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澳大利亞中國研究的兩個領域

　　自1978年以后，澳大利亞當代中國研究成果數量大增，主要是得益於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政治研究隻能根據有限的文獻資料的局限。

　　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脫胎於漢學（Sinology），澳大利亞學界稱之為后漢學：“后漢學直面再度崛起的中國，是了解當今中國的更為成熟的方式……是全面接觸華文世界的充滿活力、生氣勃勃的當代中國漢學。”由此，傳統漢學和當代中國研究構成了澳大利亞中國研究的兩個主要領域。

　　傳統漢學：在困境中重新定位

　　1918年，悉尼大學成立了東方研究系，開始進行古代漢語教學。但到1947年時，因生源等原因停辦。1955年，悉尼大學重新恢復東方研究系，並於次年招生授課。隨著古代漢語教學的繁榮，也迎來了傳統漢學的紅火階段，20世紀80年代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遠東歷史系“10名博士研究生中，有9名做中國研究”。

　　現在的傳統漢學研究面臨重重困難。首先是大學教職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40多人的中國研究團隊中，隻有亞洲研究中心的梅約翰和John Minford兩位專職教授，主要關注中國哲學、中國知識精英歷史、中國傳統文化認同、中國戲劇與電影和文學翻譯等內容。其次，古代漢語學習難度大，人數不足。直到1969年，國立大學才將漢語教學分為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兩組。主修現代漢語的學生須選修一年古代漢語﹔主修古代漢語的則須選修現代漢語。但外籍研究生中，念歷史出身並懂中文的為數不多，反之，中文系出來的學生，也不大懂中國歷史，所以指望這些人來從事傳統漢學研究是不現實的。此外，中國文史類專業學生就業途徑狹窄，也影響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面對困境，澳大利亞的傳統漢學不得不重新進行自身定位。1996年以后，隨著澳大利亞教學機構中的漢語教學規模的不斷擴大，最多時有30所大學提供漢語教學。這些新增大學的漢學教學單位雖然承襲傳統漢學模式而建，但都傾向於進行現代漢語教學，這就為更多從事中國研究的研究人員提供了語言學習的方便。

　　總的來說，現在亞洲研究中心的活動更多定位在普及與傳播中國古代文化精萃、提升普通受眾的鑒賞水平方面。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中心為例，該中心2008—2010年的活動就有雲南紀錄電影展演、中國古典音樂周活動等。此外，亞洲研究中心每年還舉行一次學術會議，內容多與亞太學院其他系所的中國研究資源混搭，全面介入當代中國研究領域。

　　此外，傳統漢學學術刊物的辦刊思路也有明顯調整。1970年，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創辦《遠東歷史論叢》，現已更名為《東亞史》（East Asian History），由亞太中心定期編輯出版。因拍攝《中國長城》出名的電影制作人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主編的電子刊物《中國遺產季刊》（China Heritage Quarterly），也從最初的關注中國考古文獻轉向聚焦當代中國視覺藝術方面。

　　當代中國研究：從政治史研究擴展到整個社會科學領域

　　與冷清的傳統漢學相比，當代中國研究可謂是風光大好，它將原先束縛於語言教學的傳統漢學擴展成為一個橫跨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的綜合研究領域。

　　1949年以后，西方學術機構意識到發展有關當代中國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中國政治精英和高層政治史也受到了澳大利亞學術界的重視。針對中國高層的政治研究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中國政治精英人物的生平傳記，主要集中在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人身上，如Fred Teiwes出版的《中國的領袖、合法性與沖突：從超凡魅力的毛澤東到繼承政治的鄧小平》一書，對中國政壇的兩大領袖人物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和評述。第二類是專題研究，如Nick Knight與馬克林合作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在亞洲》，探討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問題。第三類是論文集，如1994年時Fred Teiwes將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而出版的各種資料編輯出版的論文集《毛澤東思想領導地位的確立：從王明歸來到七大的召開》和Jonathan Unger主持編輯的《中國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之后的中國：步入東歐還是東亞后塵》。

　　正如Fred Teiwes在《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一文中所說，由於研究資料不足，過多依賴香港和台灣出版的無法証實其真實性的內部資料等，使得澳大利亞關於中國高層精英政治的研究成果難以保証質量﹔再者就是把中國材料納入西方已有的理論框架中去加以解釋的現象也較為普遍，如David Goodman對“大躍進”的理解。

　　1978年以后，當代中國研究成果數量大增，主要是得益於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政治研究隻能根據有限的文獻資料的局限，如通過在香港做訪談研究來收集寫作材料進行一項創新之舉。以1981年陳佩華、Jonathan Unger等人的陳村研究最為著名，2009年該書的姊妹篇《陳村：全球化中的變革》一書出版，作者運用豐富的田野材料追溯了陳村30年的社會變遷。

　　隨著中國的進一步開放，澳大利亞中國研究人員也開始進入中國內地收集寫作資料，從陸續發表的研究成果來說，都離不開研究者本人與內地相關機構的長期合作。如1995年David Goodman再版《鄧小平與中國革命》，就得到山西太原市政府和中共山西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的協作，他的《地方政府機構的特點：1990年以來山西的中央政府機構、地方政府機關和縣級政府》一文，也與其多年在山西的調查工作分不開。與北京地區婦女組織保持良好合作關系的杰華（Tamara Jacka），利用數年時間調查了北京海澱區民工聚居地的女性農民工的生活，於2006年出版的《城市化中的農村婦女：性別、流動和社會變遷》一書，成為2007年度最好的東亞人類學著作並獲得美國人類學協會的弗蘭茨獎。

　　（作者單位：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此文寫作荷蒙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Jonathan Unger教授提供的資料，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