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政治哲學：福柯的“生命政治”

　　如果說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是為了評估人的認識能力，劃定理性的合適界限，那麼，福柯從事政治理性批判則是為了考察治理者的自理能力，剖析治理的合理化問題，限定治理的適度范圍。福柯不僅闡發了一種政治哲學，而且向我們展示的是一種既不同於傳統宏觀政治哲學，也有別於20世紀其他政治哲學的“生命政治”。

　　福柯發現，從18世紀起，構成人類基本生物特征的生物—權力這一極其重要的機制，進入政治、政治策略和一般權力策略內部，從而形成了西方獨特的生命政治領域。生命政治就是要分析處於特定時空中的多重權力機制對這個領域進行布局、調控和治理所具有的政治合理性問題。福柯生命政治的根本點，就是要探討人類自然性如何突然出現在一個權力關系的政治環境內部。由個體、人口和團體產生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事件以及圍繞它們而產生的准自然類型的事件得以展開的空間，就是福柯所說的“環境”，即生命政治領域。於是，生命政治也就是以安全社會的名義，致力於布置、調控和干預環境問題以實現合理治理的政治技術和設想。

　　生命政治如何誕生於18世紀的西方？福柯強調，生命政治是在作為治理技藝的自由主義框架下誕生的。這是因為，如果說16世紀至18世紀初西方政治哲學的基礎問題是國家的憲政問題，那麼從18世紀中期起直至今天，政治哲學的基礎問題就轉變為治理的節制性和合理性問題，也就是自由主義的問題。鑒於以往的國家的憲政權力總是追求最大程度的統治，總是抱怨“我們治理得太少”，自由主義則謀求最低程度的治理，總是堅信“我們不該被過度治理”。在此意義上說，作為生命政治的誕生背景的自由主義既非政治理論，也非意識形態，而是使治理活動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則。這樣的自由主義並不是不要治理，並沒有否認治理的必要性，而是要以最小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獲得最大的治理效果，這其實就是一種治理的功利主義。

　　生命政治奠基於人口。由社會關系、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編織而成的人口及其相關的一系列問題自然是福柯的聚焦點。鑒於作為諸多個體之聯合的群體總是追求不受任何治理的無政府狀態，而人口要存在、生存和維持，則必須經受權力的安全配置的治理。18世紀中期，重農主義已經實現了西方近代治理技藝從身體向人口的重大轉變。對人口的治理並未排斥自由，而是維護甚至放任一種現實的自由。現實自由是權力的安全配置得以有效運轉所必不可少的相關物。這樣的自由已不再是近代所謂的作為人的特權的自由，而是人和物之流通的可能性、流通的能力。福柯確立了對人進行治理的一個根本性指導思想：作為調節的權力隻能通過並依賴每個人的自由才能運轉。顯然，權力與自由並非對立關系，而是互動關系。權力的安全配置不再區分正常人與非正常人、病人與非病人，而是考察全部人口，形成案例，測定風險，消除風險，實現人口安全。從城邦安全、君主安全、領土安全到人口安全，西方治理史發生了多次重要轉型。注重人口安全的治理，不再仰仗君臣等級關系，也不再訴諸法律禁令形式，而是調控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自然變量（氣候、環境、商貿、物質條件、法律、習慣、道德、宗教等），來發現和辨認出穩定有序的功效、普遍的欲求、整體的利益。

　　福柯強調，作為自然存在與歷史存在的統一體，人口並不受制於統治者的個人意志，而是受制於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自然變量。人口並不是臣服於統治者意志的領土上的全體個人的總和，人口不是用來統治的，而是用來治理的，並且必須遵循人口的自然性（自然變量、欲求、整體穩定性）來加以治理。由於權力與知識相互作用，聯為一體，所以，人口就不僅是近代權力機制的特殊相關物，而且是近代科學知識系統發生重大轉換的關鍵因子。結合《詞與物》和《生命政治的誕生》的相關論述，我們不難發現作為人文科學對象的人口的崛起，標志著古典認識型向近現代認識型轉變，標志著財富分析轉向政治經濟學、博物學，轉向生物學、普通語法，轉向歷史語言學。用福柯的話說，從18世紀中期起，旨在國家富強的政治經濟學取代法律，成為促使治理理由和實踐作出自我限制的知識工具、估算形式和合理性形式。

　　馬爾薩斯執著於人口，福柯則關注權力。如果說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催生了一種人口—經濟學，那麼，福柯的治理理論則闡發了一種生命—政治學，把安全機制、人口、治理與政治開放結合在一起加以考量，他開啟的政治理性批判引導我們深思一個重要的安身立命問題：既然治理是必須的，那麼我們該被治理到何種程度呢？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