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化研究派突破“雅俗二分”

　　英國文化研究派對文化的再闡釋及相關思想，打破了文化的高雅/通俗二分法，拓展了文化研究的理論視野，提出了全新的分析策略。這為文化研究思潮奠定了非精英主義的基礎，使文化研究的大眾文化理論走出了學院派的狹窄視閾，步入文化空間的開闊地，更貼近當代文化的日常生活，以致獲得新的理論生長點，更自如地應對大眾文化的挑戰。

　　“文化”定義再闡釋

　　英國文化研究派早期理論探索的最突出貢獻，就是對“文化”這一范疇的重新闡釋。這不僅為大眾文化的研究，而且也為整個英國文化研究構筑了總體框架和思路。完成對“文化”范疇再闡釋的是英國文化研究創始人和早期理論家雷蒙·威廉斯。

　　雷蒙·威廉斯一生著述豐富，共有20多部理論著作和數百篇學術論文與講演稿行世，較為集中論述文化的有《文化與社會》（1958）、《漫長的革命》（1961）及《關鍵詞語》（1976）三部著作。這些著作為英國文化研究從社會大視角和多語境條件來分析與闡釋文化開了先河，同時也奠定了雷蒙·威廉斯英國文化研究先行者的地位。

　　文化研究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曾指出：“《文化與社會》等書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它們與思想傳統的‘斷裂’。”這裡所說的“思想傳統”，就是由馬修·阿諾德等人開創的文化精英主義。雷蒙·威廉斯駁斥了“少數人的文化與大眾文明”對立的文化觀念，反對唯精英文化獨尊的理論。同時，英國文化研究派也反對盛行的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主張“文化”並不僅是物質現實的反映，而且是物質現實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它是參與、介入並鑄造物質現實的一種決定性力量（由此，早期英國文化研究理論也被稱為“文化唯物論”）。在對“文化”一詞歷史沿革的考察和追溯中，對“文化”范疇進行了重新闡釋。

　　雷蒙·威廉斯等文化研究者認為，“文化”是英語詞匯中極少數含義極為復雜的詞語，對其不應隻作狹隘化的理解。在《漫長的革命》中，雷蒙·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種界定方式。第一，“理想”的文化定義，即“文化是人類完善的一種狀態或過程”。在此定義下，“文化分析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或作品中被認為構成一種永恆秩序或與普遍的人類狀況有永久關聯的價值的發現和描寫”。這種定義中的文化顯然是精英主義的，即文化是偉大傳統中最優秀的思想和言論。第二，“文獻式”的文化定義。據此，文化是有記錄的文化作品和活動，即文化是知性和想象性作品的總稱。第三，“社會”的文化定義，即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表現藝術和學問中的有些價值和意義，而且也表現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在此定義下，文化不僅指人類優秀的思想和言論，而且還有其他的知識形式、制度、風俗、習慣等，其在糾正以往文化觀尤其是文化精英主義的偏頗方面尤有意義。對此，雷蒙·威廉斯曾說：“對於文化這個概念，困難之處在於我們必須不斷擴展它的意義，直至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幾乎成為同義的。”隻有這樣，“才能從整體上更好地領會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顯然，第三種定義奠定了英國文化研究的思想前提和理論基礎。

　　對於上述三種定義，雷蒙·威廉斯並不厚此薄彼或作狹隘化取向，而是認為三者不可偏廢，它們應作為文化的完整形態而呈現，正如他所說：“在我看來，上述每一種定義都有價值。因為，不僅在藝術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為方式中，尋求意義和價值、尋求創造性人類活動記載，看來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三種主要定義中的每一種都有一種重要的指涉……任何充分的文化理論必須包括這些定義所指向的三個事實領域，相反，排除彼此指涉的任何一種特殊的文化定義，都是不完備的。”他認為，單獨使用文化定義中的任何一個，都是片面和錯誤的。“理想”的文化定義偏頗之處在於，它將文化——人類完善的一種狀態和過程——從所處的特定社會環境和社會塑造中抽象出來，即“把人的理想發展看做脫離甚至對立於他的‘動物本性’或物質需要的滿足”。將之作為文化的全部定義，是英國文化研究者所不能接受的。“文獻式”的文化定義的片面性在於，“隻從書寫和繪制的記載中看到價值”，卻將這個領域同人的其他社會生活截然分開，這也是不可取的。同樣，“社會”的文化定義的缺失在於，它“將一般過程或藝術和學術總體當做純粹的副產品，是對社會真正利益的消極反映”。

　　從“共同文化”到重建“感覺結構”

　　英國文化研究派理論家們不僅超越了精英主義對文化的狹隘化取向，同時，還提出了“共同文化”主張，即利用傳媒建立一種“民主的共同文化”。對於“共同文化”，雷蒙·威廉斯這樣評說：“說起共同文化，首先要說的是，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整個生存方式，也包括一些特殊天才及有聲望名氣的人所作出的重要而必不可少的貢獻。”“共同文化”不是少數幾個“文人學士”或各階級的“異己分子”建構和壟斷，由大眾接受並成為唯一的價值標准，而是由全社會共同佔有、平等參與創造和共同控制，這種文化不僅被精英階層所理解，在日常生活空間也得以完整地體現，“共同文化”是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結果，即“一種共同文化的特點在於……選擇是自由和共同進行的，並且是一再進行的。總趨勢是建立在共同決策基礎上的一種共同過程”。

　　由上述對文化的再闡釋和“共同文化”理念的提出，英國文化研究派也對文化理論和文化研究的對象與目的進行了新的闡發，即文化理論和文化研究應放眼於對整體生活因素及結構、機制和關系的審視與分析。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說：“可以把文化理論定義為對整個生活中所有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對文化的分析是試圖揭示這些關系復雜結合的組織實質。對特定作品和機構進行分析，在這層意義上，是對基本的組織形式的分析，是對作品和機構所體現這些關系整體的分析。”建構文化理論和進行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重建一種“感覺結構”，這種“感覺結構”（或“情感結構”）就是指特定群體、階級或社會所共享的價值，它往往就是一個時期的文化。這種文化必然將社會大多數成員包括在內。對於“大眾”，英國文化研究派認為，事實上不存在大眾，存在的只是看待大眾的方式，大眾只是普通人，他們由眾多的人組成。

　　率先對文化及相關問題進行再闡釋的一些著作，如《漫長的革命》等被譽為“英國戰后知識分子生活的一個創新事件”。由於對文化研究作出突出貢獻，雷蒙·威廉斯得到思想界與學術界的贊譽，英國批評家特裡·伊格爾頓甚至將他與薩特和哈貝馬斯相提並論，並視他為戰后英國最重要的思想家。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文化哲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