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社會學帝國主義研究

　　50年前，美國著名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對重現於我們當今時代的兩個話題尤為關切：社會科學思想家的自主權和新的、不同於以往的帝國主義形式出現。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嚴厲批評狹隘的政策研究，稱之為“抽象的經驗主義”。米爾斯提出：“如果社會科學沒有自主權，它就不能成為對公眾負責的社會事業。”1948年，米爾斯在《美國社會學評論》等著名雜志上號召創建“第三種科學”，強調社會科學的政策導向與美國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在不斷增加。戰爭期間，米爾斯已與漢斯·格斯合著《性格與社會結構》，他在此書中提出，相對於歐洲殖民主義直接統治國外政治實體，美國已經淪為另外一種新形式的帝國——“在沒有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的情況下，通過拓展海外海軍和空軍軍事基地擴張軍事控制領域”。

　　米爾斯認為，美國這種新形式的帝國主義與知識分子生活惡化不無關聯。另外，他指出，所謂的美國“超級社會”的出現，使其在制定國際政策和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的權力劇增——一種“擴大了的、更加集權地創造歷史的方式”。

　　與此同時，大多數社會科學家淪為“專家”，按照“主人”授意行事，對此，米爾斯稱之為“瘋子現實主義”。

　　半個世紀前，米爾斯與英國新左派和英國社會學家關系密切。那一歷史時期，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社會學家都對帝國研究和知識分子的研究作出重要而持久的貢獻。另外一個著名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與米爾斯處於同一時期，其著作為《法國的工作和工人》（Work and Workers in France）。布迪厄的思想引起當代在殖民地工作的法國社會學家作品的回應，如喬治·巴朗迪耶曾引進“殖民狀況”的概念，從此在社會學領域自成一格，他的代表作為《1955年黑非洲當代社會學》（1955 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Black Africa）。

　　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是一個獨特的歷史時期：歐洲殖民主義走向衰落，美國的帝國主義正在崛起。這一歷史時期還籠罩在第三種帝國的陰影之下，納粹大陸“帝國”為戰后重新思考帝國主義留下一系列深刻印跡（正如齊格蒙·鮑特曼所說，很久之后，納粹大屠殺才進入社會學的視野）。

　　美國社會學：

　　從海外殖民主義到非正式帝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社會學家的研究均涉及“全球差異”問題。自1918年開始，他們轉向社會差異和社會混亂問題的爭論。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雜志》和《美國社會學評論》兩大主流社會學雜志開始重點討論帝國主義問題。但與戰前不同的是，很少有人支持帝國主義這種說法。威斯康星州的社會學家愛德華·羅斯聲稱自己是“完全同情東方抵抗來自西方侵略的做法”，並於1924年寫了一篇關於國際聯盟強迫葡萄牙殖民地勞工的報告。1945年社會學家杜·波依斯寫到，殖民主義政策正在把欠發達地區變成“世界貧民窟”，肆意地破壞著本土文化。

　　1945年以后的殖民主義和非正式帝國的討論繼續在美國社會學中承擔重要角色，起初以現代化理論和區域研究為幌子，實際上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越來越向帝國主義發展，但卻帶有非殖民統治的特點，因為美國並沒有直接承擔控制外國政權的責任（一些局部的案例比如2003年以后美軍入侵佔領伊拉克除外）。

　　1958年繼美國人造地球衛星成功發射之后，美國政府在外語和區域研究人才方面有更廣泛的需求量。由於政府撥款的增多，同時大量有著海外戰爭經驗背景的社會學家和歐洲流亡者的涌入，美國社會學觀點越來越具有國際化眼光。1945—1960年間，大量社會學博士的論文在哈佛大學社會關系學系發表，這些論文涉及了包括非殖民化社會在非洲和亞洲的發展等方面。

　　除了由年輕社會學家提出的一些新興國際議題之外，大量社會學家的研究領域在戰前已經成為國內社會學領域的關注焦點，現在他們又開始擴展自己的研究領域。其中一個例子是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學家羅伯特·庫利·安格爾。1945年以后安格爾創辦國際社會學協會，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導“國際緊張局勢項目”。后來，他在進行“國際社會學”和國際關系方面的研究，為“世界社會”在其三維空間特征的出現探討新型的發展模式，這些需要更多“比較型研究”並且超越了“不合時宜”的“主權之上的國家政府”觀點。安格爾認為，社會學發展的最高階段已經“擺脫20世紀50年代的殖民主義”以及由此產生“對欠發達國家的極大興趣”。

　　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社會學系開始出現關於殖民主義的博士論文浪潮，其中一些是由來自前英國或法國殖民地的學生的。例如1971年伯克利社會學系的突尼斯學生Elbaki Hermassi在論文中分析了法屬北非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強調了殖民地佔領的不同階段、殖民統治者的社會階層、本土政權佔主導地位的政權形式，以及被殖民前的本土國家政權力量。美國社會學吸引著來自世界殖民主義時期之后的學生，他們最近幾年又開始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轉折處的核心區域進行研究。

　　游走在殖民主義

　　和反殖民化之間的法國社會學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法國社會學家對殖民主義的興趣都在加強，並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達到頂峰。引發這種興趣的原因之一是涂爾干和莫斯的影響以及遺產。在涂爾干的社會學范疇中，海外殖民主義和古老陸地帝國被視為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社會學家喬治斯·戴維跟埃及古物學家合著的書中曾利用涂爾干的圖騰崇拜理論解釋古埃及的中央集權。

　　法國建立了一系列大規模的研究機構贊助殖民社會學的研究。這一點不同於英國，英國的殖民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是由人類學家主導的，而大部分的法國研究機構則以社會學為中心。例如，1904年在摩洛哥成立的法國科學考察團（the French Scientific Mission in Morocco），重點就是社會學研究，而非東方文學傳統研究。法國非洲研究所的主旨則是協調在非洲的殖民研究。社會學家保羅·梅西耶和喬治·巴朗迪耶分別領導在達喀爾和科納克裡的法國非洲研究中心。1945年后，法國政府致力於改革殖民帝國，在世界殖民地范圍內引起了研究風潮的進一步擴張，從太平洋的新喀裡多尼亞，經由馬達加斯加，到達南美的圭亞那。

　　1945年后的幾十年見証了法國社會學領域對於帝國題材研究興趣的急劇加強，部分是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同時也反映出法國對納粹主義和戰后重構全球地緣政治的回應。1946年，雷蒙·阿隆出版了《帝國的時代》（The Age of Empires）一書，在書中，他認為法國應該將歐洲的民族國家統一成同一個集團以對抗三大“帝國”——那個時期的英國、美國以及蘇聯。

　　通過追尋戰后法國主導報刊的內容，我們能夠獲取帝國主義議題的中心。羅杰·巴斯蒂特是后奴隸制時代非洲和巴西文化的專家。他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回顧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和非西方文化方面的研究。喬治斯·巴朗迪耶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2011年從事《國際社會學雜志》的編輯工作期間，引導公眾關注殖民主義和后殖民主義議題。甚至法國的主要專業社會學雜志《法國社會學評論》（Revue fran ?觭aise de sociologie）在1970—1980年之間，也刊登了大量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題材的文章，盡管這些議題在最近幾年完全消失了。

　　游走在殖民主義

　　和納粹德國之間的德國社會學

　　德國社會學最初萌芽在一個特定的國家背景中，知識分子激烈地討論以土地為基礎的大陸帝國主義和海外殖民主義。德國社會學也出自於一戰前數十年的一批具體學科，比如歷史、歷史經濟學、人類學和“國家科學”，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古代和現代帝國的研究。例如，馬克斯·韋伯1891年（在他跟社會學有關聯之前）在他的教授論文中提出了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始理論。他的弟弟阿爾佛雷德·韋伯也從歷史經濟學轉到了社會學，並在1904年發表了對新“貿易保護帝國主義”的詳細分析。在分析中，他指出，德國並不需要殖民地來擴大國際出口。大學社會學科的其他大部分創建者都對殖民地研究作出了貢獻。利奧波德·維瑟發表了大量關於英國殖民統治的文章，即便是二戰后，他仍作為印度問題的專家而為公眾所熟知。二戰后，德國專為社會學設立了四個大學教授職位，維瑟是第一個獲得該職位的人，他創建了德國第一本專門致力於社會學的雜志，並在納粹時代前后擔任德國社會學聯盟的主席。弗蘭茨·奧本海默把持著原德國社會學另一把交椅，他把馬克思的經濟帝國主義理論和政治帝國主義理論結合起來。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幾個德國社會學家堅持用馬克思主義重新將“帝國主義”定義為內在的經濟現象。韋伯、欣策和熊彼特都暗示帝國的軍事征服的理論沒有過時。韋伯學派的社會科學家阿瑟·薩爾茨和沃爾特·蘇爾茨巴赫認為，帝國主義的存在早於資本主義，並且資本家的積累與國外征服之間不一定有必然的聯系。

　　作為大學研究的議題，殖民主義並沒有隨著德國大學殖民主義的消失而消失。例如，在1930年到1931年冬季學期，至少有239所大學開設跟殖民地議題有關的課程。這之中有一門課“殖民主義的社會學解讀——以當代非洲為例”是由理查德·瓦恩教授的。瓦恩自1924年就被聘到柏林大學擔任社會學和人種學的教授。魏瑪共和國時期，瓦恩基於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東非廣泛的實地調查，發表了被殖民主義鍛造的文化毀滅的批判。這個時期，瓦恩的研究是獨立於政府機構之外的，由德國之外的機構贊助，是高度自治的。1933年后瓦恩加入了納粹殖民地規劃辦公室。1939年，他出版了專著概述納粹在非洲的殖民統治方法。這一時期其他的社會學家則轉向了人口和人種政治學、空間規劃以及其他的跟統治東方有關的問題領域。

　　（作者系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德國文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