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守海：未來中國工資差距擴大趨勢或將緩解

　　長期以來，困擾勞動經濟學界的一個問題是，貿易自由化並沒有使發展中國家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工資差距縮小，相反，它們經歷了與發達國家一樣的擴大過程。人們對這一現象的經典解釋是，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和中間品生產環節的轉移。考慮到中國的特殊國情，在對經典解釋進行修正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判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工資差距擴大的趨勢可能會緩解甚至收縮。

　　發展中國家兩類工人工資差距擴大之謎

　　根據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和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國際分工與貿易將提升發達國家技術密集型產品相對價格，從而高技能勞動力對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溢價提高，工資差距擴大﹔並且提升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相對價格，使其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溢價下降，工資差距縮小。

　　傳統理論對發達國家工資差距的預測得到了多數研究的驗証。很多人發現，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工資差距確實出現了擴大趨勢，技術工人工資快速上漲，非技術工人工資上漲則要慢得多，甚至出現了絕對下降。貝爾曼等人的研究表明，80—90年代OECD國家非技術工人的實際工資平均降低了26%，而同期技術工人的工資卻出現了大幅上漲。類似地，卡茲發現1979—1995年美國高中以下學歷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了20.2%，高中學歷的實際工資下降了13.4%，本科學歷的上漲了3.4%，本科以上學歷的漲幅達到14%。托貝爾更是宣稱，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短短十幾年時間裡，美國勞動力市場上本科學歷的工資溢價從45%猛增至80%。這種現象在其他發達國家也普遍存在，以英國為例，格斯林發現，90年代，本科學歷對高中學歷的工資溢價增加了14%。

　　令人困惑的是，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像傳統理論預測的那樣出現工資差距收縮的趨勢，而是與發達國家一樣見証了工資差距不斷擴大的歷程。比如，20世紀80年代，智利技術型工人與非技術型工人的工資差距擴大了56.4%，哥倫比亞則提高了67%，墨西哥要相對平和一些，但也擴大了15%。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至少在進入21世紀前工資差距也是不斷擴大的。根據潘士遠等人的研究，1995年，中國熟練勞動力對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比為1.17，到2000年上升至1.64。一直以來，人們試圖解釋上述悖論，這構成了勞動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分支。

　　經典解釋：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與生產環節轉移

　　從根本上說，發展中國家工資差距擴大現象隻可能源於對高技能勞動力相對需求的增加。一般認為，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是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掀起了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浪潮，這類技術進步刺激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很多主流經濟學家認為，這是造成發達國家工資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但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並不專屬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也可能會推動之。首先，后發優勢和貿易自由化為發展中國家創造了推動技術創新的條件。皮薩裡德斯認為，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學習效應，后者試圖通過研制新技術來提高自身生產力水平，而技術生產是知識密集型的，它增加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其次，不同資本設備與不同技能的勞動力相匹配，貿易自由化使發展中國家進口了大量機器設備，由於源自高技能勞動力相對富余的發達國家，這些設備大多是與高技能勞動力相匹配的。比如，富恩特斯發現智利在貿易自由化之后，進口的設備確實更依賴於高技能勞動力。這等於為發展中國家推行更依賴於高技能勞動力的生產技術創造了便利。

　　二是中間品生產環節的轉移。以費因斯塔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不足以解釋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工資差距擴大的事實。在傳統貿易理論框架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隻能進行最終產品貿易，但實際上二者之間還會進行中間品的貿易。面對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優勢，發達國家會將生產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獲得廉價的中間品供給。亨裡克森發現，很多美國企業在低成本的驅使下尋求外包，而交通、通信等新型技術的發展更是推動了外包的擴散。生產轉移的另一個渠道則是到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不管是外包還是投資設廠，中間品生產的轉移都會沖擊兩類國家的技術構成。對發達國家來說，中間品往往是低技術產品，生產轉移會進一步減少本國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並使本國生產更集中於高技術環節，增加了對高技能勞動的需求，因此會進一步加劇工資差距。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中間品又往往是高技術產品，它會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並減少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結果也會導致工資差距的擴大。費因斯塔的實証分析証明了這一推論，他發現中間品外包可以解釋美國80年代高技能工人相對需求增加的30%以上，而墨西哥熟練工人相對工資上升的50%以上也可以從美國對墨西哥外包的角度得到解釋。

　　中國化修正：低技能勞動力絕對富余與適用型技術

　　即便同時考慮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和中間品生產環節轉移，也可能難以完全解釋發展中國家工資差距擴大現象，特別是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體來說，工資差距擴大的原因更復雜。對於經典解釋，至少要作兩點修正。

　　首先，傳統理論沒有考慮到低技能勞動力無限剩余的特殊情形。不管是傳統貿易理論還是新貿易理論，都秉承西方經濟學的傳統假設，認為要素都是稀缺的，隻有相對富余，沒有絕對富余。在這種情況下，要素需求的變化很容易引起供求關系的變化，進而引起要素價格的變化。對小國經濟來說，這一假設是適用的，但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體來說就不一定適用。改革開放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農業部門滯留著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為工業部門提供了近乎無限的供給潛力，低技能勞動力絕對富余。這時，即便對低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增加，也難以逆轉供求關系的原有格局，無法導致低技能勞動力相對工資的增加。改革開放后近30年時間內，農民工工資停滯不前就証明了這一點。相對於低技能勞動力來說，高技能勞動力不僅相對稀缺，甚至是絕對稀缺，對高技能勞動力相對需求的變化就更容易通過供求關系傳導到相對工資上。簡言之，傳統理論隻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增加的可能性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而忽視了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也在增加，隻不過鑒於無限剩余的特殊格局，其影響並沒有顯示出來。如果今后無限剩余格局發生變化，就不得不考慮這種可能性所帶來的影響。

　　其次，經典解釋可能低估了技術進步與低技能勞動力的關聯性。人們通常認為技術進步隻依賴於高技能勞動力，並排斥低技能勞動力，但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正如阿吉翁所指出的，技術進步並不必然導致對高技能勞動力相對需求的增加，比如，通用型技術進步完全可能會增加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蒸汽機和發電機所引起的二次技術創新就曾使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大幅增加，而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消減。在20世紀80年代前，通用型技術革新並沒有引起高技能工人工資溢價上升，就可以証明上述可能性。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技術革新導致技能工資溢價上升，那麼按拉坦—速水佑次郎的誘致型技術變遷理論，企業完全有動力將技術變遷引向對高技能勞動力依賴程度低的模式，並使低技能勞動力與資本設備的互補性提高，兩類勞動力相對需求的變化會由此得到矯正，進一步，工資溢價的上升趨勢會得到緩解。在像中國這樣低技能勞動力大量富余的國家，這是極可能發生的，這種技術被稱為與低技能勞動力相容的適用型技術。可見，單用技術進步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工資差距擴大現象的觀點是片面的。

　　部分工資差距收縮趨勢已初露端倪

　　對照以上兩點，未來中國工資差距的擴大趨勢可能會得到緩解甚至收縮。

　　第一，傳統的勞動無限供給格局正在面臨挑戰。盡管中國農業部門還滯留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但決定勞動供給的不僅是要素稟賦，還有勞動力的供給意願。正如歐洲勞動力的勞動供給意願低造成大量選擇性失業一樣，中國農業部門正面臨類似的問題。勞動供給意願下降可能源於多種原因，其中一個典型的是，在中國當前特殊的城鄉二元制度體系下，隨著勞動力轉移的持續推進，留守勞動力數量不斷減少，家庭分工對勞動供給的制約會不斷凸顯。據報道，目前至少有4700萬婦女無奈地蟄伏於農村，5800萬留守兒童是她們最大的牽挂。如果這種情況延續下去，低技能勞動力的相對富余程度會下降，相對工資水平會提高。

　　第二，產業轉移會緩沖技術進步對低技能勞動力的排斥速度。作為一個大國經濟體，中國有條件在國內推行雁陣式產業發展模式。從實際情況看，產業轉移也確實在如火如荼地推進。產業轉移拉長了工業部門的技術鏈條，它在提升東部地區產業技術水平的同時，也適當保留了傳統制造技術，並將其轉向中西部地區，而不是直接淘汰，這會在相當程度上維系工業部門對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容量。所以，中國對兩類勞動力的相對需求關系不太可能在短期內發生根本逆轉。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兩類勞動力工資差距的收縮趨勢已初現端倪，以農民工為代表的低端勞動力工資正在加速上漲。據調查，2005年中國農民工工資平均上漲了6.5%，2006年漲幅為11.5%，2007年達到20%，即便在金融危機肆虐的2008—2009年，農民工工資漲幅仍不低於10%，2010年在新一輪漲薪潮下，農民工工資漲幅再度超過20%，甚至直逼30%。由於在中國統計數據中城鎮單位職工不包括農民工，而近年來在城鎮單位中，國有單位工資又居於最高水平，我們可以用農民工工資與國有單位職工工資的對比關系來模擬工資差距的演進趨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2005—2009年，城鎮國有單位職工工資漲幅分別為15.4%、14.4%、20.2%、16.0%、12.7%，由此可以看出，從2007年起，農民工工資上漲速度逼近城鎮國有單位職工工資上漲速度，如果考慮到2010年農民工工資的強勁上漲勢頭，它在漲幅上很可能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反超。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