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比較政治學研究

　　好的比較政治研究不一定需要依賴一手資料。大家所熟悉的摩爾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幾乎全部是基於二手的研究成果資料而成。現階段，中國學者要通過跨國抽樣調查，甚至通過對其他國家的一定時間的實地調研（半年以上）來採集數據恐怕還很困難。相比之下，利用二手的研究成果資料和現成的數據庫資源是較為理想的選擇。基於二手的研究成果資料做進一步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思想創新。也就是說，必須問出新的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創造新的變量乃至數據庫。目前，大部分所謂的比較政治學研究都僅僅是把一些二手資料順手拈來，點綴一下，基本沒有對現有的研究成果和資料有進一步的加工和處理。

　　要想做到以上提出的要求，有兩項基本功必須要扎實：一是對文獻的關注，尤其是英文文獻﹔二是要盡快進行方法論上的補課。

　　關注文獻引用增強方法論培訓

　　在國內發表的大量比較政治學的論文中，缺少文獻回顧部分。即便有一些作了文獻回顧，所回顧的文獻要麼完全忽視西方的研究，要麼所引用的英文文獻有很強的隨機性，並沒有完全掌握其所涉獵的研究問題領域中最重要的理論和范式。還有一些雖然是專門的文獻綜述文章，但是他們所涉及的文獻依然以中文翻譯資料居多，大量相關度非常高且無法被忽視的文獻，卻都沒有被引用。

　　在介紹和引進（比較）政治學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缺失和誤區。雖然國內已經翻譯出版了不少比較政治學的經典著作，但缺乏系統化的引介。杰拉多·蒙克認為，比較政治學一共經歷了四次重大變革，分別是比較政府或憲法階段（1880—1920）、行為主義階段（1921—1966）、后行為主義階段（1967—1988）、第二次科學革命階段（1989年迄今）。而我們引介的滯后性卻十分明顯。一些比較政治學的教材仍在主推阿爾蒙德、亨廷頓、李普塞特、摩爾等第二代比較政治學家以及少數第三代佼佼者（如帕特南、蒂利、李普哈特、斯考契波、普沃斯基）的學術觀點，而第三代和幾乎整個第四代的比較政治學還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首先，國內學界有重專著、輕論文的傾向。經典和新的重要著作當然依舊值得關注，但對於研究而言，《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比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和《比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等一流比較政治專業學術期刊上的最新論文應該更為關鍵。因為這些成果往往是國外最前沿的，也代表著其學術發展的趨勢。

　　其次，在國外研究成果的引介方面有重歐美而輕其他之嫌。對拉美、非洲、東南亞、東歐等地區的關注度明顯偏低，而事實上對於第三世界的比較研究一直是比較政治學的熱點和亮點。而在中文比較政治文獻中，基本上看不到對這些文獻的引用。

　　最后，必須盡快補上方法論的訓練。大多數高校政治學專業的研究生，在方法與方法論上的培訓都遠遠達不到國際標准。其中最大的缺口是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是，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研究生都要求掌握統計等基本的定量研究方法，且從本科階段開始就有系統的培訓課程，但是政治學卻沒有。我們的政治科學訓練必須包括至少兩到三門的方法論課程，而且還必須不斷跟蹤方法論的進展，比如，最近有很多發展的反事實分析、QCA等方法。

　　改進科研制度修正期刊評價體系

　　中國比較政治學研究的進步不僅需要宏大的學術視野、科學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通常而言，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科研周期相對較長，需要投入相對多的科研經費和研究資源，常常需要團隊合作。因此，除了學者通過自身努力可以改善的方面之外，一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和制度激勵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認為兩個方面的制度改進最為重要。

　　其一，修正研究基金發放的取向，鼓勵真正的學術合作研究。各項研究基金的發放是引導學者研究取向的重要制度之一。就國內目前的狀況而言，研究基金對於鼓勵學者從事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來說意味著兩層含義。一方面，目前國內學術界習慣單兵作戰。如果要真正推動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必須提倡團隊研究與合作研究。而國內目前的學術體制基本不鼓勵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之間的合作，因為隻承認第一作者。另一方面，比較政治研究因為涉及至少兩個國家的比較，難度比起純粹研究中國國內問題要更大。這也就意味著，對比較政治的研究經費支持必須周期相對長一些（比如5年為一期），資金量也要比純粹的研究中國國內問題的經費更多一些。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各類社科基金撒胡椒面式地劃撥經費，周期也很短。這基本上意味著大規模的比較研究難以為繼。

　　其二，修正期刊論文發表的取向，乃至整個評價體系。前面已經提到，國內的比較政治學研究多為口號式文章和介紹性文章，但是真正扎實規范的實証性的比較政治學研究成果非常少。這背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前者易寫易發，后者則難寫也難發。要解決這個問題，高端的學術雜志必須鼓勵真正的實証比較政治研究文章，稍有檔次的學術雜志應該從此不再刊發“口號型”、“標簽型/判定型”、“偽裝是知識”型的文章，以及膚淺的評價和介紹文章。這些文章隻能佔用學術資源，阻礙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在中國的成長。相應地，就評價體系來說，我們的評價不能仍是停留在看文章數量上，甚至發表在什麼樣的雜志上，而是要看文章的具體內容和水平。

　　中國學者必須問出與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切實相關的問題，並且從事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而隻有有了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我們才有資格和可能談論所謂的理論和實証的突破，從而才有可能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比較政治學”、“中國的比較政治學”、“中國學派”、“中國經驗”等這些大的話題。否則，都隻能是空喊口號。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