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分析推論到科學實証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於西方的文化語言學，其實質是研究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系、語言與民族心理的關系、語言與民族行為的關系等。在經歷了對傳統語言學的挑戰與反叛之后，文化語言學基於假設、推理的基本觀點逐漸被研究者所接受。在此框架下，研究者紛紛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在觀察語言事實的基礎上提出一系列推論，如跨文化領域研究中在翻譯“恆不對等理論”基礎上提出的印度殖民地時期翻譯特色推論，在微觀層面上對東西方人姓名觀的差異性推論，以及宏觀層面上如語言受文化因素影響的演變模型構建等。

　　近年來，研究者們開始轉向對這些推論進行實証研究。對假設、推理的實証，以及對實証的質疑及再次修正，成為美國文化語言學的研究趨勢，同時也標志著文化語言學從高屋建瓴的宏觀構建向精雕細琢的微觀分析的轉變。以上三個推論的提出—証明—修正的過程，正是近年來美國文化語言學研究趨勢的一個縮影。

　　翻譯“恆不對等理論”：實証研究從語言觀察中萌芽

　　20世紀20年代，美國人薩丕爾及其弟子沃爾夫提出了有關語言與思維關系的假設：人類對語言的理解，與說話者的語言及其文化背景有關。從此，語言的民族性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具體觀點及論斷的提出，為抽象的理論提供了具體的研究對象，也大大拓寬了其研究領域。通過語言現象証實或証偽這些觀點及診斷，成為近年來語言民族性研究的趨勢。

　　其中，翻譯的“恆不對等理論”的提出及証明模式便是代表之一。Walter Benjamin指出，每一項翻譯都是對原文的擴展，是兩種語言的碰撞。因此，從來就沒有完全對等的翻譯，如果把相似作為終極目的的話，任何翻譯都無法進行。而如何証明這一理論，則需要具體案例的深入研究。Sukanta Chaudhuri在此基礎上推測，印度在殖民地時期的翻譯應當具有顯著的“殖民地特色”，成為“恆不對等理論”的經典案例之一。

　　為了証明Chaudhuri的理論，使翻譯的“恆不對等理論”不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Matthew Arnold在他的《關於荷馬的翻譯研究》（On Translating Homer）一文中對印度殖民地翻譯進行了詳盡的研究。他以泰戈爾的自寫自譯本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翻譯前后源語言與目的語的差異，証明語言的翻譯不可能完全一致，從而証實了不對等翻譯的廣泛性。他在對Raja Rao和R. K. Narayan的“印度英文”寫作特色的進一步研究中，証明了翻譯的態度對翻譯結果的影響，這也從一個側面証明了社會因素在語言生成及演變中的作用。

　　姓名差異理論：實驗在修改中不斷完善

　　20世紀80年代，Saul Kripke在語言的民族性基礎上提出了姓名差異理論：一個人名字的含義並非是一直按照個人或團體原先賦予的那樣固定的。2004年，Edouard Machery和Ron Mallon等人在語言調查的基礎上指出，粵語方言區的人在取名字的時候，更傾向於取高期望值的名字，而西方人則更願意取富有歷史背景的名字。因此他們認為，語言的生成與使用該語言的團體的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有關。這樣具體的推論，為實証性的實驗分析提供了可操作的方向和平台，為文化語言學的科學化趨勢提供了契機。

　　在此基礎上，Machery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力圖証明姓名差異理論的正確。他引入了實驗心理學的統計方法，通過調查問卷及方差統計，通過具體情境來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姓名的理解差異。調查得出，廣東人更傾向選擇姓名的文化歷史意義，而西方人則傾向姓名的事實意義。這樣的結論，有力地証明了語言的理解和使用差異確實存在著跨文化差異。

　　實驗的結論引起了其他研究者的極大興趣，質疑聲也很快紛至沓來。首先是針對實驗材料的質疑。Barry Lam在《以廣東話為母語的人真的存在期望值傾向嗎？對跨文化語言學的修正》（Are Cantonese-speakers really descriptivists? Revisiting cross-cultural semantics）中提出：Machery在實驗中採用的語言是英語，而被試有一半是廣東人，語言很可能會影響實驗的結果。他決定再做一個同樣的實驗，僅將針對被試的問題改為用廣東話詢問。實驗結果顯示，當廣東人回答“歷史傾向”的題目時候，他們通過Fisher精確檢驗（Fisher exact test）測出的值確實大大超過西方人。但是，在表示“真實傾向”的時候，他們的比例並無實質差別。這一點就與Marchery 的觀點產生矛盾。而進一步的實驗証明，造成矛盾的原因在於“廣東人在閱讀廣東話文本時和在閱讀英文文本時存在價值判斷的差別”。這一結論不僅修正了Machery的實驗結果，更是對姓名差異理論的深化，並提出了新的議題，即閱讀文本對說話人內在價值判斷的影響作用。

　　實証性研究為文化語言學引入了科學的研究方法，使文化語言學不再停留在歸納與推斷，獲得了具體案例、實驗數據作為事實支撐。然而，對研究過程、研究結果的質疑也一直伴隨著語言實驗的發展。尤其是在變量的控制上，實驗中被試的背景、實驗條件等因素常為其他學者所詬病。對原有實驗的條件、被試、問卷等的質疑，也往往促使后來的學者們在對實驗條件進行修正之后重新展開實驗，以檢測以往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語言演變模型：反復實驗還原真實規律

　　在某些情況下，修改實驗條件並不能滿足學者檢驗實驗信度的要求，研究者往往從其他角度重新開展實驗，以檢測原有的實驗結果。近年來，對已有實驗結果的重新驗証，同樣是美國文化語言學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語言演變模型的建立和驗証過程，正是“建立推論—實驗証明—重復檢驗”模式的代表。

　　在宏觀層面構建語言演變模型，是文化語言學從科學角度証明文化因素對語言發展影響的重要嘗試。既然語言的演變是確實存在的，其過程自然也受到關注。傳統語言學認為，語言的演變是語言應用中的一種無意識作用，而文化語言學則力圖証明文化因素對語言演變的影響。Joan Bybee認為，一個詞的使用頻率和語境的變化，會引發語用和語法功能的變化。而語言使用者的有意識選擇，則會影響詞的使用頻率，進而對詞的語用和語法功能產生影響，這一推斷初步確立了文化因素在語言發展中的影響和作用。

　　在此前提下，Bybee試圖通過建立數學模型確定文化因素在語言演變中的作用。她通過對“can”從純粹的動詞到具有功能含義的動詞的轉變過程，建立了基於主體的語言演變模式。這一模型証明，文化演變對語言發展確實存在著影響。認知的因素或是文化的交流把新的變化帶進語言現象中，而這些偶然現象的出現則與社會因素的影響密不可分。

　　在數學模型建立后，研究者立即對這個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實的語言現象產生了興趣。Frank Landsbergen等用一個具體的例子——通過“w”的用法去調查單一性的現象，即在一個詞從詞匯到功能的含義轉變中，考察詞的“能力”在語法化中的作用，結果証明Bybee等建立的模型確實反映了語言演變的軌跡和規律。但Bybee等的模型僅適用於僅觀察單一的“w”的使用，僅放置在單一的句法中，並使用單一的被試時，才能成立﹔一旦一些變量變化，許多變量就會同時變化，很難控制這些變量，而使某個假設得到獨立的研究。但這樣反復的驗証，也使Bybee等建立的語言演變模型成為可信度較高的語言演變模型之一。

　　總之，在經歷了思想解放式的反叛之后，研究者們開始致力於解除文化語言學多年來被垢病的隨意性之說，在對文化語言學的科學性研究中引入了科學和實驗的視角。近年來美國文化語言學“假設—証明—反証”研究模式的盛行，正是文化語言學日趨科學化的表現。實証與反証的針鋒相對，關注的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對錯，其價值恰恰在於實驗的過程中，在實驗條件變化下引起的實驗數據變化，以及這樣的變化背后的更深層的文化動因，這才是研究者應當真正關注，以及值得研究的對象。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海外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