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大傳統”和“小傳統”可互相轉換

　　在一定意義上說，作為“大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其關於終極實在的深度思考和探究——以及由此而來的“崇高性”，觀念層面的價值取向——以及由此產生的“共享性”，制度層面的秩序導向——以及由此形成的“導向性”，日常實踐層面的策略解釋——以及由此顯現的“合理性”等，是對社會利益、社會關系的前提性假定。“大傳統”成為一種事實性的行動原則體系，經歷了歷史和實踐的“過濾”，客觀上說這是在集體生活中的開放式的選擇過程。這意味著，作為“偉大傳統”的文化價值觀既是歷史的、實踐的，也是社會的、民族的，因而對其進行闡釋的書面文本會採取特定的內容和具體的形式。

　　作為“偉大傳統”的文化價值觀，既然是一系列前提性假定的構建，是有關終極實在、觀念、制度和日常行動的原則體系，因而不能不涉及信念與行動、信仰與實際、應然與實然、理想與現實、價值與實踐，以及自由與秩序、自主與規制、目標與手段，等等。

　　對於構建社會共同性來說，文化價值觀的傳統成分有著特殊的意義，如吉登斯所認為的：“傳統是認同的一種載體。無論這種認同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認同就意味著意義。”如果說一個社會中的“所有的群體都是制造意義的工廠”，那麼傳統則是意義的集結點和重要源泉，也是民族智慧的庫存、集體記憶的檔案。借助這部巨大的“索引”，傳統在我們與過去和未來之間形成連接，也成為了一種預見未來的工具，因而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呵護和安全。顯然，這正是社會認同、共識與整合的基礎。

　　同時，傳統往往帶有一定的地方性含義，它是特定的人類族群或群體與其生存環境進行無數“對話”和交鋒的記錄，經過了反復的精煉提純，這一過程最終凝結成了個體的行動方式，定格為了形式各異的社會程式。將這些不同傳統置於社會學理論的宏闊視野中，可以探查到它們折射出的生動色澤和豐厚質地。其中，越是被注入了更多的智慧和創造性的那類傳統，越是對生活實踐產生出深遠的影響。當這類傳統化生出更為久遠的社會趨勢之時，它們也使自己一次次從中獲得新生。這類傳統是真正的“偉大傳統”，它們特有的深沉蘊力和恢弘氣勢是一般的傳統所不能具有的。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偉大傳統”是至關重要的——它能夠激發出社會共同性的重大理由。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大傳統盡管重要，但它不是憑空產生的，大傳統是從不同的小傳統中反復過濾、提純而轉化形成的。

　　反過來說，已經形成的大傳統也必須回到各種小傳統中去，而且由於它源於小傳統也能夠以不同方式回到小傳統中去。使大傳統潛移默化地滲透到小傳統中去，為小傳統所接受、所認可，並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改變小傳統，甚至內化為小傳統的核心部分，從而形成和培育社會共同性。可以說，不能有效影響、轉化，甚至內化成為小傳統的大傳統，是軟弱無力的。

　　在推進社會和諧的過程中，塑造和確立社會的共同性，是共同理想、共同行動、共建共享的前提。社會共同性需要細心的呵護，使之成為集體的感受，並成為文化價值觀的自覺性和潛意識而世代相承。在一個日益開放和多元的時代，文化價值觀能夠產生一種特殊的無形資源——觀念和意義，其功能是物質的、有形的資源無可替代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