的文明世界，內容包羅萬象，其史學志向之高遠，可以說前無古人。劉知幾以司馬遷自比，著《史通》“以史為主”，“總括萬殊，包吞萬千”。司馬遷和劉知幾都將史學作為個人終生經營的“名山事業”， 而不是急功近利之事，或適合於集體運作的“項目”。劉知幾更是明確指出“史館監修”遠不如個人修史。真正的史學名著大多是個人長期嘔心瀝血之作。《史記》幾乎耗費了司馬遷畢生的精力﹔杜佑寫《通典》、談遷寫《國榷》長達三十多年﹔班固寫《漢書》、馬端臨寫《文獻通考》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史才、史學和史識均源於人類的經驗。要獲取這種經驗，無非通過兩種途徑：間接途徑主要靠讀書﹔直接途徑要靠親身參加社會實踐，即古人所謂的“讀萬卷書，行萬裡路”。中國古代杰出史家大多自幼博覽群書。司馬遷“十歲頌古文”，學習《左傳》和《國語》，到20歲時基本讀完先秦典籍。劉知幾12歲讀《左傳》，13歲讀《史記》、《漢書》和《三國志》。司馬遷年輕時就好遠游，后來又奉命出使西南夷，隨漢武帝出巡，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史記》之所以能寫得如此出神入化，除了作者讀書破萬卷之外，與司馬遷閱歷豐富、洞悉人性有很大的關系。

　　司馬遷和劉知幾都具有獨立的人格，崇尚理性，不迷信權威，對歷史充滿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敢於質疑和批判當時流行的理論和教條。沒有這種品格和境界的史家，不可能具備高尚的史德，不可能作出重大的史學創新，也就沒有資格被稱為史學大師。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簡直就是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唱反調。劉知幾的史學思想遠遠超越了當時的時代，《史通》中不乏驚世駭俗之論，表現出強烈的理性主義和批判意識。

　　真正的史學大師具有開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洞察力。這就是中國傳統史學中所謂的“通”和“會通”。這種觀念與現在的長時段思維和跨學科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有異曲同工之妙。“通”和“會通”的觀念從司馬遷、劉知幾、杜佑、鄭樵到馬端臨一脈相承。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被稱為“三通”，此外還有“續三通”和“清三通”。“通”和“會通”對世界史學家來說尤為重要。

　　總之，從人才學的角度，探尋中國古代史學大師之所以出類拔萃的秘密，對於弘揚中華傳統史學文化、重鑄中華史魂、構建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相稱的中國史和世界史，無疑是有啟迪和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