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物澤天華與生態變遷——秦漢時期的生態環境考察

　　氣候條件對於以農業為主體經濟形式的社會，顯然是經濟進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許多資料可以表明，秦漢時期的氣候條件與現今不同，在兩漢之際，又發生了由暖而寒的歷史轉變。

　　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漢的秦漢時期，中國文明的構成形式和創造內容都有重要的變化。總結秦漢歷史進步的條件，不能忽視生態環境的作用。秦漢時期的總體生態環境狀況與現今不同，各個地域間的生態環境狀況有所差異，前后400余年間的生態環境狀況也有所變化。

　　氣候由暖而寒

　　氣候條件對於以農業為主體經濟形式的社會，顯然是經濟進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許多資料可以表明，秦漢時期的氣候條件與現今不同，在兩漢之際，又發生了由暖而寒的歷史轉變。

　　作為根據氣候條件決定農時的農事規范，二十四節氣的次序在秦漢時期曾經發生過變化。現今二十四節氣中“雨水—驚蟄”的次序，在漢代起初是“驚蟄—雨水”。這說明在當時的氣候條件下，初春氣溫回升至於冬季蟄伏動物開始活動的時日，要較后世為早。據《漢書·律歷志下》可以知道，現今二十四節氣中“清明—谷雨”的次序，在漢代起初是“谷雨—清明”（王鵬飛：《節氣順序和我國古代氣候變化》，《南京氣象學院學報》1980年1期），這也應當與當時的氣候條件有關。

　　許多科學考察所獲取的資料也可以作為秦漢氣候史研究的實証。我國東部的海面升降曲線主要根據我國東部平原及海區構造沉降量的估算所繪制，升降曲線顯示，距今2000年前后，海面較現今高2米左右。

　　海面升降是氣候變遷的直接結果。根據植被、物候等資料試擬的華北平原古氣溫曲線表明，當時氣溫大約高於現今1℃左右。而根據海生生物群試擬的東海與黃海古水溫曲線則表明，當時東海和黃海水溫大約高於現今3℃左右（王靖泰等：《中國東部晚更新世以來海面升降與氣候變化的關系》，《地理學報》第35卷第4期，1980年4月）。

　　自漢武帝時代起，史籍已經多見關於氣候嚴寒的記錄。自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有關嚴寒的歷史記載更為集中。東漢初期，史書多有“盛夏多寒”、“當暑而寒”等氣候極端異常的記載。東漢中晚期，更多見大暑季節而“寒氣錯時”，以及“當溫而寒”、“當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等異常氣候記錄。

　　植被與野生動物分布地域廣

　　西漢時期，關中地區有繁茂的竹林。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說，擁有“渭川千畝竹”者，經濟地位可以相當於“千戶侯”，而以“竹竿萬個”為經營之本者，也可以和所謂“千乘之家”並列。《漢書·東方朔傳》說，當時人曾以關中有“竹箭之饒”，而稱之為“天下‘陸海’之地”。司馬相如奏賦描述關中風景，有“覽竹林之榛榛”的辭句。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分析各地出產，“竹”居於山西物產前列，卻不列於江南物產之中，說明當時黃河流域竹的分布，對於社會經濟的意義甚至超過江南。《后漢書·郭伋傳》說到東漢初年，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的情形。美稷，地在今內蒙古准格爾旗西北。當時竹類生長區的北界，已幾近北河（今天沙漠地區）的邊緣。

　　秦漢時期森林草原的覆蓋率遠遠高於現在。人文創造相當豐富，文明積累相當長久的關中地區也是如此，如張衡《西京賦》所記述，草木繁茂，“泱漭無疆”，“林麓之饒，於何不有”。

　　秦漢時期中原地區尚有金絲猴生存，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廣大地區有犀牛和象分布，孔雀等動物生存的地域也遠較現今遼闊。秦漢民間禮俗有保護野生動物的內容。《月令》等文獻記錄了孟春之月不得毀壞鳥巢，不得殺害懷孕的動物，不得殺害幼小的動物，不得取禽類的卵﹔季春之月禁止用弓箭、網羅、毒藥獵殺禽獸﹔孟夏之月不許進行大規模的圍獵等規定。甘肅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發掘出土的泥牆墨書《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有關於野生動物保護的內容。許多資料表明，這樣的“時禁”是得到切實施行的。

　　湖泊眾多 水資源豐富

　　根據歷史水文資料，秦及西漢時期長江水位顯著上升。當時長江以南的洞庭湖、鄱陽湖、太湖等，水面都在不斷擴大。當時黃河流域的湖泊，數量和水面也都曾經達到歷史的高峰。據《三輔黃圖》卷四《池沼》記載，僅長安附近，就有23處湖泊。位於長安西南的昆明池曾經有“周回四十裡”的規模。《周禮·夏官·職方氏》關於雍州地形，說到有名為“弦蒲”的澤藪。昆明池和規模相當大的弦蒲澤，以及關中當時眾多的湖澤，后來都已堙涸不存。事實上，當時黃河流域的許多大澤，今世都已經難尋舊跡。《呂氏春秋·有始》說“秦之‘陽華’”是“九藪”之一，后來《淮南子·地形》及《爾雅·釋地》也都沿承了這一說法。但是“陽華”地望，卻不能明確。東漢博聞學者許慎、鄭玄、應劭、高誘，以及西晉大學問家杜預、郭璞等，都已經弄不清楚《呂氏春秋》成書前后這一作為秦地湖泊之首的澤藪的方位了。很可能在東漢中期前后，這個湖泊已經完全堙滅。

　　大規模屯墾改變生態環境

　　秦漢時期農耕經濟的發展，刺激了墾荒事業的興起。土地佔有狀況的不合理，使得沒有土地和隻有少量土地的農民到處開墾。濫墾造成了生態平衡的失調。森林、草原及其他植被的破壞，使水土流失越來越嚴重。以木材作為燃料，厚葬風習致使棺槨用材耗費巨大，也是使森林受到破壞的主要原因。

　　秦漢時期的大規模屯墾導致生態條件變化。據《漢書·匈奴傳下》記載，長城以北地方草木茂盛，禽獸繁衍，匈奴以此為主要生存基地。秦漢經營北邊，動員軍屯與民屯，移民規模有時一次就數以十萬計。於是北邊出現了“人民熾盛，牛馬布野”的景象。東漢以后，北邊城郭又大多廢毀。侯仁之、俞偉超等經過對朔方郡墾區遺址的實地考察后指出，“隨著社會秩序的破壞，漢族人口終於全部退卻，廣大地區之內，田野荒蕪，這就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后果，因為這時地表已無任何作物的覆蓋，從而大大助長了強烈的風蝕，終於使大面積表土破壞，覆沙飛揚，逐漸導致了這一地區沙漠的形成”（侯仁之、俞偉超、李寶田：《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治沙研究》第7號，科學出版社1965年版，第31—33頁）。

　　史念海曾經分析說，西漢一代在鄂爾多斯高原所設的縣多達20多個，不包括一些未知的縣。有一處縣址今天已經在沙漠之中，有7處已經接近沙漠。“應當有理由說，在西漢初在這裡設縣時，還沒有庫布齊沙漠。至於毛烏素沙漠，暫置其南部不論，其北部若烏審旗和伊金霍旗在當時也應該是沒有沙漠的。”（史念海：《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的分布及其變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03頁）過度開墾和隨后廢棄所導致的生態環境惡化，成為深刻的歷史教訓。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