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建林：為隱士文化留一席地位

　　在中國傳統文化裡，讀書而做官不得、做想做的官不得，或是官場坎坷屈辱而辭官不做，或是預設了做官、做想做的官的鋪墊——於是隱，於是有隱士。

　　魯迅講，隱士“歷來算是一個美名”。這美名的緣由，大抵在拒絕與盤剝百姓、貪瀆丑陋的當道者同流合污，不為私欲私利做官，不以折節逢迎做官，“紅顏棄軒冕，白首臥鬆雲”。何況與勾心斗角、錦衣玉食的官兒判然兩樣，寧肯遠避政壇的奢靡紛爭，優游於山水的自然和質朴，在環睹蕭然、麻衣素食的清貧裡，守著物我兩忘的高雅和率性。

　　也是魯迅講，隱士“有時也當做一個笑柄”。諸葛亮以布衣躬耕南陽，因劉備的知遇出山，直到不計成敗利鈍，鞠躬盡力、死而后已，忠義凜然與日月爭光，歷來贏得尊敬。然而如果作望文生義的理解，“隱”則聲聞不彰、息影山林，卻偏要“風流天下聞”，偏要“名”——“美名”亦名，以至鬧到把這作為博取什麼的招牌，就進入魯迅的“有時”了。唐人盧藏用舉進士，居終南山於先，“以高士名”被招入仕於后，還要自得，指“此中大有嘉處”。倘說尋找自然景觀，山高林密、溝深崖陡、明月清溪、綠竹幽徑的所在多的是，何必“天下修道，終南為冠”。終南山的“嘉處”，正在近旁唐代皇宮廟堂的“王者之氣”。有“身在南山，心存魏闕”和“終南捷徑”，卻並不見有比如“身在天山，心存魏闕”和“珠穆朗瑪捷徑”。

　　隱士的美名和笑柄，劃定了它的讀書人的圈子。農人、樵夫、鐵匠、漁翁，擺幾把青菜的小販，賣唱的歌女，何曾想到做官，何曾有人稱隱士。讀書人隱於朝、隱於市、隱於野，半隱半仕、時隱時仕、先隱后仕、先仕后隱，萬變不離其宗，“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府”。“隱”的另一端，無論直線或曲線，終歸連接著“仕”。

　　這自然也是一種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裡，它該算知識分子文化和官場文化的一種交匯、一種變異、一種余脈。

　　現代社會則不然。

　　讀書人多了，更加沒有那麼多官兒的位置。報考公務員擠破頭，也還多有別樣的出路。款兒們的隊伍，從粗通文墨囊括到博士和教授。讀書然后種地、打工，持研究生文憑做保安、當保姆、開包子鋪，守著一部電腦炒股炒期貨，唱歌跳舞做運動員，醫生和科學家，離休退休頤養天年，城裡住煩了找個鄉間茅棚種菜活動筋骨，仿佛多少合乎傳統文化裡隱士的定義，卻並不自稱隱士，別人也不視之為隱士。

　　古來不見隱士結盟。現在的因特網有“中華隱士同盟”，稱“在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的前提下開展和促進各民族及網絡文化的研究與交流以及推廣工作”，自稱隱士，似乎大多是生活於都市的志同道合者。一位“北京隱士”發帖《一刻的日記》，說“中國這社會，干什麼職業都不如干隱士來得安全和保值”。隱士而北京而職業而保值，這變味，真要使終南山的隱士瞠目。

　　仍然想起“美名”和“笑柄”的評價。美名在棄絕官場的虛套和裝腔作勢，求一份潔身自好的安寧。待到“隱”又到因特網張揚和呼朋引類，就多少成為笑柄。

　　隱居山林也罷，蝸居都市也罷，隱士們在疏離社會的競爭和喧鬧裡，表現的是勝者的閑適和弱者的無奈，從生到死，衣食住行，何嘗一日離開社會。陶淵明想象出一片桃花源，然而息交絕游之后的驅遣僮仆征夫，顯示的還是一種社會關系。今日終南山的隱士，目睹游人的熙熙攘攘，靠附近村民柴米油鹽的接濟，在電腦和收音機裡和世界對話，仍然是社會的一部分。至於失望於現有教育體系，帶年幼的女兒在終南山背誦四書五經，以便培養人格完整的現代君子，恐怕大半只是良好的願望。

　　我想，人在社會裡生活，即便咬了牙“隱”，其實也“隱”不到社會之外。何妨遇到光明就去迎接，遇到丑惡就去滌蕩，遇到友善就去回報，遇到敵意就去化解，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在愛和恨的創造裡，走一回人生的路。

　　然而疲倦之后的休息，勝敗之后的靜心思索，厭煩一種生活方式之后的另辟蹊徑，開始新路之前的心理准備，隱士也成為一種選擇。隱士有權利得到非隱士者的尊重。隱士文化有權利在我們社會文化的多樣性中取得一席地位。《中國社會科學報》關注隱士現象和隱士文化，表現出研究社會文化問題的敏銳和開闊視野，這是值得稱贊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