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標准大討論的一點回憶

　　

我為黨在歷史轉折關頭扭轉乾坤而驕傲。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命題之一,也是黨的思想路線的哲學基礎。這本來是眾所周知的道理。可是,在32年前的中華大地上卻發生了一場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我是當時參加討論的一名小兵,想從親歷的一個局部談談感受。

　　“文革”前我是武漢大學哲學系的青年教師,從1961年起我的主要工作是協助李達同志撰寫毛主席委托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1966年“文革”的風暴突然到來,李達同志含冤去世,我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八年,處境非常慘苦。“文革”后期我從迷惘轉入了沉思。這是因為我不僅親身體驗了“文革”的浩劫,還越來越感到“文革”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比如一方面批英雄史觀,一方面又鼓吹個人迷信;一方面講認識需要多次循環往復,一方面又鼓吹領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方面說“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一方面又鼓吹“頂峰論”;一方面說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一方面又鼓吹精神萬能論和上層建筑決定論;如此等等。這種連健全常識都無法接受的理論能叫馬克思主義麼?在這種理論指導下,中國的前途將不堪設想。但我相信局面終將改變,中國絕不會就此沉淪。1974年我偷偷寫下了這樣的小詩:“臨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傷。心境長隨天上月,如環如玦總清光。”

　　“四人幫”的粉碎使舉國一片歡騰。但不到四個月,“兩報一刊”就發表了社論,宣布“兩個凡是”,這等於宣布“文革”的理論基礎和路線方針還是不能觸動。可是,按老路走下去,民何以堪,國何以堪?

　　1977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給我發來請柬,要我去北京參加紀念《實踐論》和《矛盾論》發表40周年的理論討論會。9月20日我去參加了大會。與闊別多年的師友們噙著熱淚互相問好,那種劫后重逢的感人場面是我終身不能忘記的。我與邢賁思、汝信、趙鳳歧、陳筠泉、陳中立等同志談到,如此荒謬的“文革”怎麼竟會持續十年之久?“文革”的畸形歷史會不會重演?怎樣才能防止重演?我們認為“文革”的原因雖然不止一端,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文革”的“理論”根本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把廣大群眾的思想完全搞亂了。而這套錯誤“理論”的根子正在哲學。影響最大的錯誤觀點有兩個:一是真理有階級性;二是以領袖的“最高指示”為真理標准。隻要認可了這種觀點,“文革”的全部“理論”都可以順理成章地炮制出來,甚至要炮制出更荒謬的“理論”也毫無困難。隻有駁倒了這種荒謬觀點,摧毀“文革”理論的哲學基礎,才能打碎“兩個凡是”的枷鎖,實事求是地探索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我也就是在與大家交流的過程中受到了啟發,明確了症結,堅定了信念的。但是,“兩個凡是”在當時是不可逾越的政治柵欄,要找到突破禁區的方法,談何容易!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發表了。我當時並不了解這篇文章的寫作由來和背景,但我意識到這是在向“兩個凡是”開炮了。盡管有人傳說這篇文章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人認為這篇文章是“砍旗”的“毒草”,但無論如何,我感到這場斗爭已經拉開序幕,是應該站出來說話的時候了。

　　過了一個多月,我收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發給我的請柬,說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理論與實踐問題哲學討論會”,請我出席並准備論文和專題發言。當時我所在單位的領導是不同意我參加此會的,經過復雜的周折才得以成行。16日晚上邢賁思同志找我去開了小會,把這次討論會的來歷和主題點明了。參加小會的有哲學所的汝信、趙鳳歧、陳筠泉、陳中立等同志,還有《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最初作者胡福明同志。17日先開全體大會,孫耕夫同志主持,社科院副院長鄧立群同志作了報告。下午分組討論,空氣就有點緊張,觀點也有分歧,甚至還有個別退席的,但討論並沒有受影響。以后幾天都是大會發言和小組討論交叉進行。這當中忽然傳來了小道消息,說有關方面不支持這個會。但會議領導小組仍然堅持開會。絕大部分大會發言的同志都是旗幟鮮明地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有些同志雖有些保留,但也是反對“語錄標准”和“權力標准”的。23日下午我作了大會發言,題目是《關於真理標准的幾個問題》,陳述了三個問題:(1)在實踐標准之外另立真理標准是理論上的倒退。(2)理論隻有經過實踐檢驗才能証明它的正確性。(3)回答幾個詰難。《哲學研究》第10期發表了這篇文章。只是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不得不刪去了前兩部分。

　　我參加這次討論會后仿佛從陰暗狹窄的囚籠裡一下跨到了晴朗寬闊的原野。我當時寫了一首《西江月》的詞來抒發這種感情:

　　山外驕陽暗下,林間好月初懸。微風過處聽鳴蟬,一派清光如鑒。

　　回首人間顛倒,消磨多少華年。憑他滄海起狂瀾,我自冰心一片。

　　會后我在不同的場合作過一些傳達,聽眾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砍旗”的帽子似乎還像“達摩克利斯之劍”在頭上懸著。但情況很快有了改變。時任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同志請了邢賁思、汪子嵩、馬沛文三位同志到湖北來作報告,旗幟鮮明地宣傳實踐標准。12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明確地肯定了真理標准討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緊接著,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這才在政治上“乾坤定矣”。

　　(作者系武漢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