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移民改變美國漢學研究“荒村”狀況

　　20世紀初期的美國漢學，還處於剛剛起步階段。德國著名漢學家佛爾克（Alfred Forke）在1915年9月給勞費爾（Berthold Laufer）的信中這樣寫道，“這裡其實沒什麼人對漢學感興趣。學生們隻想學一些口語方面的東西，聽一些泛泛而談的講座課，課上要盡量少出現中文表達方式。”俄籍漢學家葉理綏（Serge Elisseeff）在赴美前曾對美國漢學有一個形象比喻：歐洲尤其法國是漢學的“羅馬”，而美國則是漢學的“荒村”。他為某些美國漢學家缺乏應有的學術訓練感到遺憾。他無奈地感嘆道，“他們這裡完全不了解真正的語文學方法，隨意翻譯漢文文獻。你若給他們講解，他們經常會問why，叫你無言作答”。然而，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漢學卻成為世界漢學研究重鎮，發展到今天更是成為世界漢學的引領者。

　　對於美國漢學發展演變史，學界多側重從美國漢學的方法、范式、著名中國學家及基金會等方面進行探研。例如，侯且岸的《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主要探討的即是美國漢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並具體研究了美國漢學的形態轉變和研究取向﹔張鎧的《從“西方中心論”到“中國中心觀”——當代美國中國史研究的發展趨勢》（《中國史研究動態》，1994年第11期）和楊念群的《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主要評述了以費正清為代表的“沖擊—反應”論和以柯文為代表的“中國中心觀”這兩種理論體系及其轉變﹔資中筠的《洛克菲勒基金會與中國》（《美國研究》，1996年第1期）和韓鐵的《福特基金會與美國的中國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從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會與美國漢學發展的關系這一視角剖析了美國漢學發展演變史﹔朱政惠的《史華慈年譜》（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則主要根據學術檔案資料翔實再現了史華慈在中國學研究方面的學術活動﹔龔詠梅的《孔飛力中國學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孔東焱的《衛三畏與美國漢學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張施娟的《裨治文與早期中美文化交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等亦是對美國著名漢學家進行的個案研究，試圖借此打開一扇透視美國漢學研究發展的窗口。

　　當然，這些研究非常必要。但是，筆者以為要更為全面深刻地理解美國漢學發展演變史就不能忽略外來知識移民對美國漢學的影響。縱觀美國漢學發展史，我們無處不見外來知識移民的身影。20世紀初，勞費爾（Berthold Laufer）、佛爾克（Alfred Forke）、卡魯斯（Paul Carus）、夏德（Fridrich Hirth）等歐洲漢學家相繼移居美國，他們將歐洲漢學的學術傳統帶入美國﹔希特勒的反猶太政策使許多猶太學者輾轉來美，例如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衛德明（Hellmut Wilhelm）、梅谷（Franz.Michael）等人，他們為美國漢學研究注入活力。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自1879年浙江寧波人戈鯤化受聘到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中國文化以來，不斷有從事中國文史研究的華人學者留居美國從事漢學研究。例如，中國抗戰及內戰期間，趙元任、李方桂、蕭公權、洪業、楊聯升、鄧嗣禹、劉子健、陳受頣、楊慶堃、許烺光、劉大中、周舜莘、何炳棣、袁同禮、錢存訓等一批學者留居美國。他們諳熟中文資料，又掌握當代的研究方法，到美后協力培育美國漢學的基礎、矯正美國漢學發展中的流弊並開拓漢學研究的新領域，對美國漢學發展發揮了關鍵性的扶翼之功。正如美國中國學家林德貝克（John M.H. Lindbeck）所說，“作為既接受過中國和西方學術訓練，同時又具有在東西方兩個世界從事研究和教學經歷的這一代華人學者，他們不僅在美國的中文教學和傳統中國研究方面起著不可替代作用，而且在將美國的中國研究提升到專業學術水平方面亦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王晴佳、陳兼、王笛、盧漢超、邵勤、李國慶、徐鴻等一大批華人學者留學美國並在美國高校任教。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徐鴻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的“北美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曾提到，“2004—2009年，有近250所美國大學或研究生院收到與中國相關的博士論文，數目達1336篇，其中華裔學者佔到一大半以上。”可見，華裔學者已經成為美國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生力軍。

　　不同於德法等國，美國作為移民國家，非常重視知識移民所帶來的漢學知識及方法。德國學者柯馬丁（Martin Kern）研究發現，在1945年前的德國，對中國留學生的學術論文完全持漠視態度。因此，既使很有學術水准的中國留學生的漢學博士論文也未能出版。在審閱有關期刊時，有關評論或引用中國留學生漢學博士論文的文章也很難被找到。

　　與之相對照的是，筆者根據袁同禮編撰的《中國留美學生博士論文目錄：1905—1960》進行調查統計發現，在1905—1930年這25年間由中國留美學生所撰的漢學博士論文共98篇。在這98篇漢學博士論文中，有50多篇在完成之后即以期刊論文或專著形式在美國發表。可見當時美國對中國留美學生等域外學者所帶來的關於中國的“奇異”知識及其提供的視角、方法、觀點的重視。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漢學界提出的東洋/中國之變、中國國家特色理論及內藤湖南唐宋轉型理論所涉及的中國“近代的起點”等問題被到美訪學的日本學者引入美國漢學界，並融入美國的漢學研究之中，成為討論聚焦之處。賴德烈（Kenneth.S.Lattourette）在1955年遠東學會年會上如是言道，“我們曾深深地依賴於那些外國學者，他們將歐洲關於遠東研究的偉大學術傳統帶給我們﹔那些來自遠東的學者則帶給我們奇異的知識”。費正清亦曾如是感慨道，“我們在美國所從事的對中國的研究主要有兩個依靠——其中之一是來自中國的富有才干的學者，他們可以幫助我們完成這一任務”。

　　當我們在致力於分析探討美國漢學對世界其他國家漢學研究的影響之時，是否也應關注那些來自於曾是漢學研究重鎮的德國、中國、日本和蘇聯等國家的知識移民對美國漢學發展的影響？正如柯馬丁所說，“若不提及50年前所發生的這一幕（德國漢學家在1933—1945年的遷移），就幾乎不能闡釋當前國際漢學研究的狀況”。筆者以為，要理解美國漢學為什麼能夠由“荒村”發展為引領世界漢學的中心，就必須客觀全面分析德國、日本、蘇聯等國家的知識移民，尤其是來自中國的華人學者對美國漢學發展所作的貢獻，這應該成為探討美國漢學發展史一個不可或缺的視角。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