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匡漢：拒絕文學“迷信”和功利誘惑

　　在中國，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為宏偉目標，是歷史的必然要求。構建一個和諧社會，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保障，文化是血脈、靈魂和生命之鏈。文化之繁榮關乎一個民族素質的全面提升。

　　文學無疑是文化領域裡的重中之重，也可以說是各類藝術形式之母。它的導引、教育、啟迪、審美等功能，更多地發生在潛移默化之中，上善若水，滋潤萬物。中國文學對內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外主張維護世界文學的多樣性。不同國家和民族都有選擇自己文化與文學的權利，要看某種文化與文學是否適合於自己，也隻有自己才有發言權，如魚擇水，如鳥投林，歸依自明。中國文學把握自己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方向和命運，努力創造光昌流麗的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及民族特色鮮明而為民眾接受與滿意的標志性精品，自然是文學家的神聖職責。

　　跨文化對話警惕“泡沫性”和“仿制性”心態

　　無論是文學界還是學術界，人們都喜歡談論東西方文化/文明的沖突。實際上，文化/文明的異質性或不可通約是客觀存在，本身沒有沖突，沖突的其實是對文化/文明的價值判斷。

　　這些年，我們開始重視跨文化的對話，深入對話后就會發現，如果徹底瓦解自己的知識結構而遷就對方的知識結構，我們要患上中國文化的“失語症”﹔也悟到，強調交流不僅是認識別的文明，更是重新認識自己。今天，一些有悟性的作家、學者，從“走向西方”又“回到東方”﹔曾前衛的作家，也開始給“李白、柳宗元‘打一個電話’”。遺憾的是，仍有不少人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顯出心態上的膨脹，呈現一種“泡沫性”和“仿制性”。所謂“泡沫性”，就是把西方的價值觀念無限放大﹔所謂 “仿制性”，就是對西方的表達方式亦步亦趨。兩種傾向均不可取。

　　在此情況下，討論“全球化”和“民族性”的關系，的確關系到今日中國文化與文學之走向。但就目前而言，兩者“統一”不過是浪漫主義的理想，因為事實上，今日之中國文學，離不開“西化”和“化西”的兩難命題。中國當代文學究竟要不要擇取人文性資源和運用本土化策略的問題，應從理論的角度提出來。

　　任何文學創作，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對於資源的匯聚、選擇、利用和轉化。對於當代文學來說，其實擁有豐富的人文性資源，傳統的理性智能與感性信息，現實的世態炎涼和鮮活內容，若以審美為中介，足可以幫助我們把共同的、永恆的東西顯現出來。

　　優秀人文精神傳統應成重要資源

　　在筆者看來，中國優秀的人文精神傳統，應成為當今文學的重要思想資源，予以傳承、盤活和創造性的轉化。

　　中國人注重活出個人樣，活得有尊嚴。為老為釋，詩書禮易，漢儒宋賢，程朱陸王，代代所崇尚的，乃是為文道法謀篇，為事格物致知，為民敢歌敢哭，仁、義、禮、智、信五字並言。中國人向往更高的精神自覺——建立在憂患意識之上的實踐理性。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庄子曰“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由此，產生了“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的騷怨藝術，產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有亮節的篇章，產生了“國破山河在”的有浩氣的詩行，也產生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之作。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崇本息末，中國志士仁人的“無恆產而有恆心”，總以國家民族之盛衰、興亡為懷，這一不可征服的脊梁，維系著黃土地上萬千群類和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

　　突破“舶來”觀念，尋找“自身話語”，這對於建構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與實踐十分必要和迫切。對此，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可研討：一是如何發掘與整理豐富的古典理論資源，由當代意識激活而自鑄新詞﹔二是如何探悉屬於中國文化母題性質的話語，尋求其“變奏”的規律，重新獲取生命力和創造力﹔三是如何研究中國文化與文學中的生命情調，並由此考慮中國人的思維習性與基本品格的當代體現﹔四是如何在中國特殊的文化語境下，通過細讀古今名篇，秘響旁通，而獲得文學“以小見大”、“以一當十”的藝術效果﹔五是如何對超出本土范圍的相關性文學問題進行獨立思考，在文化碰撞中“穿越西方中心主義”。

　　在文化與文學界面上，“全球化”浪潮可能造成“同而不和”，而“民族化”追求才能形成“和而不同”。當今世界文化和文學理想的生態文明，需要的正是“和而不同”。對於中國文學而言，其發展的策略，其“走出去”的通行証，不妨用十六個字加以歸納：汲古潤今，汲洋潤中，深入當代，獨辟自立。

　　潛心為文 振採辭林

　　在10年前北京的一次演講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認為，中國文學史上始終有一種感時憂國的使命感，近現代也連續不斷。感時憂國的使命感正是中國文學的深遠傳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內容，“蚌痛成珠”構造了從古到今藝術創造力的心理基礎和內在動因。可以發現，池魚思故淵，當代已有一批文學家表示出一種朴素的意願，即應從民族的人文傳統中尋找自己創作的基石。在“全球化”文化價值的霸權企圖日益被人們識破的情況下，民族性的文化自覺和感時憂國的使命意識已變得越來越迫切，也要求我們承擔起維護民族文化的使命。然而當代的現實是，經濟領域的專業人士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學者、教授和作家在人文科學中的力量十分薄弱，影響力微乎其微。經濟全球化、“后殖民”語境中能成就一大批專業精英人士，產生真正深具人文關懷、“天下為公”的知識階層則相當困難。這是值得注意的時代性文化病征。

　　此時此刻，文學需要“三拒絕”：拒絕工具理性，拒絕文而不化，拒絕使命感的失落。同時需要“三呼喚”：呼喚人文理性，呼喚重讀傳統，呼喚民族的自主性和文學的本體論。這就要求我們締書緣脈繼炎黃，感時世再創輝煌﹔也要求我們為了同一個文化強國的光榮與夢想，同舟共濟，共襄大業。

　　文化強國，需要從提高“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催動“文化自強”這三個維度，在不斷反思中推進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就文學界而言，要少唱高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目前的文學界有沒有“迷信”？有幾種流行的說法可算“迷信”，需要破除。一是“文學邊緣說”。客觀上文學確實被擠到“邊緣”，主觀上自嘆“邊緣人”則是缺乏自信的表現。其實在“邊緣”挺立、發力，並能動地呼應“中心”，是文學家的常態。二是“文學次要說”。在不少地方，人們把經濟看得最重，“引資”、“工程”等居於要位，文學僅列末席、無足輕重。其實，文學關涉社會文化意識形態，能更有深度地影響社會精神和道德風尚。時尚所推崇的“趙（本山）、小（沈陽）、李（宇春）”，所宣揚的明星大腕，充其量只是“三分鐘娛感”，以文化精神和美學價值而論，不會有什麼生命力。所謂文化軟實力，歸根結底要靠優秀的先進文化引領有器度、有氣象的力作。三是“文學狂歡說”。與“邊緣”、“次要”異向的是走另一個極端：眾神狂歡。五花八門的文學作品，林林總總的文學評獎，搞得熱鬧非凡，甚至一個並不富裕的城鎮，為了造勢也玩起什麼“全國性大獎”，但結果是“狂歡”一過，風光不再。

　　坦率地說，當下的文學景觀是作品鋪天蓋地，精品寥若晨星。這實際上是繁華遮蔽下的貧困。文學工作者要從種種“迷信”的困擾和功利的誘惑下解放出來，如錢鍾書先生所言，“敢雲大隱藏人海，且耐清寂讀我書”，潛心為文，振採辭林，回到“數年磨一劍”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

　　消費語境中倡導人文精神

　　在市場化意識強烈和讀者是“上帝”的今天，文學受影視、傳媒、網絡的影響與沖擊越來越大。也有人預言，再過10年或20年，文學圖書面臨消亡。我不太相信這種山寨版的“預言”。

　　誠然，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目前的確面臨三重強勢話語的壓力：“西方”對“東方”，“科技”對“文學”，“消費”對“精神”。但文學畢竟還是文學，其傳播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但能撼動人心的，是思想的深度和藝術的上達，並非“后”“后”又“后后”。文學終究要有特殊、恆久的精神價值和力量。

　　中國是一個文學的國度。歷史上那些偉大的作家，不僅使漢語藝術臻於精美，更把人世間雋永的詩意、人性中美好的情感、苦難命運中閃光的念想，書寫並傳遞給生活在我們這片神州大地上的華夏子民，讓文學的高致和藝術的元素滲透到我們棲居的各個角落。優秀的文學作品，以思想、以良心、以情感、以想象，溫熱著千千萬萬顆有追求和夢想的心靈。在今天物質生活日趨豐富的時候，如果沒有了文學的情懷和智慧，缺失了文學的理想和操守，精神的空虛必然隨之而來，中國文化中最令人神往的事物和中國人生活中最美妙爽心的意趣，將會黯然失色。因此，在文化強國的過程中，我們注重文學的功能與價值，既是為了重溫它的榮光，更是為了以文學聖潔的形式，來捍衛人類精神的健康、心靈的高尚以及生命的尊嚴。文學會讓我們的心貼得更近，把目光放得更遠。我們沒有理由不為之砥礪奮斗，作出無愧於歷史和時代的文學貢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