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價值觀

　　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莫過於對清代乾嘉史學的評價。有的學者認為清代乾嘉時期的史家沒有撰寫出像司馬遷《史記》和司馬光《資治通鑒》這樣大部頭的史書，因而得出清代史學成就較前代大為遜色的結論。這一認識表面上看來似乎合理，但實際上卻存在明顯的偏頗。我們認為，必須考察清代乾嘉史家撰述史書的時代背景與價值觀念，才能夠對清代史學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由於時代不同，不僅各個時期史學研究承載的歷史使命不同，而且史家對自身歷史使命的認知也不相同。漢宋以來的史家之所以撰寫出各種體裁的大部頭史書，是因為他們遵循“直書”、“實錄”的治史觀念，認為記載和保存的歷史事實越詳細越完備，就越能夠發揮史學的經世作用。這一時期史家不僅注重採用不同的體裁記載歷史，而且唐宋時期還出現了通史撰述的高潮。這種大部頭通史的編纂，適應了時代賦予史家的使命，在當時較好地發揮了史學的功能，應當充分肯定其價值。但到清代乾嘉時期，中國傳統史學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無論在歷史文獻還是在史學思想方面，成就固然巨大，弊端也積習頗深，亟須做一番認真清理和總結。乾嘉史家認識到當務之急是考訂和審查歷代遺留下來的大量史料，如果依據錯誤的史料撰寫史書，那麼編撰得越多出現的錯誤也就越大。這一治史觀念反映在乾嘉史家的著述價值觀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好著書不如多讀書。在清代乾嘉史家中，王鳴盛和章學城在這方面的認識最具代表性，集中反映出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價值觀。王鳴盛在其代表性著作《十七史商榷》的序言中說：“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面對數量頗豐卻錯漏屢出的前代著述，王鳴盛深刻地意識到澄清歷代史書的謬誤，才能促進史學的健康發展，校勘訂訛才是當代學人讀書治學的基礎工作和根本任務。在他的史學意識中，隻有根據確切、內容征實的考証之作才真正有價值，所以王鳴盛極力倡導一種力圖使考據與撰述相互統一的治史學風，闡述了關於歷史編纂學的辯証思想。他說：“予豈有意於著書者哉？不過出其讀書、校書之所得標舉之，以詒后人，初未嘗別出新意，卓然自著為一書也……然則予蓋以不著為著，且雖著而仍歸於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章學誠與乾嘉考據學派的觀點多有不合，但在慎言著述這一點上，卻是所見略同。他在《知非日札》中說：“楊文庄公言學者取三多：看讀多，講論多，著述多也。夫看讀與講論，則洵貴乎多矣﹔著述安在其必多哉！著述多則必不精，精則必不能多。”由此可見，好著書不如多讀書的觀念被當時學界所認同。乾嘉時期記載歷史和編撰史書已經不是史家的主要任務，當務之急是考証歷史，避免史書以訛傳訛。於是勘誤、糾謬類型的考史之作成為史學著作的主要表現形式，而記載歷史類型的著作則降至次要地位。

　　其二，考誤訂疑，護惜古人。歷代遺留下來的史籍浩如煙海，但經過千百年傳抄鏤刻，尤其是人為裁奪取舍，脫誤已多，積重難返。王鳴盛感慨書籍“每為無學識者改壞，一開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十七史商榷·黎斐》)，可謂真實寫照。乾嘉史家自覺地承擔起考誤訂疑、正本清源的時代責任。王鳴盛指出：“生古人后，但當為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為可惡!”(《十七史商榷·通鑒與十七史不可偏廢》)替前人著作考誤訂疑，並非志在窮責究過，而是一種護惜古人的態度﹔那種不顧時代的責任，一味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為己著的做法，最終隻會毀滅學術。錢大昕也指出：“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為前人，實以開導后學。”他表明自己“桑榆景迫，學殖無成，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廿二史考異·序》)。闡明如此治史不但可以揭示前人著述的真正價值，而且還可以繁榮學術事業，嘉惠后學，最終促進史學的延續與發展。崔述作為清代辨偽成就最高的學者，曾經遍考群書，整理古代史料，刊落百家謬妄。他在《考信錄提要》中也明確提出：“古之國史既無存於世者，但據傳記之文而遂以為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尚可勝道哉! 故余為《考信錄》，於漢、晉諸儒之說，必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崔述窮其一生所致力的目標是不使古人受誣於后世，其間所體現出的護惜古人之情，與錢大昕等學者如出一轍。這並不是簡單的歷史巧合，而是時代精神所使然。

　　其三，力戒妄言和馳騁議論。乾嘉史家在著述觀念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極力反對妄為大言，馳騁議論。這主要是針對宋明以來所形成的那種褒貶予奪的空疏學風。這種治史方法往往強立文法，擅加予奪褒貶，嚴重背離了歷史評論要以史實為依據的治史宗旨，受到了乾嘉史家的嚴厲抨擊。王鳴盛聲明：“如所謂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與夫強立文法，擅加予奪褒貶，以筆削之權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批評那些動輒妄為大言的人，“高自位置，蔑棄前人，而胸馳臆斷，其實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識者觀之，曾不足以當一笑。后之學者，尚其戒之。”(《十七史商榷·馬融從昭受漢書》)錢大昕也指出：“世之考古者，……皆文致小疵，目為大創，馳騁筆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異·序》)在乾嘉史家看來，讀史之人對歷代典章制度不必橫生意見，對善惡事跡亦不必強立文法，隻要考証清楚就可以起到懲惡勸善的作用。而前人那些凌駕於歷史事實之上的馳騁議論著作，不但無法與歷史事實完全符合，而且搞亂了歷史事實，無益而有害。這表明當時力避空疏、實事求是的治史觀念已經在無形地規范著他們的治史活動，促使他們注重征實考証而不輕易撰寫通史著述。

　　在上述著述價值觀的指導下，乾嘉時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識，對先秦以來的史學遺產做了一次全面清理，詮解蒙滯，審核舛駁，考証異同，補苴罅漏，為史學的健康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同前代史家相比較而言，通史撰述更容易名揚后世，但訂疑規過卻往往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身為史家，何人不想代聖立言，垂范后世，而乾嘉史家能順應時代需要，選擇自任其勞而讓后學受益，自甘寂寞而成他人之美，無疑需要一種更深刻的歷史理性和更寬廣的學術胸襟。誠然，乾嘉時期的學術特征不排除有在政治高壓之下，學者不得暢言的成分，但是除了外在的政治原因，史家對於時代責任的認知及其在著述價值觀上的變化，更不容忽視。因為不同時代歷史編纂學的內容和形式，取決於各個時代社會給史學提出的任務。由於治史的任務在不同時代各不相同，所以不能把它固定為某種形式，或以某個時代特定的形式作為典型，並以此為標准衡量其他時代，評價其史學成就大小，這種方法是不科學的。

　　（本文為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