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治理：犯罪地理學研究的新進展

　　早在1960年，國外就有學者著手城市環境與犯罪防控的研究。Jane Jacobs在1961年出版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指出，隨著城市化不斷加快和人口不斷增加，城市建筑逐漸放棄傳統社區街道及建筑的形態，而改以高樓大廈，在一定程度上使傳統社區生活遭受嚴重侵蝕。人與人之間疏遠感增加、人際關系隱匿性加大、冷漠感加深、治安死角增加、非正式控制減弱。Newman於1972年出版《可防衛空間——通過城市設計預防犯罪》，在研究紐約市住宅區犯罪情況時提出防御空間四要素論。

　　Jeffery在吸收和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情景犯罪預防”（CPTED）理論。其主要觀點如下。1.城市犯罪行為作為一種特殊的行為方式，其產生機理和作用形態與城市環境空間密切相關。2.環境設計不能直接地阻止犯罪，也不能預防所有的犯罪問題，但可以消除誘發犯罪的因素。3.通過環境設計增進居民對犯罪事件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道路結構、道路的組成形態、住宅周圍空間的構成特征、社會及經濟性因素、社區管理等因素是預防犯罪的關鍵因素。Timothy Crowe從規劃設計的角度提出以環境設計預防犯罪的三條基本准則：自然通道控制、自然監視以及領域感增強。

　　西方空間犯罪防控研究方興未艾

　　20世紀70年代之后，犯罪地理學的研究重點在於城市犯罪空間分布和居民區的空間犯罪防控。歐美國家針對各自的犯罪情況相繼研發了相應的實用性策略、措施，並出台建設性意見，將其應用到城市規劃中去。

　　而自20世紀90年代起，在傳統犯罪地理學繼續對城市空間環境與犯罪及其犯罪防控予以關注的同時，學界開始熱烈地討論關於犯罪、社會安全和安全政治的區域化問題，並劃分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即批判犯罪地理學。一方面，研究的焦點不再是犯罪者和犯罪行為本身，而是犯罪防御空間，各個城市、地區開始進行大量的犯罪統計調查，以便描述本地區犯罪空間、時間的特征，有效進行事前防范。另一方面，由於這種犯罪統計數據的描述，許多空間，比如一些公共場所和小區被定義為“犯罪化空間塊”，生活在此空間塊的群體常被視為不安全因素，對這些群體的歧視反而使得真正造成犯罪的社會問題被忽視或遺忘。批判犯罪地理學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角度出發，特別是受到了福柯的“話語的權力”的影響，對社會控制和犯罪防控政策進行了重新思考和批判。

　　中國犯罪地理學研究悄然起步

　　相對而言，中國犯罪地理學研究起步較晚，研究犯罪與城市環境關系這一課題的學科主要分布在地理學、城市規劃學、建筑學和犯罪學四個學科領域。城市規劃學、地理學、建筑學多從空間環境的角度研究犯罪與環境關系問題，重點探討城市中各種空間環境變量與犯罪行為之間的關系，嘗試通過環境設計來預防犯罪﹔犯罪學領域的相關研究表明，物質形態的空間環境對犯罪的影響正在成為犯罪學領域關注的一個焦點，通過空間環境的改善和設計來阻止和預防犯罪將成為依靠警力、管理等手段之外的必要補充。

　　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城市犯罪空間分布﹔通過研究犯罪與空間環境關系，探尋城市犯罪規律﹔通過環境設計預防犯罪的相關對策研究。

　　城市犯罪空間分布研究多採用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描述犯罪在空間中的分布狀況，側重於系統地分析犯罪的空間分布模式和犯罪生態環境，嘗試尋找與犯罪相關的環境因素、社會經濟因素、人口因素以及生態因素。

　　就此，梁治寇以甘肅省為例，分析了城市刑事犯罪現象的分布特征與區間差異，用灰色系統關聯度的方法討論了刑事犯罪率與城市社會經濟等因素間的關系，解釋犯罪現象的地理分布規律及區間差異原因。程連生等在分析城市刑事犯罪機理和犯罪環境類型的基礎上，探討了北京城市犯罪的特點和時空分布規律，並從維護社會治安的角度討論了犯罪警示區的劃分及社會綜合治理措施。毛媛媛等以《上海公安年鑒》和《新民晚報》報道的犯罪數據為基礎，研究了上海城市的犯罪案件空間分布特征及犯罪分布與環境的關系。

　　而犯罪與空間環境關系研究領域則通過研究犯罪與空間環境關系，探尋城市犯罪規律，如為什麼有些地區是高發區域，而有些地區卻很少發生犯罪，犯罪行為究竟與城市空間環境存在什麼樣的關系等問題。

　　就這一問題，王發曾提出城市犯罪的綜合成因論。在他看來，城市空間環境的基本屬性是影響城市犯罪的重要空間因子。他根據空間盲區的形態、性質和對犯罪的影響，將城市犯罪的空間盲區劃分為公共、非公共、邊際、移動和虛擬空間等5種類型。

　　於靜通過對廣州違法犯罪人員的抽樣調查，探討了城市空間環境特點變化與城市犯罪行為之間的關系。她認為，城市空間環境因素與城市犯罪問題有著天然的聯系。犯罪受其空間環境因素制約。城市的“時間死角”、“空間死角”、“心理死角”、“社會死角”等各種類型的空間盲區亦誘發犯罪。還有學者致力於對不同空間類型中的犯罪成因開展研究。總體來看，當前研究所關注的空間類型正趨於多樣化，其中以居住空間居多。

　　城市空間被賦予犯罪預防的責任

　　最近幾年，城市犯罪的空間防控問題已越來越引起各方面的強烈關注，地理學界、犯罪學界、社會學界和城市規劃學界已有部分學者投身於此類研究。

　　在這一領域，李明介紹了國外學者對犯罪與居住環境關系的研究成果，通過實例分析，對改造我國住宅的內部與外部環境、預防犯罪，提出了改進措施。他認為，居民住宅就外部硬環境建設應滿足以下條件：便於監視﹔建筑不留死角，使犯罪分子不便藏匿﹔使犯罪分子不便於進入和逃離。

　　王發曾指出，空間盲區的綜合治理是城市犯罪空間防控中實踐性最強、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和措施，開展空間盲區綜合治理的研究將為提升犯罪地理學的學科價值開辟新的道路。空間盲區綜合治理研究有幾大核心任務，應分別針對公共、非公共、邊際、移動和虛擬空間盲區的不同特點進行綜合治理。周向紅基於上海部分社區的實証研究，對城市空間環境與犯罪防控的關系進行探討。“平安城市”建設不應局限於公安部門，而應向規劃、交通、環境等相關領域拓展﹔並應積極尋求多部門、多領域的協同合作，整合利用各種資源，運用系統的、綜合的方法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平安問題。

　　近年來，國內越來越多的學科和學者介入到城市環境與犯罪關系這一課題的研究，但是通過環境設計預防犯罪在城市規劃實踐中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在國外，城市規劃已經被賦予了犯罪預防的責任。如英國《城市政策白皮書（2000）》中明確指出，犯罪預防應當成為城市規劃的一個重要目標。而在國內，也許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証明環境設計在犯罪預防中的作用，才能讓規劃師們重視將環境設計預防犯罪的理念貫穿於設計過程。因此，加強犯罪地理學基礎理論論証，進一步深化城市空間環境與犯罪防控課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