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至上到以中國為中心——變動中的美國中國婦女研究視角

　　作為海外中國學的重要一支，美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有其內在發展的學術脈絡和學科方法。由於婦女研究的跨學科性質，海外漢學領域對中國婦女的研究包括文學、史學、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著述，從20世紀初至今，美國學界對中國婦女的研究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各階段的研究模式、主題、方法和視角均有不同。

　　20世紀上半期：西方至上的觀察心態

　　美國的中國婦女研究始自19、20世紀之交，主要是女傳教士對中國婦女的觀察，包括中國杰出女性傳記、譯著、民俗等各類著述。受美國國內注重婦德、家庭、母親角色等傳統觀念影響，傳教士著重考察中國女性地位、貞節、婚姻、纏足、教育等方面，如A.C.Safford的《中國典型女子》、Ida Belle Lewis的《中國女童教育》、Albert O’Hara的《由〈列女傳〉看早期中國婦女地位》等著述。而當時的漢學家則充當了翻譯者和傳播者，為后來的漢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學者進行中國婦女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原始材料。20世紀上半期美國的中國婦女研究還表現出譯介與研究結合、傳統與現實並重的特點，艾思柯（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所著的《中國女性：昨天和今天》就是應中日戰爭和美國對國家戰略利益之需而出現的一部作品，其研究主題與當時的現實政治形勢緊密關聯。

　　在西方工業文明侵襲農業文明的時代，傳教士的中國婦女觀浸透著西方優越論的腔調，充滿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自信，希望“福音的光芒照射這片即將毀滅的大地，讓這片沙漠變成上帝的樂園”。這段時期也正值歐洲史學受到進步史觀影響之時，歷史直線發展的觀念成為統治19世紀歷史哲學的主流思想，這種進步主義的思想與書寫模式遍布在傳教士婦女史學家對中國婦女的觀察和研究中。盡管傳教士們對中國婦女的態度友好，也有對杰出女性的欣賞之情的表達，但總體說來他們多關注中國下層社會女性，其中國婦女觀是消極、負面的，尤其表現在對中國纏足、溺嬰、男尊女卑等現象的鄙視性描述中。在他們的筆下，中國傳統婦女呈現出了靜止、不反抗、絕對“受害者”的形象。

　　20世紀60年代起：受激進女權主義思潮影響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受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及學界新左派激進思潮影響，以男性中心觀為基礎的婦女研究備受抨擊，此時美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呈現出激進的特點，頗具女性主義精神的“她史”成為中國婦女研究的主要范式，注重探索婦女與政治、家庭和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

　　激進女性主義者從自身立場出發，以“姐妹”的同胞情關注中國婦女，十分關切其權利、地位及向父權制的抗爭，她們在中國婦女研究中建立了“壓迫—反抗”的敘述模式，這表現在記者的中國婦女考察、女性主義學者的父權制家庭研究以及對婦女與社會政治運動等方面的探討中。盧蕙馨的《台灣農村婦女與家庭》一書提出母方家庭（Uterine Family，又譯作“子宮家庭”）概念，即體現了美國學界對中國婦女在父權制體制內抗爭的感知。以往有觀點認為該書是美國中國婦女研究中“婦女並非受害者”論調的最初著作，但它實際上承認了台灣農村婦女的受壓迫地位，盧蕙馨提出的“母方家庭”是在婦女受父權制壓迫的前提下為保障自身權利而採取的反抗策略。

　　激進的婦女運動也使美國學者尤為關注中國婦女的解放問題，大量主題為“中國婦女與革命”的著述在美國社會廣泛流傳。“壓迫—解放”模式也在該類著作中有進一步體現。盧蕙馨和羅克珊·維特克主編的《中國社會婦女》即是代表作，反映出中國婦女在社會運動、家庭結構、性別關系、情感心理中遭受的深層壓迫與反抗。

　　總之，該段時期學界集中於對20世紀中后期中國婦女的研究，研究主題多為婦女地位、纏足、活動空間，塑造出中國婦女受壓迫、求反抗的典型形象。其中，女性主義學者的批判立場多出於當時的意識形態設想，而不是對中國婦女歷史的考察。

　　20世紀80年代后：從中國發現婦女史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為美國學者提供了貼近研究對象的機遇，美國國內激進的女權思潮退卻，原先受其強烈震撼的中國婦女史研究進入反思階段，作品逐漸增多，並呈現出相對理性和務實的探索。此時出現了對中國古代婦女的研究，而該時段的另一個新動向則是中國婦女史研究出現了以“中國中心”為導向的研究視角，學者開始超越西方中心觀，“從中國發現婦女史”﹔並首次以“社會性別”為主題，探討中國社會性別關系和女性社會性別。誠然，此時期仍不乏對婦女與革命問題的專著，但這些已不能代表美國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而新的研究視角則對此后中國婦女史的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Richard W. Guisso和Stanley Johannesen主編的《中國婦女：當前史學研究的新動向》是新型研究模式的代表，研究涉及婦女與宗教、財產、形象等問題，其意識色彩減淡，力圖探索歷史真相，發現中國女性並非如西方社會那樣是作為男性對立面存在的主體，兩性關系處於親屬的倫理關系中，作為不同社會角色而出現。韓起瀾的《姐妹與陌生人：上海紗廠女工》則是美國對中國近代婦女勞工史的研究中體現“中國中心”傾向的力作，在對口述史料、政府報道、公文檔案、時文雜志等一手資料進行分析后，揭示了上海社會及其女工群體異於歐美國家的獨特性，該研究也彰顯出女性主義學者對下層民眾持續的人文關懷和新敘事史的風格。

　　此外，80年代的美國中國婦女史研究中首次出現了對“社會性別”概念的探討，主要體現在“社會性別”主題的宗教、醫學和民俗學論文中，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結合緊密，包括Steven Sangren的《中國宗教符號中的女性社會性別：觀音、媽祖和“長生老母”》、Rubie S. Watson的《有名和無名的：中國社會的社會性別和個人》，以及費俠莉的《血、身體和性別：中國女性狀況的醫學圖像，1600—1850》等。該類文章試圖通過對符號、語言等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分析而展開研究，體現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和文本的深入剖析使學者們擺脫了西方的觀念框架，進入到了中國民間和中醫理論體系中。

　　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性別史成為研究新范式

　　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中國婦女史研究在理論方法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受美國女性主義者瓊·斯科特、杰達·勒納、瓊·凱利-加多等學者理論影響，學界開始不再局限於以“社會性別”為主題，而是將“社會性別”作為與階級、種族相並列的分析范疇應用於中國婦女史研究中。社會性別史成為中國婦女史和中國歷史研究的新范式。該分析范疇引入歷史學的貢獻在於對男性的關注以及對傳統史學分期的改變，並揭示由“西方中心觀”之概念運用到中國史研究的不妥等，不一而足。社會性別史從各學術思潮中汲取理論資源，與新文化史、醫學史、技術史和后結構主義等學術領域的交叉研究更是促成了史學研究豐富、深入的局面。

　　此外，美國中國婦女史著眼於中國本土而進行研究的傾向愈益明顯，學界進一步深入中國內部，解讀詩集、碑文、書信等中國女性史料，注重對中國婦女內部差異性的尋求，分析中西社會制度、文化傳統、階層分化等因素的差異，並探討中國“社會性別”，逐步建立起中國的社會性別話語。

　　在對女性主體性的考察方面，學者不再強調父權制家庭和儒家制度對中國婦女的壓迫，多數女性主義學者認為中國婦女在儒家體制內通過自身積極的參與創造出有活力的女性生存空間和婦女文化。以往西方學界所持的“性別壓迫是最主要的壓迫”論調已經過時，中國女性才德是她們獲得力量（power）的重要砝碼，是贏取社會矚目、尊崇的力量。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論壇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