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體：中國公共外交的理論使命

　　日前，英國廣播公司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與北美，與中國的經濟依存度越來越高，然而，它們對中國的擔心也與日俱增。與2005年相比，各國對中國經濟崛起的負面印象上升了6%，軍事崛起的負面印象上升了2%。如何解釋彼此經濟依存度和貿易重要性提升，伴隨的卻是這些國家對中國負面看法的上升這一現象？到底是金融危機帶來的中外發展勢頭反差，還是媒體放大了“中國崛起” 效應——外界幾乎相信10年后中國會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使他們的“中國焦慮”提前到來，以至於擔心“中國統治世界”？

　　公共外交可為抑或不可為

　　有外媒評論說，中國的公共外交文不對題才導致上述反差。果真如此？面對這一情勢，公共外交到底可為還是不可為？說中國公共外交可為，是因為它遠遠滯后於經濟崛起，其長期效應尚未展示，或者說，公共外交可能已經抵消了這種反差的上升勢頭﹔說中國公共外交不可為，是因為這種反差是發展階段和時代背景所造成的，非傳統公共外交所能改變。

　　無論何種情形，都說明中國公共外交不能停留在學習、模仿階段，必須針對中國崛起和世界變化的客觀事實，因地制宜地制定公共外交方略。其中，理論突破和創新尤其重要——中國的公共外交概念、使命、文化載體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究竟有何不同？

　　須去美國化

　　當今中國的公共外交實踐方興未艾，但公共外交理論更多是源自美國，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理論“飢渴”。然而認清美國公共外交的實質，十分重要。其一，美國公共外交的意識形態色彩。“公共外交”概念的提出，帶有冷戰期間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深深烙印。冷戰結束以后，“軟實力”理論的提出，增進了公共外交合法性，並終於擺脫了“和平演變”的影子，但公共外交一直難脫意識形態的干系。

　　其二，美國公共外交的宗教情結。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本是針對大國興衰鐵律、反對美國衰落論、提振美國霸權合法性而發明的。當冷戰戛然而止，軟實力理論不幸助長了歷史終結的錯誤解釋，即將蘇聯體制的自我解體，錯誤地解釋為美國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而蘇聯相反。公共外交被無形中賦予了“天定命運”的宗教情結。迄今，美國的公共外交，欲正人而非正己，崇尚“己之所欲，定施於人”。潛意識地認為自己的政策、制度、理念是正確的，因而極力勸說他人接受。

　　中國是傳統世俗社會，這決定了中國的公共外交缺乏美國的意識形態沖動與宗教進取心。因此，中國公共外交理論與實踐，必須回歸傳統文化和基本國情。

　　以文化本位解決根本問題

　　梁啟超當年描繪中國的三重身份：“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及“世界之中國”，而由於種種原因，迄今仍未實現“三位一體”。因此，中國公共外交理論必須回答好以下三個根本問題。

　　中國如何發展及其發展對世界意味著什麼？在中國游離於國際主流社會之外時，中國公共外交的使命是講清楚“中國是誰”﹔改革開放后則側重於闡明“中國如何發展”。換言之，中國公共外交使命從冷戰時期“井水不犯河水”的要求，到全球化時代“和而不同” 的境界，目的是實現“和平發展”。中國公共外交的長期任務是用國際通用語言准確地告訴世界，中國在崛起后如何使用其增長的權力，以及權力的增長對世界的和平與福祉意味著什麼。

　　發展起來的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如何向西方社會証明，中國人吃飯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有形的差異其實微不足道，大家都在吃飯這一事實才是最根本的——我們沒有因為用筷子吃飯而証明自己更愛好和平，西方也就不應該以自己的政治模式否定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我們需要說服外國民眾去超越政府、超越體制，實現人性回歸和文化本位，樹立“中國模式”與人類其他發展模式殊途同歸的信念。對后崛起時代的中國，“殊途同歸”逐漸取代“和而不同”，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追求目標。

　　未來的中國是何種國家、它追求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隨著中國崛起為具有全球影響的世界大國，明確表明中國的未來身份、追求實現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及中國如何承擔世界責任，顯得十分緊迫。然而，外界擔心中國傳統文化不足以承載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使命。為此，中國公共外交應將中國國家身份描繪為傳統中國（Traditional China）、現代中國（Modern China）和全球中國（Global China）的三位一體。同時闡明，中國所提倡的多極世界與歷史上易引發戰爭的多極世界有何本質不同，並將和諧世界理念系統化、政策化、普世化。

　　回答好上述問題，就是中國公共外交的理論使命。為此，我們必須以“無欲則剛”抵消西方公共外交的“急功近利”﹔以“上善若水”超越西方外交手段的“潛移默化”﹔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超越西方的“民主輸出”。以“大同世界”化解“世界之中國”與“中國之世界”之間的矛盾，達到“中國即世界、世界即中國”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