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以來宗教與理性的辯証運動

　　啟蒙運動以來，宗教與理性的關系不是一個取代另一個，而是既對立又互補，在斗爭中發展。

　　針對人生中存在的苦難，宗教與理性都試圖給出解決的途徑。宗教提出“他救”，理性主張“自救”。宗教信徒希望通過祈禱“救世主”來擺脫苦難。“救世主”乃神聖的他者，超逾人世之外。理性則主張依靠人類自身的力量來拯救自己。這就需要人憑借自己的理性來認識自然規律，發展自己的技能，改造自然與社會，建立起適合自己生存的自然環境和合理的社會體制。“他救”與“自救”成為刻畫宗教與理性各自特征的重要標志。

　　從表面上看，宗教的“他救”至多是一支安慰劑。燒香拜神，無濟於事。從深層次看，宗教的“他救”卻蘊涵著對人性弱點的深切認識和對倫理道德的高度關注。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又自以為無所不能﹔人易受私欲支配，犯罪作惡﹔人提高了自己的技能，卻用這種技能互相殘殺。因此，克服人間的災難，就要承認人的有限性，就需要信仰一個絕對的超越者。這樣，人在祈求神的“他救”時，也在進行“自救”，即人須遵循律法，按照道德規范行事，進行倫理實踐，努力做到像上帝愛眾人那樣愛自己的鄰人。人的這種“自救”動力來源於對上帝的信仰，人從高傲轉為謙卑，從自以為是轉為順從神的旨意。在這一過程中，宗教從“他救”過渡到“自救”，通過內在超越而完成辯証的轉化。

　　世界各大宗教的信仰對象不同，但都把“勸人為善”作為教義的核心，因而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雅斯貝爾斯把宗教與倫理的關聯稱為人類文明進入軸心時代的標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宗教與倫理的關系根深蒂固。例如，“善”、“義”和“美”這三個涉及倫理和審美的字中都有“羊”，而羊是用來祭祀的。在《易經》等上古文獻中，神或上天喜歡“善”、“義”和“美”的行為，會賜福於有這種品性的人，保佑其吉祥。

　　啟蒙運動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宗教反而有復興的趨勢。這是人類依然無知，還是科學不夠發達？筆者認為，關鍵是理性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反而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當啟蒙理性企圖通過 “經驗証實”和“邏輯証明”祛除上帝時，它也把倫理價值一並祛除。於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成為理性的分內之事，人生的目的和意義卻與理性無關。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啟蒙理性使君子成為不畏天命的君子，但沒有做到使君子成為有德的君子。當然，啟蒙理性亦非毫無功勞可言。啟蒙理性推動了科學的發展，增加了人類的物質財富，在社會的法制建設方面也取得長足進步。啟蒙理性還促進了宗教的某種改革，使現代宗教意識到要進行某種“解神話”的工作，實現信仰與科學的協調。人類有能力發動星球大戰，卻做不到自覺地為他人做好事，可謂是啟蒙理性的一大敗筆。

　　宗教與理性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互補。宗教仰仗啟示，主張排他，易走極端﹔理性強調分析，擅長權衡利弊，以找到解決問題的具體途徑。例如，西方近代史上各派宗教間的沖突乃至宗教戰爭，解決的途徑並非宗教自身的力量，而是以理性分析為基礎的政教分離體制。

　　哈貝馬斯等一批西方學者提倡交往理性，主張通過交往達成共識，形成倫理規范，培育道德意識。有人認為，交往理性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然而，啟蒙理性認識到自身缺陷，企圖超越自己，這並不是個別人的良好願望，而是一種歷史的辯証法，其中也包括宗教與理性之間的辯証運動。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