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視像“洪流”中拯救童年

　　編者按：兒童是國家的未來與民族的希望，對此龐大群體展開系統而富有深度的學術研究，是時代的迫切需要。鑒於兒童文化研究的特殊意義，本報特設“兒童文化研究”欄目，以期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和深入討論。希望通過不同學科視閾的交叉、融合和對話，聚焦於兒童文化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進一步拓展兒童文化研究空間，豐富兒童文化研究內涵，從而推動兒童文化研究的學術創新。

　　20世紀90年代前后，當人們意識到一個難以阻擋的“讀圖時代”正日益逼近和吞噬日常生活空間時，一度深切嘆惋消逝中的印刷時代。而今天，隨著視覺媒介對社會生活的覆蓋和滲透，及其新的藝術與文化價值在公眾領域逐漸確立起合法性，這份嘆惋的心情很大程度上已被一種群體性的視像消費快感所取代。

　　視像時代的童年文化邊界

　　今天，以電視、電影、電子游戲等為代表的視覺媒介消費已成為不少人基本生活內容的一部分，並且相關影響在不斷擴散和深化。

　　在童年文化領域，此現象導致的一個結果是，當代兒童的身體和精神感官正被卷入前所未有的視像“洪流”。這股“洪流”既包括一些專為兒童制作的視像消費品，更包括大量以成人為主要接受對象的視像商品。如果說在印刷媒介時代，識字能力的限制為許多童年文化禁忌的有效設立提供了關鍵性保障，那麼由於視像符號具有讀取的便捷性，今天的孩子正越來越多地與成人共享同一個文化空間。以電視和電腦這兩種家庭常用的信息載體為例，各種視像節目實際上都未對兒童觀眾構成有效的限制，隻要內容不明顯涉及童年視覺禁忌，這種開放的分享方式也常被監護人認可。如近年來在電視和網絡上熱播的宮廷劇、穿越劇、奇幻劇等，已是成人和大量兒童、青少年的共同娛樂消費對象。

　　由新媒介促成的此“成人—兒童”文化共享現象有其積極的文化意義：向兒童開放知識、提供信息，擴大了兒童個體的認知范圍，拓展了童年文化的傳統邊界。如果說知識意味著權力，那麼此現象也較大程度地改善了傳統“成人—兒童”關系中的權力關系，並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20世紀后期以來國外呼聲甚高的兒童賦權思想。相對平等的知識關系，促使我們不得不認真地對待兒童的各種訴求，並以一種真誠的態度進入與兒童的各種對話和行動關系。事實上，一些西方童年文化研究者將新媒介的發展視為當代童年賦權行動的一次重要契機。

　　視像中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面向兒童的視像訊息開放帶來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童年文化問題。首先，由於兒童缺乏足夠的辨識力，易盲目地知識接受與行為模仿。對於“理性”能力尚未獲得充分培育的大多數兒童個體來說，在特定訊息的刺激下，展現出的首先是一種令人驚訝的吸收能力，它包括針對對象知識和行為方式的雙重學習。我們由此看到，一些視覺消費產品提供的世界、歷史、社會、生活等知識，無論正確與否，都會迅速進入兒童的認知模式和知識結構，參與其認知與情感發展基底的建構。若這些知識本身存在過多錯謬，對兒童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

　　知識錯謬正是常見於當前許多視覺消費產品的一個基本問題。如目前深受小學、初中階段兒童和青少年青睞的大量宮廷劇、歷史劇、穿越劇等，充斥著對於歷史內容、科學知識、社會人性等不負責任的歪曲表現，並僅出於制造奇觀目的過分渲染暴力殺戮、社會爭斗、男性霸權等內容。對於缺乏足夠辨識力的兒童觀眾來說，相關消費過程已成具有依賴性的認知儲存過程，危害性遠超暫時的愉悅功能。此外，由於缺乏將視像內容與真實生活相區分的辨識力，兒童群體中也存在不少危險的視像情境模仿行為，其中包括暴力、性和自殘等。

　　其次，視像作品藝術鑒賞力的缺乏，也導致兒童在面對各類視像消費品時表現出藝術“弱智”問題。由於兒童天生對故事有著強大的消化能力，由繽紛的視像技術元素裝點而成的敘事類視像產品，對他們來說充滿了觀賞性誘惑。尤其當一些帶有奇幻內容的敘事滿足了兒童天馬行空的想象本能時，更易引起其興趣，盡管這些作品常常充斥著弱智、做作的情節與情感內容。美國傳媒與文化批判學者尼爾·波茲曼認為，在“成人兒童化”的娛樂時代，許多視像消費品僅體現一種低級的幼稚，而少有表現細膩、真實、深入的思想與情感。很多時候，我們從漫長的印刷時代積累和繼承下來的精致的審美傳統，在視像消費過程中被輕易丟棄了。美國當代思想家艾倫·布魯姆批判缺乏藝術責任感的美國搖滾樂的激烈言辭，也可用來評說今天許多藝術價值低廉的視像消費品：“它毀掉了青少年的想象力，使他們難以同藝術和思想建立起熱情洋溢的情感聯系。”當兒童長期沉溺於這種藝術性低劣的視像作品欣賞活動時，既難以培育一種真正的審美鑒賞力，也難以通過觀賞使自己更成熟。由於“最初的感官體驗是決定一生興趣的關鍵因素”，在兒童閑暇時光中日益佔據要位的此類視像消費活動，無疑會對其個體發展造成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

　　在視像“洪流”的裹挾中，一方面，兒童迅速進入原本隻屬於成人的各種文化區域，領略其中許多華彩曼妙的景致﹔另一方面，由於兒童未獲得相應的辨識與鑒賞力，現有童年文化的內容擴充並未帶來更多實質性的童年精神提升，在很多時候反而將兒童降格為視像欺騙和愚弄的對象。

　　讓兒童成為觀看的主人

　　面對童年難以自控地身陷其中的視像“洪流”，無論是試圖從媒介產品的發行源頭或渠道進行堵截，還是將作為接受主體的兒童重新鎖入傳統禁忌的圍牆內，在今天都已變得不切實際﹔事實上，它們也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最根本途徑。顯然，我們既不希望童年文化退到早期印刷時代的某種封閉與保守狀態，又不得不考慮目前它所面臨的嚴峻的視像消費問題。如何既讓兒童繼續享用視覺媒介所帶來的信息賦權，同時又使他們具備一定的精神免疫力，已成為一個亟須思考的問題。疏通此問題的基本路徑在於，我們如何既能讓兒童自由地觀看視像，又成為自己觀看行為的主人？

　　這是一條聽來似過於理想化的路徑，但其誘人前景值得我們努力。事實上，英國著名童年文化研究學者大衛·帕金翰在《童年之死：在電子媒介時代長大的孩童》一書中，已對此路徑作了某種理想化又充滿現實可操作性的解說。其基本方法是，通過以兒童賦權思想為中心的明智而全面的教育行為，將兒童培養成媒體文化中“見多識廣的、具有批判力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被動的信息接受者。帕金翰的論述指向一種基礎性的兒童媒介素養教育：通過培育兒童必要的新媒介識讀力，使之具備對當代媒介產品正確讀解、辨識的能力。在視覺媒介領域，此教育活動的主要目標在於，使兒童獲得對視像消費品的生產、流通、接受過程及其產品性質（包括它所表現的虛擬與現實間的關系）等的基本認知，並逐漸學會以批判性的態度參與針對特定視覺媒介產品的評介活動，最終能依據自我的判斷力進行選擇性的訊息吸收。

　　如果說，以兒童為對象的媒介素養培育方案已在國外一些中小學教育機構得以探索性的施行，並在近年開始引起國內部分學者的關注，那麼針對特定視覺媒介作品的藝術認知啟蒙，顯然未引起足夠的研究和教育關注。與針對基礎性媒介識讀能力的媒介素養教育相比，媒介藝術教育指向兒童在視覺媒介接受過程中的藝術判斷與鑒賞力，基本性質上近於傳統的文學藝術判斷力教育。它旨在幫助兒童獲得關於特定視像作品藝術特征與審美品級的基本分析能力，並促使他們主動運用此能力對作品進行批判性的藝術接受。基於文學鑒賞的立場來觀看今天的許多敘事類視像作品，將有助於兒童觀眾發現其中文學藝術母題、題材、觀念、結構、技法等的濫用與誤用，以及想象力、創造力與思想力的缺乏。此點尤其有助於兒童在面對泛濫成災的敘事類視像作品時，逐漸辨識其中的諸多藝術問題，從而不至於沉浸於某些重復的敘事套路或粗鄙的審美趣味。一旦兒童開始領會此藝術教育精神，也將自然而然地從視像故事消費的“黑洞”中抽身出來，去追尋一種更高級的精神趣味。

　　如果不能及時將當代兒童從新媒介的視像“洪流”中拯救出來，任由各種紛亂、漫溢的視像符號與被動、消極的觀看體驗，填滿乃至淹沒正在發育的身體與心靈，既是對兒童生命個體的不負責任，也是對歷史與文化未來的不負責任。然而，上述視覺媒介的基礎識讀與藝術素養的培育，要以教育者本人具備相應基本素質為前提。此教育者不僅指教師，也包括家長及其他一切與兒童成長直接相關的成人。遺憾的是，在今天，許多教育者自身毫無抵抗和反思力地充當著視覺媒介的消極受眾，針對他們的媒介識讀與藝術鑒賞素養的培育工作，遠未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在此情況下，要在中小學階段推行視覺媒介識讀與藝術鑒賞力的教育，的確困難重重。但是，如果我們的確願意和希望看到轉機，那麼關於兒童視覺媒介教育的這份責任，首先應由兒童身邊的所有成人共同努力和自覺承擔起來。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