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控制論》到讀毛澤東哲學思想

　　從小就喜歡讀書的我，腦海裡老記著那些格言：“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書不懂意，等於啃書皮”。沒有想到，當我成為一名專業的研究人員時，居然碰到了書越讀越多，書皮越啃越多，直到連“啃書皮”都啃不下去的狼狽情況。

　　1984年，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已經有4個年頭了。這4年裡，我不僅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哲學著作，還啃完了黑格爾的《邏輯學》和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名著。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精神傳達下來后，哲學所掀起了改革熱潮。許多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同事，開始轉向研究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我也動了心，找來了維納的名著《控制論》，認真地“啃起了書皮”。但是，很快，我就發現這不是我的研究方向。

　　當時，我是上海理論界都非常敬重的老所長周抗同志的助手。一天，我去他家匯報工作的時候，對他談了我的思想和苦惱。我說，現在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這“三論”很時髦，已經被大家看做是哲學研究的前沿，像我這樣的年輕人都開始轉向這一研究方向。但是，我認真地讀了《控制論》，也了解了信息論、系統論以及更為前沿的耗散結構論、混沌論等新理論，我感到有一個大問題。周抗同志是從延安抗大走出來的哲學家，以求實、正直而又體諒、關心年輕人著稱。他說，在我這裡，你有什麼話都可以說出來。你發現了什麼問題？

　　我說，維納是個數學家，他的《控制論》盡管不難讀，但是沒有高等數學基礎的人，是無法真正理解他的方法論的。我盡管是從以數理化教學出名的重點中學鬆江二中畢業的，函數、微積分都學過，但只是一些基礎性的知識，我在上海師范大學讀的是政治歷史系，全是文科知識。我如果轉向研究“三論”，必須先補高等數學這一課，而這是基本不可能的。否則，充其量也隻能是在哲學文章中加上一些“信息”、“反饋”、“系統”、“熵”等新名詞，或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些基本原理用“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等新話來點綴點綴。我感到，這樣做實在談不上是什麼“研究”，也不可能出好的有自己獨到見解的成果。

　　周抗同志說，你的話我理解。說實在的，這不怪你們。一些大家，在知識結構上大多是文理相通的。研究哲學的本來更應該文理都懂，但是我們現在的教育體系是文理分割的，學哲學的隻會那麼一點哲學知識，這些知識對於教教書夠用了，對於搞研究是不夠用的。你發現的問題，很重要﹔你能夠毫無顧忌地說出來，也很好。其實，我之所以對周抗同志講，而不敢對別人講，就是因為有顧忌。但是，在他那誠懇的態度和話語鼓勵下，我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說，《控制論》我至少讀了3 遍，邊讀邊思考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我現在有一個想法，希望能夠得到領導的支持。我注意到，維納的《控制論》是在科技實踐特別是“自動機”技術研究的基礎上概括出來的，我們最豐富的實踐是什麼？是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實踐。我們中國哲學發展的方向應該從這樣的實踐中去研究、提煉和概括。所以我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與我們的黨史研究結合起來，以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實踐為基礎去研究我們的哲學。周抗同志不等我說完，就說：“就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吧！我同你一樣，不反對別人去研究新東西，但自己研究的應該是自己能夠研究的東西。我就希望有年輕人能跟我一起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我們一老一少一起來研究吧。”

　　我知道，周抗同志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詣和自己的獨到見解，但他們老一輩人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最器重的是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我說，我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思路，不想僅僅局限在毛主席的那些哲學著作上，而是想研究我們黨的全部歷史經驗，包括毛主席領導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經驗，通過這樣的研究看一看貫穿在黨的實踐經驗中的哲學思想是什麼。想不到，周抗同志耐心地聽完了我的想法后，興奮地說：“我完全贊成你的思路。”

　　沒過多長時間，所黨委在充分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把哲學所的改革方案敲定下來了。其中讓我特別高興的是，專門成立了一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室。后來，又任命我為研究室主任。這樣，我就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一般原理的研究集中到“中國革命與毛澤東哲學思想”這一專業方向的研究上來。這是我的研究工作和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回想我的整個學術生涯，特別是在毛澤東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我常常同朋友們說，如果我當時趕時髦地去研究“老三論”、“新三論”，肯定是不自量力、一無所獲，而我之所以能夠在毛澤東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績，又是因為認真地讀了《控制論》。現在，把這件“與眾不同”的讀書經歷寫出來，不想再寫什麼“體會”、“感悟”之類話語了。至於朋友們從中可以讀出一些什麼“體會”、“感悟”，我們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