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是我國社會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繼經濟體制改革之后的一項重大改革。我國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注重基層的實踐經驗和改革探索，把自上而下的推動與自下而上的經驗總結結合起來。
要充分認識到，創新社會管理是探索一條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社會管理道路，並非是簡單地為了維護一時的社會穩定而加強社會管制。加強社會管理也並非是要把社會管死，要創造一種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生動局面。
社會管理也要考慮成本，創新社會管理要防止行政化的取向，要認識到，我們要建立的社會管理新格局，既不同於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包攬一切的管理方式，也不同於一度流行的以“創收”為目的的社會管理，是探索一種低成本的、有效的、寓管理於服務之中的社會管理體制。
有的學者認為，創新社會管理要加強“頂層設計”，這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完全依賴上層的理性設計進行創新和改革，未必能夠適應各地的實際情況，恐怕及時地總結地方經驗加以推廣，是更加重要的。就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來說，“摸著石頭過河”並未過時。
近若干年來，各地在社會管理方面，有很多積極的探索，也有很多新的經驗和做法。這些經驗和做法涵蓋了廣泛的領域，在這裡我只是列舉一二，並強調其創新的意義。北京市：“社會工作委員會”發揮新作用
黨的十七大作出了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和部署，北京市委、市政府在認真總結經驗、充分調研論証的基礎上，報經中央有關部門批准，於2007年成立了北京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這是我國地方政府成立的第一個此類機構，它是一個與市委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同樣級別的實體機構，同時也是市政府的“社會建設辦公室”。社會工作委員會成立后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從三個方面改革完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和機制。
首先，推動“政社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將政府部門對社會組織的主管權轉移給一些重要的社會組織—它們被稱為“樞紐型”社會組織，為此出台了《北京市關於構建市級“樞紐型”社會組織工作體系的暫行辦法》。北京有100多個政府部門有資格成為社會組織的主管單位，按照改革方案，除少部分有特殊職能的部門外，從2009年起，大部分行政部門原則上不再接收新的社會組織申請，其主管的社會組織也將逐步脫鉤，並交由相關市級“樞紐型”社會組織管理。北京市將成立25家“樞紐型”社會組織，按照“先挂鉤、再脫鉤”的思路，推進“樞紐型”社會組織與同性質、同類別、同領域的社會組織建立聯系，搞好日常管理和服務。
其次，改革社會組織登記注冊制度，加快社會組織發展。北京市社會建設辦公室、北京市民政局於2009年4月啟動社會組織設立“一站式”服務大廳，集中開展社會組織設立的政策咨詢、業務審查和登記審核等工作，實行“‘一站式’服務、聯合審查、20個工作日回復”的新機制，特別是幫助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協調確定業務主管單位。另外，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開展民政部門直接登記試點。
第三，建立健全稅收減免優惠制度，減輕社會組織的負擔。2008年度，全市有31個非營利社會組織獲得免稅資格﹔2009年度，全市有38個組織獲得免稅資格，另有113個組織獲得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資格，總計182個組織獲得稅收減免資格。這些社會組織在創造就業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北京市社會工作委員會積極參與北京市2500多個社區的管理和建設，這些社區正逐步成為多種社會群體的聚集點、多種利益關系的交匯點、多種社會組織的落腳點和黨在城市執政的支撐點，在滿足人民群眾需求、整合各種利益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社區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北京市正逐步形成黨委總攬全局、政府具體實施、社會各界協同、公眾廣泛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遼寧省：“民心網”搭建新平台
2004年，遼寧省紀委、省政府糾風辦開通了“民心網”，接受群眾網上投訴。開通僅兩個月，就受理行風舉報投訴263件，受理數量是上年全年的兩倍多。“民心網”從網上接受大量投訴，然后把這些投訴分門別類地轉送到相關部門去解決，並對辦理和處理過程進行實時監督。投訴轉到什麼部門，幾天有答復，處理結果是什麼，在網上都一目了然。
“民心網”積極搭建省、市、縣３級政府部門與本網的聯網工程。目前，聯網點已達1500多個。通過聯網點，啟動直轉直辦，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基層聯網部門的積極性。“民心網”還制定了對問題處理的五星級評價制度，把群眾訴求的解決效果和群眾滿意度進行科學量化，在“民心網”上公開排名，客觀上形成群眾輿論的壓力，促使各級政府部門積極解決群眾訴求。截至2009年4月20日，“民心網”通過“全天候”公開受理群眾關於不正之風問題的舉報投訴，經有關部門調查核實，已有422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1128人受到組織處理﹔收繳違規違紀金額1.21億元，清退違規違紀收費6868萬元，從源頭上治理取消不合理收費2.2億元。據統計，在2009年幾個返還金額最大的領域中，建設系統通過向業主退還裝修抵押金和煤氣管網費等還利於民1291.64萬元﹔教育系統通過退還補課費、教輔材料費、試卷費等還利於民602.8萬元﹔通過清欠惠農補助金、土地補償金等向農民退還、清欠820.62萬元﹔物價系統通過查處亂收費行為、實施源頭治理向群眾退還違規收費1313.76萬元。
隨著“民心網”在群眾中知名度不斷提高，舉報投訴量增加，民心網進一步把解決群眾投訴問題與提供公共服務結合起來，走出了一條利用網絡平台進行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新路。杭州市：“以民主促民生”別具特色
改善民生，需要政府做很多工作，但最終還需要民眾的廣泛參與。近年來，杭州市積極推進“以民主促民生”，2009年市委市政府聯合下發了《關於建立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機制的實施意見》。新世紀以來，杭州市在實施西湖綜合保護、背街小巷和危舊房改善、停車新政、“免費單車”系統建設等一系列關乎民生的重大工程中，通過建立健全“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機制，不斷拓寬民主參與渠道，創新民主參與方式，健全民主參與制度，為有效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機制保証。
?杭州市黨委、政府堅持問情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問績於民，“干不干”讓百姓定，“干什麼”讓百姓選，“怎麼干”讓百姓提，“干得好不好”讓百姓評，切實落實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做到大家的事大家來辦，逐步建立健全了城建方案公開展示征求意見制度、重大項目全覆蓋調查制度、網絡民生熱線、民生重大決策網上投票、市民情緒和需求調節機制、利益相關人為主體的權益糾紛協商解決機制等。
杭州市通過落實“四問四權”，使公共政策從制定、執行到評估監督都有民主的機制和程序，從而保障民生問題得到符合民意的有效解決，使民主真正成為改善民生的保障和動力。有關專家形象地指出，“四問四權”就是在“用身邊的民主來解決身邊的民生”。
杭州市通過以“民主促民生”，逐步形成了市民廣泛參與、部門密切配合、媒體大力支持、社會充分理解的良好氛圍，不僅為辦好各項民生工程提供了可靠保証，同時也化解了多種社會矛盾，拉近了干群關系，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發展之路。南通市：“大調解”制度探索化解矛盾之路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社會矛盾不斷增多，為適應發展和化解矛盾的需要，2003年4月江蘇南通市在全國率先建立社會矛盾大調解機制，創建了“橫向到底、縱向到邊”的覆蓋城鄉的六級大調解網絡。
南通的經驗是把調解的重點放在基層。大量調研顯示，80%的社會矛盾糾紛發生在基層，過去縣級調處總量佔大頭、鄉鎮與村級調處佔小頭，呈現倒金字塔型。要使這種結構得到根本性扭轉，必須加強鄉村調解。南通市經過幾輪大規模的鎮村合並，2007年村委會和居委會的數量由前幾年的3300多個減為1990個。而合並后的村居三個方面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是村居地域廣、干部少，二是面臨的征地拆遷、環境污染、土地流轉、勞資關系等引發的新型矛盾突出，三是村居干部缺乏解決問題的資源和專業素養。這導致大量發生在基層的問題，群眾要靠“上訪”解決。2007年起，南通市村居普遍推行“1122”專職隊伍建設新模式，即每個村配備1名綜治專干、1名民警、2名專職保安、2名專職調解員。目前，全市1990個村居總共配備起3216名專職調解員。這些專職調解員，大多為來自轄區內退休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法律工作者和有一定法律專業知識的老干部。南通市給予政策扶持：專職調解員報酬，由市鎮兩級財政各出一半，一般每人每年在5000元左右。例如，在大調解制度的發源地—啟東，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構和網絡已延伸到12個鄉鎮、321個村，並且，每個村民小組都建立了調處小組，每10戶村民都確定了一名矛盾糾紛信息員。
南通市創造的“大調解”制度，有效避免了群眾走“上訪”道路和“打官司”解決問題的高成本，形成了把問題和矛盾解決在基層的新機制。深圳：“和諧企業工作室”化解勞資糾紛
深圳南山區桃園街道是深圳市勞動密集型的企業聚集的地方，勞資糾紛時有發生。為構建和諧勞資關系，保障勞務工合法權益，南山區桃園街道近幾年來積極開展和諧企業創建工作。2008年2月，南山區桃源街道在轄區工廠聚集的眾冠紅花嶺工業區成立了“紅花嶺和諧企業工作室”，成為深圳首創。該工作室由黨建聯絡員、工會組織員和勞資糾紛調解員組成，推動企業工、青、婦及人民調解委員會共同參與，被譽為促進企業和諧的潤滑劑。
桃源街道紅花嶺工業區建立的“和諧企業工作室”，在化解勞資糾紛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效果十分明顯。目前，南山區已在高新技術園區、紅花嶺工業區、塘朗同富裕工業村、百旺信工業園和五灣碼頭港區等全區17個園區建立起“和諧企業工作室”。“和諧企業工作室”的建立，使矛盾調處在車間班組，使問題解決在工廠企業，使沖突化解在園區現場。
“和諧企業工作室”制度，完善了工會、信訪、企業三方代表組成的對話協調機制，成立了44家企業人民調解委員會，形成了企業內部的協調機制。工作室人員通過走訪企業，實地調查、理性引導，及時發現企業矛盾症結，耐心傾聽投訴人與被投訴人的意見、促成雙方的和諧調解，將勞動糾紛化解於萌芽狀態，不僅及時地調處勞資糾紛，還加強勞資隱患的排查。和諧企業工作還把工會組建工作納入到園區，先后組建工會51家會員人數3800人。
南山區在深圳首創“和諧企業工作室”至今已經有3年，工作室的運作取得明顯成效。“和諧企業工作室”不僅在解決企業與員工間勞資糾紛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成為黨和政府同工業園區、企業實現有效對接的平台，同時成為來深建設者的一個家園。
以上所列的這類經驗，在全國各地還有很多，涉及的社會領域也非常廣泛，我們應當像當年總結市場經濟改革的經驗那樣，認真總結這些經驗。通過歸納和提煉近年來我國各地在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方面的實踐經驗，逐步形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社會管理新體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
來源：紫光閣雜志
(責編：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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