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六十年

　　新中國成立60年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和傳播取得了輝煌成就，在國內外特別是在中文世界影響巨大。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來劃分，經典著作研究在中國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即前30年和后30年。這兩個階段的特點也十分鮮明。前30年以對經典著作的編譯介紹為主，后30年則以深入研究為主﹔前30年的研究比較注重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后30年的研究則比較注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前30年的研究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較深，后30年的研究則更多地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跡。這30年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本文主要從經典著作版本研究、基本觀點研究以及學科建設等方面作簡要概括。

　　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版本文本、生平事業和思想來源的考証研究

　　我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60年，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等經典著作中文版的翻譯出版密切相關。隨著這些全集各卷次的陸續出版，我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經典著作的版本、文本以及經典作家思想來源與發展歷程等重要問題的研究也隨之深化。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及MEGA版）和《列寧全集》（俄文版）編輯出版相關的版本考証和文獻學研究是前蘇聯馬克思學和列寧學的一大特色。梁贊諾夫等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我國學者在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各種選集、文集、單行本等馬克思主義文獻的過程中，對這些成果作了大量引進和介紹，同時作了有中國特色的版本學、文獻學等方面的研究。中央編譯局在改革開放前就做了大量的這方面研究工作，1978年以來，研究成果更加突出，相繼出版了《馬列著作編譯資料》、《馬列主義研究資料》、《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等資料性刊物。其他研究單位的學者也作了不少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於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文獻學研究成果逐步蔚為壯觀。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隨著2004年中央實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深入，馬克思主義學科確立為一級學科，馬克思主義版本學、文獻學等考據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不少學者提出構建中國的“馬克思學”、“列寧學”乃至“馬克思主義學”的口號。馬克思主義文獻學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中的基礎地位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一)經典著作版本文本研究

　　我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版本文本研究，主要圍繞三個方面：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版本文本進行總體研究﹔二是對馬克思主義重要著作的版本文本進行分別研究﹔三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以及蘇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的情況進行考據研究。

　　隨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文版的編譯出版，我國學術界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列寧著作的理解不斷加深。

　　由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主要按照俄文第2版，同時也參照了德文等文獻，從1956年到1974年陸續編譯出版了39卷（41冊），從1979年至1985年，又繼續編譯出版了補卷11卷（12冊），即第40至50卷。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53冊）全部出版。1986年，經中央批准，中央編譯局啟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翻譯工作。第二版的編譯，主要依據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同時參照其他版本，在內容上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著作卷，共二十九卷﹔第二部分為《資本論》及其手稿卷，共十七卷﹔第三部分為書信卷，共十四卷﹔第四部分為筆記卷，共約十卷。中文第二版已於1995年開始陸續出版，到2009年已出版21卷，全書共預計出版七十卷左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與中文第一版相比，增加了文獻收錄的總體數量，同時經過嚴密的考証刪減了一些非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文章，力求在譯文上更為精准，體例上更加合理。

　　1959年，作為“向國慶十周年獻禮”，《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38卷依照俄文第4版譯出，第39卷於1963年翻譯出版。《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於1982年經中央批准開始翻譯出版，到1990年底出齊共60卷。此后，又將新發現的少量列寧著作編成《列寧全集補遺》，於2001年開始陸續出版。此外，中央編譯局還編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本）、《列寧選集》（4卷本），陸續編譯出版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庫”。

　　近年來，中央編譯局還承擔了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要任務，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重要著作進行重新編譯校訂，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精選出一批重點著作，先行編譯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同時編譯《列寧專題文集》（5卷本），於2009年底出版，作為“向國慶六十周年獻禮”。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著作中文版的大量出版，不僅對促進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傳播，深化我國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以此為契機和依據，經典著作的版本文本研究工作不斷深入。

　　1、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版本文本的總體研究不斷深入。除《馬列主義研究資料》（叢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刊物）對新發現的經典作家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作了譯介和研究外，一些學者還對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文本和原文本進行了比較研究，發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黃楠森主編的八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庄福齡主編的四卷本《馬克思主義史》等，包含著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版本、文本的大量研究成果。近十幾年來，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如孫伯鍨、張一兵的《走近馬克思》，張一兵的《回到馬克思》、《回到列寧》，陳學明的《走進馬克思》，王東的《馬克思學新奠基》，聶錦芳的《清理與超越——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旨、基礎與方法》等，都是馬克思主義文本研究的重要成果。

　　2、對馬克思主義重要經典著作的版本文本進行了分別研究，使得這方面的研究上了一個新台階。

　　一是關於《共產黨宣言》的中譯本研究。《共產黨宣言》自1920年8月出版第一個中譯本以來，有多個中文譯本，在中國的影響巨大。楊金海、胡永欽等學者系統考察了《共產黨宣言》的完整中文譯本在中國傳播的情況，提出建國前和建國后總共有12種譯文不完全相同的中文譯本，並重點考察了1949年以前的6個完整中文譯本，即陳望道譯本、華崗譯本、成徐譯本、陳瘦石譯本、博古譯本、莫斯科譯本的翻譯和傳播情況。高放等學者對《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在港台等地的情況作了進一步考証，使這方面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二是關於《資本論》的研究。《資本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又一代表作，一直是我國學術界關注的熱點。特別是80年代，出現了學習和研究《資本論》的高潮。從1977年起，福建人民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等陸續出版了各種《資本論》研究叢書，包括《資本論》原理及手稿的研究，《資本論》的結構、邏輯、方法、創作史和傳播史的研究，運用《資本論》原理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關於《資本論》與科學社會主義的關系、恩格斯對《資本論》的貢獻、列寧對《資本論》的實踐和發展的研究等。有的學者從版本編排和研究的角度考察了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論》第1卷出版后對它進行修訂的過程以及所形成不同版本，《資本論》第2卷的結構形成過程，《資本論》第3卷的結構和方法，《資本論》第4卷的編排整理出版等問題。還有學者深入研究了《資本論》的寫作計劃、手稿，《資本論》中的哲學問題等。

　　三是關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文本編排研究。對此，國內外學術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沒有達成廣泛共識。特別是其中的“費爾巴哈”章，目前在國際上至少有七種主要版本：“梁贊諾夫版”（1926年）、“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巴加圖利亞版”（1966年）、“新德文版”（1966年）、MEGA2“試編本”（1972年）、“廣鬆涉版”（1974年）、“英文版”（1976年）。我國學者顧錦屏、柴方國等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版本進行了考証研究，對該書中文本的出版發揮了重要作用。侯才等學者對手稿的編排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還有學者從版本學和書志學角度梳理了該書原始手稿的寫作過程、保存情況和版本源流情況。這些工作把該書的文本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四是關於列寧著作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翻譯出版了一批列寧著作中譯本，包括《列寧文選》、《論糧食稅》、《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等十多種單行本。伴隨列寧著作出版的熱潮，學界特別注重研究列寧的哲學思想，尤以研究《哲學筆記》、《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為甚。中央編譯局根據俄文第5版翻譯的中文新版《哲學筆記》，體現了新的編排體例和編譯思路。有學者對《哲學筆記》的文獻生成和編譯出版情況進行了研究，黃楠森等學者突破了原蘇聯的研究模式，進行了獨創性研究，並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結論。

　　3、對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即MEGA2版以及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進行了專題研究。近年來，隨著MEGA2版的陸續編輯出版，一批新文本隨之面世，新的研究資料不斷增加，文獻的全面性准確性不斷提高，也推動了我國學術界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觀點的進一步研究。有學者對MEGA2的結構體系、內容安排和最新編輯進展情況進行了介紹。《哲學研究》、《哲學動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等雜志發表了MEGA2的系列研究成果。中央編譯局德國專家艾克·考普夫，以及魯路、章麗莉、魏小萍等學者介紹了MEGA2的最新研究成果。近些年來，有的學者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出版情況進行了考據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在中央編譯局編輯出版的幾個雜志中，另一方面反映在安啟念、姚穎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中。這些成果對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情況、《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的發現出版情況及其對后世的影響作了深入的考據研究，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版本文本研究的新領域。

　　(二)生平事業、思想來源研究

　　國外學者（包括前蘇聯、東德學者與西方學者）寫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生平事業傳記的工作，直接帶動了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生平事業的考據研究。自20世紀初以來，已出版了各種版本的《馬克思傳》、《恩格斯傳》、《列寧傳》。這些傳記性著作也陸續被譯成中文出版，如梅林的《馬克思傳》就有羅稷南譯本（上海駱駝書店1946年版、上海三聯書店1949年版、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版）、樊集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邁耶爾的《恩格斯傳》有郭大力譯本（大連讀書出版社1947年版），斯捷潘諾娃的《恩格斯傳》有中央編譯局譯本（人民出版社1955版），格姆科夫的《恩格斯傳》有易廷鎮、侯煥良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75版）等，凱爾任採夫的《列寧傳》有企程、朔望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50版）、金銑譯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版），波斯別洛夫的《列寧傳》有馬京、華國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版）等。

　　在此基礎上，中國學者撰寫的《馬克思傳》、《恩格斯傳》、《列寧傳》也開始出現。如張仲實編著的《馬克思恩格斯傳略》（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顧錦屏著《馬克思》（北京開明出版社1997年版）、張光明著《馬克思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版）、蕭灼基著《馬克思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姜德昌等著《馬克思傳》（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版）、魏小萍等編著《馬克思傳》（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劉建軍著《馬克思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劉鳳舞著《馬克思傳略》（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蕭灼基著《恩格斯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承運著《恩格斯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張新著《恩格斯傳》（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劉鳳舞編著《恩格斯傳》（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陳林著《恩格斯傳》（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年版）﹔黃楠森等著《列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張仲實編著《列寧傳略》（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季正矩著《列寧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版）、陶文昭等編著《列寧傳》（當代世界出版社 1998年版）、劉鳳舞著《列寧傳》（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

　　20世紀以來，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來源問題上，國外學者沒有局限於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論斷，進一步拓寬了研究視野，把古希臘哲學思想、近代西方人文主義等也納入了研究視野，並做了大量考証研究。比較著名的有科爾紐《馬克思恩格斯傳》、麥克萊倫的《青年黑格爾派與馬克思》、科萊蒂的《從盧梭到列寧》等。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學者也開始重視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1981-200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論叢》（第一至二十輯）成為展示這種研究成果的重要陣地。在探討馬克思與傳統“三大來源”的關系方面涌現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吳曉明的《形而上學的沒落：馬克思與費爾巴哈關系的當代解讀》，王永山的《馬克思與費爾巴哈》，許俊達《超越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與人本主義哲學》，姜丕之的《馬克思與黑格爾》，董仲其的《早期馬克思與費爾巴哈》，張雲閣的《馬克思思維方式論：馬克思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關系研究》。另外，劉森林的《馬克思與西方傳統》，李紅波的《西方哲學傳統和馬克思思想探析》，羅曉穎的《馬克思與伊壁鳩魯：馬克思<關於伊壁鳩魯哲學的筆記>和<博士論文>》，楊曉東的《馬克思與歐洲近代政治哲學》等，都從不同方面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傳統思想的關系，進一步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源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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