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訴法修改實現從口供依賴到技術倚重的轉變

　　此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的亮點之一是，既抑制口供依賴，又重視技術偵查。筆者認為，口供依賴與技術偵查之間存在某種技術層面的反比關系，現行《草案》沒有意識到這種反比關系對法治的促進作用，有必要重視這種技術層面的反比關系，推動不認罪案件口供依賴的全面抑制。

　　與口供相比，技術偵查的突出特點是與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無關，因此不涉及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意思自由問題，而且獲取的証據往往更客觀、更穩定，這些都為通過技術手段解決價值問題創造了可能。由於技術偵查具有這樣一些特點，因此在法治國家，人們通常傾向於盡可能地通過技術偵查替代口供，緩解口供依賴問題。

　　口供依賴與技術偵查缺位有關

　　在中國現行刑事訴訟實踐中，口供依賴現象比較嚴重，與之相關的是刑訊逼供問題。本來，1996年刑事訴訟法曾試圖解決過於嚴重的口供依賴和逼供問題，明確嚴禁刑訊逼供，要求不輕信口供，並規定判案不要求必須有被告人的供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還規定了相應的非法証據排除規則。但是，有實証研究表明，1994—2004年，偵查材料中的口供佔案卷材料總數的比例一直維持在30%—33%之間，這表明偵查機關並未明顯因為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而降低對口供的依賴﹔而杜培武案、聶樹彬案、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等冤假錯案的出現也表明，刑訊逼供仍然絕非個別。

　　現行刑事訴訟法在抑制口供依賴上效果不佳，從技術角度講，一個重要原因是現行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技術偵查，而且當時也沒有條件開展技術偵查活動。

　　《草案》抑制口供依賴 張揚技術偵查

　　此次《草案》，可以說似乎存在著一條較為明顯的抑制口供依賴、逐步倚重技術偵查的內在理路。一方面通過3個修正案條文抑制口供獲取和使用，包括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証實自己有罪，強調不輕信口供和在裁判中被告人供述並非必不可少，以及明確非法言詞証據應當予以排除等﹔另一方面新增一節5條專門規定技術偵查，顯示了立法者從依賴口供到倚重技術的意圖。

　　仔細研究這兩個方面的條文，不難發現《草案》對待二者的態度並不相同。一方面，就對口供依賴的抑制而言，如果結合現行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不難發現《草案》的突破是有限的。事實上，一直為學界呼吁的、旨在真正抑制口供依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律師在場權等關鍵性制度設置，並未在《草案》中出現。相反，《草案》還一如既往地強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實供述義務”。在這種背景下，口供依賴抑制的力度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就技術偵查而言，《草案》的規定可謂空前。《草案》為技術偵查專設一節5條，分別規定了公安機關、檢察院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案件范圍和程序，以及通過技術偵查收集的材料的法律效力。此條的關鍵在於，不僅明確將實踐中已經存在的技術偵查法律化，而且從《草案》的具體規定來看，該節主要內容都是授權性的而非限權性的，如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各自適用技術偵查時的程序要件是“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幾乎對公安機關、檢察院沒有任何實質的限制。在這種背景下，可以預料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隻要具備技術條件，必然廣泛應用技術偵查措施，這勢必大幅增強偵查機關的偵查能力，並對刑事訴訟運行產生重大影響。

　　在技術偵查能力擴張背景下全面抑制口供依賴

　　由於《草案》對技術偵查的強化，偵查機關的偵查能力至少在制度上擴張了。偵查機關可以合法地採取技術偵查手段，對一些重大案件展開技術偵查活動，其收集証據、獲取案件信息的制度能力明顯得到大幅增強。而且從實際情況來看，現行刑事訴訟法修改以來的15年，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科技大進步的15年，偵查隊伍得以大幅度擴充，人員素質得到大幅提高，許多高端偵查設備、偵查技術開始推廣普及，公安機關的偵查能力早已今非昔比。

　　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刑事訴訟已經逐步具備脫離口供中心主義的初步條件，完全可以在此基礎上，適當超前地將《草案》關於被告人不自証其罪特權的內容進一步完善，直接賦予被告人沉默權，並可以考慮賦予律師偵查訊問時的在場權，全面深入抑制實務中的口供依賴。之所以主張適當超前，乃是因為在口供依賴和技術能力之間，不僅可以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而且還存在反向性的能動性互相促進關系。隻有口供獲取極為困難、口供依賴幾乎禁絕的時候，偵查機關才有加大技術偵查力度的動力，而偵查力度的加大又會反過來促進口供依賴的降低。

　　（作者單位：電子科技大學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