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中國文化需要直面現實

　　入世十年，既是中國經濟社會改革發展、融入世界的十年，也是中國文化大繁榮的十年。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中國日益融入世界市場體系，不僅帶來了經濟領域的快速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推動了中國社會文化觀念的變革，尤其是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復興和發展。

　　首先，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大國地位的提升，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的自信與自尊。特別是這一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來的發展模式與道路選擇的中國特征，使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為之一變，堅定了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同時，20世紀以來西方文化對自身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危機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改變了長時期以來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單純接受和迷戀的態度，為正確理解和把握由西方文化主導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一種審慎的態度，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建構的民族性提供了可能的空間和正當的理由，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建構提供了理性基礎。

　　其次，加入世貿組織使中國更深入地融入到世界體系之中，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的現實生活，無論個體還是群體的主體意識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促進了作為現代文化建構基礎的法治意識、規則意識、公民意識等的發展，建構現代文化的主體初步形成。

　　再次，廣泛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使西方現代的文化觀念逐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不同領域，文化的多元共生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從而促進相互理解、相互認同的寬容意識的形成。也隻有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寬容的前提下，才能在本民族傳統文化基礎上吸收現代西方文化的肯定性成果，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型，創造出具有自己民族風格、特色的當代中國文化。

　　但必須看到，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也是一個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方的文化觀念的沖突與融合的過程。相互沖突的文化精神及中國近代以來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使當代中國文化的復興面臨著諸多的挑戰。

　　第一，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畸形的嫁接。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實用的功利主義與現代西方由資本所主導的物質利益至上原則的嫁接，導致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成為社會的一個新觀念。在傳統的倫理規范失效、新的規范與法治尚未形成之際，物欲的統治被過度地放大，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在文化上表現為一種以調侃、解構和玩世不恭為特征的、嘻皮笑臉的喜劇文化主導都市主流人群。在文化產業出現了繁榮興盛的局面的同時，又由於缺少嚴肅的精神內涵而出現了文化的“空心化”現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現代西方文化中理性人與經濟人的分裂導致的理性的經濟人的傳統，使理性成為獲取物質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則因為中國近代以來學習西方文化主要都是西方物質層面的東西，並未真正深刻理解現代西方文化的積極價值。因而使現代西方文化形成過程中確立的理性、自由、平等、正義等真正具有現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在我國被消解了。

　　第二，片面地對待中西文化傳統，忽視了其現實的社會基礎及在當前中國實現的可能性。一部分知識精英游離於中國的現實之外，徹底地摒棄中國文化傳統，自我言說著他們所向往的西方文化，倡導所謂的“體制內的生活，體制外的學問”。與此相反，另一部分知識精英則在看到現代西方文化內在弊病的同時，力圖從中國古典文化傳統中尋找理論資源以補救，其目的在於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這種觀點看似有其合理性，但忽視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古典文化在當代中國社會是否還具有其現實的存在基礎。自1840年中國邁入現代化進程一百多年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已經使其失去了存在的現實性，真正支撐新中國發展的實際上是在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為爭取獨立和富強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民族主義、集體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當代中國文化的復興隻有建立在對這一文化精神的理解基礎之上才是可能的。

　　第三，在傳統社會規則失效的過程中，現代社會的管理體制尚未形成，不成熟的社會管理體制培植了國人多重的文化人格與行為准則，表現為一種內在分離與矛盾文化心態。具體而言，表現為既希望確立完善的規則體系以保障現實的生活的穩定，又力圖破壞規則以尋求個人的特殊利益﹔既享受現代社會發展帶來的一切，又感嘆傳統社會的消解帶來的精神缺失﹔既為當代中國的發展感到歡欣鼓舞，又對現實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痛恨不已。這種矛盾的文化心態為統一的文化精神及與之相應的管理體制的確立設立的重重障礙，制約著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

　　綜上所述，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需要的是一種明辨、審慎的態度，直面現實的勇氣和自覺精神。所謂審慎的態度，就是在整理當代中國文化復興擁有的資源時要既不全盤肯定也不完全拒斥，而是要明辨是非、審慎選擇﹔所謂直面現實的勇氣，就是要客觀地評價當代中國的文化生態，在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下尋求當代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而自覺精神就是要以天下為己任，承擔起中國文化復興的歷史使命。隻有如此，才能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構建與經濟、政治發展相適應的當代中國文化，打造文化強國，並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成為提升中國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的重要載體和橋梁，而這正是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關於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重大決議精神的基本要求。

　　（作者單位：黑龍江省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