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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日照市東港區石臼街道敬老院的老人在觀看居委會老年秧歌隊表演的節目《扇子舞》。 |
●所謂積極老齡化，一個因素就是把高齡失能失智者需要長期護理的階段縮到最短，以積極的方式把經費降到最低。
●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尊老孝敬文化，對積極老齡化有重要作用。有西方學者看到中國老人們在公園唱歌鍛煉展現出的和諧時，感到那才是人類發展的方向。
“積極的老齡化”是最佳選擇
編輯：讀者來信版“老齡化的隱憂”系列報道的推出，緣於我們對正在騰飛的中國所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種種問題而產生的憂慮。從我們前三期的報道以及最近眾多媒體披露的當今中國養老問題也可以看出，這種憂慮是相當普遍的，也是不無道理的。許多人都在擔心：將來我們如何養老？老齡化的中國發展后勁在哪兒？但據我所知，曾在民政部及其所屬報刊工作了十幾年、又是芬蘭坦佩雷大學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碩士、劍橋大學社會和政治科學博士的你，卻沒有那麼悲觀，而是提出了“積極的老齡化”主張。這種樂觀源自哪兒？
潘屹：根據老年人面臨的三大風險——貧困、疾病和失能，老年的社會福利體系包括三部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服務三大制度。這三部分可以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以經濟或者收入為保障的福利，包括社會養老保險以及醫療保險（包括照護保險）等。第二類是為老人提供的老年社會服務體系，主要包括對老年人的長期照護服務，也包括健康照料、日常生活幫助及情感支持。
老齡化社會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支出，老齡問題成為西方社會的包袱。在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由於難以承受養老的過高支出，於是有了一個“去機構化”的趨勢，即讓住在醫院和醫療機構的老人回到社區，在社區內開展護理照護。這個趨勢，讓許多住院的老人回歸社區，節省了大量的社會支出。但是，這種回歸社區的趨勢還是不能完全解決老齡化的負擔，在社區裡還是需要有機構提供照護服務。於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由於經濟危機的原因，西方國家對福利政策做了許多改變，包括削減國家福利、實行福利的多元化、強調個人責任等等，但是多種嘗試都不能解除西方國家的福利困境。
2002年聯合國世界老齡大會提出了“積極的老齡化”思想，給國際社會老齡工作提供了指導。我所說的積極的老齡化，是加入了特定的具有中國特征的積極因素。
應對老齡化，中國有自己的優勢
編輯：要知道，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尚處於發展中的中國是未富先老，相對那些先富后老的國家，我們具有明顯的劣勢。你所說的“具有中國特征的積極因素”是什麼？較之西方發達國家的福利體系，中國有什麼比較優勢？
潘屹：中國的老齡化現實是嚴峻的，此不贅述。我強調的是，在制定養老政策措施的同時，我們要清楚地看到，解決養老問題中國有自己的優勢。
我認為，積極的老齡化包括幾個方面的涵義：是積極主動地行動而不是被動地應付﹔是預見性、預期性的准備，包括貯備和積澱的意識和資源﹔是可以產生動力和激勵的機制等等。我們之所以要有積極態度，是因為中國有文化積澱、社會制度的優勢、基層組織的建設和社區建設資源的儲蓄等積極因素，這些形成了應對中國老齡問題的有利條件。
首先是中國的文化，具體體現在老齡問題上的集體主義文化。養老服務，不僅僅是照顧護理和家庭服務，老人的身心健康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在中國，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大部分老人都愛聚眾下棋、聊天、唱歌、跳舞。各地出現的以老年人為主的社區文化體育娛樂現象，是中國獨有的一景。規模之大，參與者之廣，在多方面體現了中國文化對養老的滲透。集體文化不僅促進老人精神和身體上的健康，傳遞積極向上、健康文明的信息，符合聯合國提出的實現“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社會”的精神，而且，其表現形式——文化養老是積累儲蓄式的，這種儲備養老，符合中國的節約預防式的文化傳統，節約了國家和社會所要投入的老人臥床不起后的護理成本。所謂積極老齡化，一個因素就是把高齡失能失智者需要長期護理的階段縮到最短，以積極的方式把經費降到最低。中國這些看似文化娛樂的現象，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需要專業工作者和制度建制等才能解決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問題，積極的作用應該論証為中國養老模式的一部分。中國文化的另一個因素是尊老、孝敬等。在傳統的文化認知上，老人不會因為退休而失去家庭社會地位，反而會受到孝敬。還有家庭親情文化、家庭結構和鄰裡互助等，在商品社會過程中，核心家庭結構在增多，但是在中國廣泛存在的擴展家庭，保持了家庭成員間的相互幫助依存，家庭依舊是基本的福利單位。中國傳統文化多年積澱形成，雖遭侵襲破壞，依舊堅韌地綿延續展，發揮著福利的功能。文化軟實力的沉澱力量要大於建構一個護理機制，同時比建立護理機制更難。當然，隨著社會建設的推進，需要把這些文化軟實力通過政策設計變成一種優越的制度。在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經驗和先進技術的基礎上，把軟實力變為制度，構成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福利體制。
編輯：這種文化優勢的確是我們許多人都沒有認識到的。除此之外呢？
潘屹：還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種制度決定了三點。第一是原則，社會主義的原則是保障每一個公民的社會權利。第二是經濟基礎。中國在理論上解決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和全體人民擁有福利權利的矛盾。第三是國家的統籌計劃。比如中國政府在社會養老保險的中央財政調控與轉移力度，中央補貼基礎養老金，從東部到西部的財政轉移：西部為80%，中部為60%，東部是20%。
再有就是中國的社會組織體系。城市的老年娛樂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得到社區的支持。這是一個有群眾基礎、又有地方政府支持的服務平台。例如，在山東乳山的銀灘，每年從4月到9月聚集了全國各地到這裡養老的人。他們自發組織起來到廣場唱歌跳舞。當地政府和社區組織的支持除了提供場地，還提供方便的電源和設備。中國文化養老的形成，以中國的社區組織結構為依托，人民團體和其他社會組織參與，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組織網絡。而社區組織除了沿襲與變革中國古代社會的傳統外，還有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斷的國家設計與建設，因此需要在總結提煉的基礎上完善機制建設。再有就是中國多年在社區平台上積累的人力資源、投入的設施建設等資源儲備。
外國學者眼中的中國文化魅力
編輯：外國學者怎麼看待中國的這種養老文化與實踐？
潘屹：許多人給予了積極肯定。早在2005年，美國布法羅大學的社會學者一行，到了海南，還去了上海，聽到老人們給他們高歌“友誼地久天長”時，他們禁不住流下了熱淚。2006年，劍橋大學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從中國訪問回去后在講堂上作出了這樣的判斷：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不是掠奪和侵略。當我在那裡，看到老人們在公園唱歌鍛煉展現出的和諧時，感到那才是人類發展的方向！北歐是世界社會服務最好的國家，我的芬蘭導師、北歐社會服務研究的領軍人約爾瑪·西皮萊教授，來中國人民大學參加高峰論壇時，會間休息去后海喝咖啡，卻迷戀於聚在一起拉胡琴、唱京劇的老人，問我可不可以給他們照相。倫敦政經學院的大衛·匹查德教授在會議的間歇來到美術館周圍，看到老人聚在一起下棋，走不動了，停下來看。我的芬蘭社會工作和台灣社會學界的朋友到北京，都有一個安排，起大早到龍潭湖公園和天壇公園看早練的老人。
編輯：沒想到我們司空見慣甚至有些不以為然的東西外國人這麼感興趣。
潘屹：這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和西方不同。西方以自由主義為核心，強調的是個人主義的文化。他們有老人參加的活動比中國老人參加的更具挑戰性，比如選美、跳傘、潛水等，但是大多是成功人士或是社會名流。第二，西方文化是強者的文化。有收入有地位的是成功者，以養老金度日的老人淪為弱者。當我在西方為男士長者讓座的時候，長者不會接受，認為女士優先而不是老人優先。中國的文化是尊老的、有孝敬涵義的。第三，西方現代化的發展對家庭造成了破壞。隨著大量增長的同性戀、單親母（父）親、未婚同居、未婚母親的出現，對家庭已經很難定義，婚姻已經變成一個越來越不穩定的結構。甚至有西方學者認為，在西方世界裡，法律婚姻已經不再居於壟斷地位，作為一個性別的結合不再是唯一的社會認同。
我們和亞洲緊鄰的文化相通，但是為什麼來自東亞其他地區的朋友也對中國老人的娛樂活動抱有濃厚興趣？如前所說，中國的社會管理與社會組織在組織老人活動上發揮了作用。日本學者來中國開社會福利研討會時發言說，日本要學習中國四川地震后的經驗，即災民都是按照村委會社區有組織地居住，這樣有助於得到救助。其實，中國的社區組織在養老上也在發揮著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