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透露出的現實關懷

　　記得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曾說過，歷史地理學是“有用於世”的學問。近些年來，西南大學歷史地理所的學者們秉承中國學術“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在對西南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中盡可能地結合當地經濟文化發展的現實，取得了一些學術積累與現實關懷相結合的成果。

　　在歷史自然地理研究中，我們發現許多人地互動的特殊軌跡，為現實環境治理、災害御防、資源調配提供了參考。例如對近500年西南地區亞熱帶山地中低山地區植被演替的研究表明，近500年人類活動使這些地區許多喬木草甸混交景觀退化為純草甸景觀，皇木採辦、商業採伐、農業墾殖是造成這種退化的主要原因，其中尤以近200多年的人類墾殖的影響最為嚴重。這就為現實中這些地區的環境保護提供了政策制度重點所在。同樣，通過對近300年中國南方低溫冰雪災害的時間規律的研究，發現了50年左右的周期背景，分析了南方低溫災害影響的生產力背景原因，指出南方低溫災害的影響比傳統時代更嚴重的主要原因是現代社會是建立在大流通、大循環的社會之中，低溫災害造成的“中斷效應”是災害嚴重的關鍵所在，這就為以后防御類似災害提供了努力方向。從近五千年東亞大陸環境變化和人類活動大趨勢出發，學者們提出了“南水北調”工程的歷史地理背景與東亞人地關系的大背景沖突，“南水北調”工程應十分慎重，特別是“南水北調”西線應該改為“北人南遷”更合理，引起了社會關注。同時，通過對中國歷史上西部地區資源東調的歷史研究，不僅發現了西部資源東調的積極意義，而且也發現了歷史上的資源東調的負面影響，為現實中國西部資源東調對西部的影響找到了歷史背景，進而提出資源東調背景下國家行為對西部補償的必要。

　　在歷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中，我們通過歷史時期政區演變的研究發現，不同時代對傳統的按“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錯”的方法劃分的重要程度並不一致，如三峽地區在傳統時代由於生產力條件的制約，長期分屬於兩個一級政區，但在現代生產力背景下，由於三峽庫區與壩區的管轄一體的需要，建立統一的三峽特別政區也就尤為必要。同時，有的學者通過對歷史上西南地區“飛地”（插花地）的研究，特別是分析“飛地”（插花地）形成原因的研究，指出傳統私有土地形式下贈予、買賣和人口遷移，軍政雙重地域管理，傳統生產力背景下的“山川形便”原則，傳統政治背景下的“犬牙交錯”意識，是造成飛地的四大重要原因，這就為現實中解決“飛地”遺留的矛盾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切入點。

　　在歷史經濟地理的研究中，我們十分注重經濟區域中的人地關系，注重生產技術與生產關系之間關系的分析，通過長江三峽歷史植被變遷與經濟開發方式的探索，發現現在亞熱帶山地的貧困是清以來形成的結構性貧困所致，所以我們早在1992年就提出三峽地區應該在移民外遷的基礎上發展林牧業和旅游業，提出在此基礎上的亞熱帶山地結構性調整戰略。這種理論的前瞻性使之后來成為重慶提出“一圈兩翼”戰略的理論基礎，也為后來提出的西部地區“城鄉統籌”方向尋找到歷史根據。為此，研究成果受到大量海內外媒體的關注報道。同樣，通過對於四川地震區的歷史地理研究，也表明應該在四川山地中的地震區有計劃地外遷人口，控制經濟規模，發展林牧業和旅游業，形成立體交通，克服一線鳥道的阻礙，才是四川地震災區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同樣引起社會的關注。

　　在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我們提出應該把歷史文化地理研究與地方歷史文化資源開發，特別是旅游文化開發結合起來。我們對巴蜀地區傳統休閑文化地理的研究表明，巴蜀地區傳統的休閑文化在全國最發達，是有歷史根源的，古代就有記載蜀人“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噫錢之戲”，為中國留下了寶貴的傳統休閑文化遺產，故現代巴蜀民間休閑文化遺風尤存。為此，我們提出建立巴蜀傳統博戲展示館的創意，為重慶市江北區文化創意辦公室採納，列入創意庫之中。同樣，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飲食文化地理的基礎上，發現由於巴蜀地區特殊的歷史發展進程，現代川菜的歷史不過隻有兩百多年，唐宋時期的川菜與現代川菜從味型、烹飪方式、原料方面都有較大的差異，進而提出古川菜的開發創意，並由重慶鼎道餐飲服務有限公司採納，推出了八會館古川菜進入了市場，成為重慶市文化餐飲的名牌，也為中國傳統餐飲文化的開發和保護提供了范例。

　　歷史地理的研究也為我們的現實理念注入了新的血液，為我們理解現實提供了新的歷史背景。以前歷史地理研究總認為，古代的生態環境總是好於現在，這種觀念影響現代社會以致社會上形成了現代生態環境一定不如過去的潛意識。但我們對於西南地區的歷史地理的研究表明，清后期以來的城鎮森林生態環境遠不如現在，而先秦時期的生態環境對人而言也並非能用“好”來形容。以前人們總認為歷史上刀耕火種是最落后的耕作方式，但通過對西南地區歷史時期傳統刀耕火種的研究表明，傳統刀耕火種存在投入與產出比高的效率價值和對生態影響較小的生態價值，不僅可以為我們現代社會經濟開發中的生態農業提供參考借鑒，而且也對我們現代社會形成歷史和辯証的思維意識提供了歷史文化源泉。

　　歷史地理研究要真正做到“有用於世”，首先是應將基礎研究做扎實。二十多年前，我們研究生態環境史，本身就是對傳統觀念的一種挑戰，對現實的沖擊力明顯﹔但如果我們現在做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結論仍然停留於“我們應該注重環境保護”的口號，不過是說了一個正確的廢話。其次，樹立關懷現實、注重田野考察的風尚，是歷史地理研究走出書齋，發現現實問題，感受古今異同，選准項目方向的必由之路。這就要歷史地理學者在日常生活中關注現實，將田野考察不僅看成感應景觀場景、印証文獻史料、尋求民間資料的途徑，而且還應將田野考察當做了解現實社會，發現需要歷史地理研究解決的現實問題的途徑。其三，培養學者的社會責任感是我們將歷史地理研究很好地服務社會的關鍵。要真正做好歷史地理研究服務於現實，還要樹立一種社會責任感，將歷史地理研究看成從另一個角度關懷國計民生的重要途徑。有時，即使這種關懷途徑暫時沒有受到社會重視，但歷史的歲月終將會顯現歷史地理研究的前瞻性，總會使現實社會感受到歷史地理學科學的理性光芒。

　　應該看到，歷史地理研究的內容是多層次的，既應有以傳承傳統文化、作為致用研究基礎的考証研究，也應該有體現時代特征而服務於現實社會的致用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講，服務於現實的歷史地理研究，由於結論直接受現實的檢驗，對研究的科學性、准確性的要求應該更高。當然，這需要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面對現實客觀地“資鑒針砭”，切不可隻刻意“迎合奉承”現實，為現實社會行為尋求“合理性”的注腳。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