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隱士與古代隱士文化

　　終南山隱士從歷史角度來看，他們和古代隱士有一定的淵源關系，但是在新的時代，他們又有很多完全不同於古代隱士的時代特征。

　　歷史上的隱士文化

　　“隱士”就是隱居不仕之士。中國古代把社會成員分為士、農、工、商四類，其中的士就相當於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他們掌握著知識技術和道德文化。而且，從各種史料記載來看，這些隱士們往往是士人階層中的精英，但是他們卻如《舊唐書·隱逸》雲：“所高者獨行”，“所重者逃名”。

　　“學而優則仕”通常是士人的人生軌跡，卻又為何隱而不仕呢？很多學人認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就有對隱者的推崇和贊許。如《庄子·在宥》雲：“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崆峒山上，故往見之。”這位成功的治世之君拜見隱逸的故事，便寓於著“真理”掌握在隱者之手。道家的出世思想對古代士人有巨大影響，馮友蘭認為“道家者蓋出於隱者”，庄子更是隱者思想集大成者。可以說，以老庄為代表的道家思想為中國知識分子培養隱逸情緒提供了“酵母”。

　　儒道兩家的隱逸思想形似而異趣。儒家只是將隱逸作為“天下無道”之時的權宜之計，是手段﹔而道家則認為隱逸生活就是士人的理想歸宿，是目的。道家以強調個體生命至上的“貴生”價值觀，從而徹底否定了儒家追求“名利”、“仁義”等價值觀。但是，道家也並不過分強調生活方式等形式上的隱匿，為了存身也可入世以自適，在此儒家的入世目的又成了道家隱逸的手段。由此可見，儒道兩家的隱逸思想各有所重，而隱逸方式則互有交錯。這對於古代的隱士而言，在思想層面多了一方挪騰的空間——隱則為道而立德成名，出則為儒而立功成仕。

　　隱士概念的衍變

　　范曄在《后漢書·逸民列傳》中首次將隱士寫入正史，此后有關隱士的史書記載非常之多。但是就各種有關隱士的史料來看，對隱士的范疇始終定位在“士”的階層而從未有所突破。現代學者姜亮夫在《中國文士階級的類型》一文中對中國隱士概念的內涵略作調整，他明確將隱士分為逸士和修士兩類，其中的逸士主要是指隱居的士人，這裡逸士在內涵和外延上與過去隱士概念基本相同，而修士則是指我國的僧道和准僧道類的宗教修行者。

　　其實在我國歷史上，佛道教僧侶以及佛道教界居士等宗教界人士大多也是從士人階層分劃出去的，所以他們仍屬於“士”。修士與逸士統歸為隱士的理由如下：首先，古代僧道及其居士中的大多數人本來就是士人階層中的一員﹔其次，逸士因政治因素而隱居，佛道教修士則因宗教信仰而隱居，兩者在生活方式上類似或相同﹔再次，逸士隱居過程中如果有出仕的機會就結束隱居狀態，而修士也是階段性的隱修，如果達到一個階段的修行目的就會結束隱居狀態﹔最后，歷史中的隱士，其實有很多人既是逸士，同時也是修士，如陶弘景既是道教最有名的修士，又是被稱為“山中宰相”的逸士。同樣，晚年隱居的王維既是有名的逸士，同時又有“詩佛”的佛教修士稱號。

　　終南山的隱士現象

　　終南山是中國隱士文化的重要見証地之一，歷史上曾有很多佛道教的高僧、高道在此結廬隱修，佛道教祖庭等遺存現在依然可尋，佛教律宗祖師道宣與孫思邈結廬為鄰之類的掌故仍在流傳，那時終南山就有“八百祖師鎮終南，十萬羅漢吼秦嶺”的贊譽。這些歷史文化遺存和終南山獨特的自然環境使其獲得了“天下修道，終南為冠”的美譽。

　　對於隱修者而言，忍受深山老林裡艱苦的生活是修行的前提。從現在終南山隱修者的基本生活狀況來看，他們基本上放棄了對物質生活的享受和要求。除了米面油鹽等生活必需品外，其他的物品對於他們來說都屬於奢侈品。所以，有很多慕名者千裡迢迢地來到這裡，尋找自己出世的夢想，但艱苦的生活和隱居的諸種困難使他們不得不回到現實。當然，也有很多隱修者始終在此堅守，安然自得，他們似乎已經把自己的夢想安頓在這近乎原始狀態的生活當中。

　　綜上所述，終南山隱士現象是中國隱士文化的一個支流，但是時代潮流已使這條支流迥異於其歷史淵源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所以這一文化現象既是歷史的，也是現代的。

　　（作者單位：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