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注絕對化扼殺認識革命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這種為學心態包含兩種庸俗的合法化邏輯，即思想復制被合理化，因而也就無須對所復制思想的原始創造者加以特別聲明，此其一。其二，思想復制目的化，因而也就自然放棄了學術創新要求，使學術陳舊合法化，遺忘學術的根本使命，面對思想因襲不前的狀況毫不焦慮，甚至渾然不覺。然而，斗轉星移，東西對撞，知識產權意識漸醒，引注之風日隆，總算打破了中國庸俗文人心態中的第一個怪謬邏輯。但是，學風的檢討和反思還沒有根本推翻第二個邏輯，這種殘余因其與引注的直觀契合而非理性地夸大了引注的學術意義，或明或暗地認為“無引注無學術”，賦予引注以絕對的思想規范地位。

　　就純粹形式而言，引注被歷史地賦予兩種功能，即索引工具和道德標尺。引注以其標記技術直接顯示所引內容的存在處所，方便人們的核實，同時也有利於人們全面地把握所引內容的准確意義。另外，引注直觀地表明作者對事實和前人勞動的尊重，展示自己的道德人格。其實，在這種意義上，引注形式所提供的隻有道德評價價值而無實質認識價值。就所包含的思想而言，引注在其使用中被賦予三種功能，即信念誘發、語境構造和創新要件。利用社會對權威的崇拜和信任心理，同時也利用人的從眾心理，人們借引注來加強自己觀點的說服力，推動產生對自己觀點的真理性的信念，此即信念誘發。而語境構造是指通過引注內容來展示認識的歷史基礎和思想環境，擺明新認識生成的邏輯聯系和必然性，從而使新認識獲得更強的可理解性。在強調思想發展的歷史繼承關系條件下，語境構造這一文本敘事結構被放大為人類認識發展的普遍結構，即認識創新必須表現出知識繼承屬性，從而也就必然包含引注。由此，引注成為思想創新的要件。引注被用作創新手段這種做法的前提假設是認識發展歷史的線性累加，但這一假設的真理性並未得到理論上的論証，相反卻有許多思想創新的個案反對這一假設，因而引注的創新要件功能值得懷疑。

　　在世界學術史上，理論創新表現出多種形態，有的是在舊的問題及其解答的基礎上深化對事物的認識，因而遵守原有的研究范式與基本概念和原理。有的則或者超越原有問題而提出新問題，或者否定原有答案而創立新的研究范式，兩者都開辟了新的認識道路。如果從認識創新的程度上說，則后者具有更高的原創性，並在文本的敘事形態上表現出更強的獨立性，引注自然失去其思想表述和說明的地位。比如，康德、海德格爾、愛因斯坦等人的代表作就絕少引注。

　　康德的著作尤其是那些奠定自己哲學史地位的重要著作就幾乎沒有引注。海德格爾的代表作尤其是他本人處於探索時期的作品，也絕少引注。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超越牛頓但並沒有認真研究過牛頓的所有原著，而是在自己對問題的天才發現的指引下獨立思考。美國科學史家貝納德·科恩評述道：“愛因斯坦對牛頓的興趣始終是集中在他的思想方面，這些思想在每一本物理教科書中該都可以找到。他從來沒有像一個徹底的科學史家那樣對牛頓的全部著作進行系統的考查。”愛因斯坦本人也泰然承認：“在我為《光學》寫短序以前，我沒有研究過，至少沒有深入地研究過他的原著。”

　　人類歷史上的諸多最偉大認識事件反對將引注約定為創新認識的普遍規范。如果靠引注來推動思想的生成，還能發生托馬斯·庫恩所謂的“科學范式轉換”嗎？

　　因此，一旦將引注絕對化而確認為一切文本的必要構成內容，就意味著設立和接受了一種認識模式，規定知識的發展具有機械累加和線性增長屬性，因而一切后來的認識活動都必然以繼承先前知識為前提。在這種立場下，必然蔑視所有缺少引注形式的作品，否定其價值，拒絕考慮其真理性。當然，接受引注甚至必須作出引注的作品是存在的，並且大量存在，那些沒有超出原有思想框架並以其為基礎的認識活動就必然採取引注形式。不可否認，人類認識的大部分歷史都處於這種狀態中。但是，不能因此就忽略飛躍性認識的可能性及其思想結構和相應的表達特殊性。認識上的邏輯斷裂關系使引注在此失去必要性和合理性。

　　盡管飛躍性認識在人類認識歷史中鮮有發生，但它在認識發展中佔有革命性的推動地位，每每開辟一個知識線性增長的新基礎，直到耗盡自己的發展潛力和另一革命性認識的誕生。因此，如果盲目強加引注式認識模式，那麼勢必在思想沖動的根基處扼殺認識革命，從而背離認識發展的正確道路，錯失一切認識革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