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俗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立場

　　近期，廣東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廣州大學俗文化研究中心成功舉辦“方法論與中國俗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海內外30多位在俗文化研究領域卓有聲譽的學者與會，通過有關論文的宣讀、點評和討論，就俗文化范疇、研究方法、學術史以及俗文化研究的中國立場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

　　《詩經》以降，俗文學、俗文化一直是中國文學史、文化史的重要內容之一。宋元以來，其成為文學史、文化史的重要線索，新文學運動后更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文學史、文化史的主流。但什麼是俗文化？什麼是俗文學？民間文化、民間文學、通俗文化、大眾文化等各有哪些特定內涵，相互間有何區別和聯系？長期以來，這些問題缺乏基本的理論反思和學術梳理，制約著相關研究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楊義在《俗文化的本質與功能》中，力圖系統地梳理和把握相關概念，著重分析了俗文化的本源性和結構性功能、俗文化與文學、俗文化與歷史、俗文化與哲學、俗文化與民族記憶、俗文化與人群生存方式等問題。他認為：“俗文化以其文化發生學上的本源性、文化結構學上的基礎性，以豐富的維度聯通了文學、史學、哲學，還有宗教學，聯通了人類的日常生存狀態，它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價值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它是一個渾濁的文化源泉，一條泥沙俱下的滾滾洪流，研究者臨川浩嘆之余，應負起任重道遠的擔當，從混有糟粕中提煉出精華，從夾雜腐朽中點化出神奇。”

　　德國萊比錫大學教授曠思凡提醒俗文化研究者，應注意電視新聞、廣告、報紙、雜志乃至宣傳廣告牌中的“核心圖面”，這些圖面在被感知的空間和時間的順序中組成一個動態秩序，對我們的世界感知、后工業時代“自我”和“他人”的建構均具有深遠影響。因此，有必要在“全球化”時代進一步開廓對俗文化、俗文化概念和內涵的理解。廣州大學教授劉曉明在《我們是如何認識一張桌子的？》中，將現象學、哲學人類學的現代眼光與中國傳統戲曲《三岔口》結合，使傳統戲曲中向來不受注意的道具“客體”煥發出耳目一新的學術光彩。

　　自王國維提出“二重証據法”以來，現代學術的文獻視野被大大拓寬。隨著西方現代人類學的輸入，田野調查在今天已成為重要的學術研究過程和手段。隨著漢學研究視閾的擴展，所謂“域外漢學”也成為晚近十幾年來長足發展的重要學術方向之一。這些學術走向給俗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鑒。台灣成功大學教授陳益源在《文獻與田野結合之必要性》中，以越南順化關公祠為例，對關帝信仰在越南傳播與發展情況進行實地田野調查，力圖彌補書面文獻、金石材料或現存書籍的不足，以更准確和完整地記錄、還原越南關帝信仰的歷史真相。中山大學教授黃仕忠則結合《子弟書全集目錄》的編輯整理過程，介紹了遠足台灣、日本進行田野調查的甘苦與收獲。

　　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和文化自信的逐步提高，在文史研究領域要求擺脫西方學術話語的籠罩和束縛，從中國文化自身的內在脈絡出發研究中國文化的呼聲日趨強烈。多年前，台灣世新大學教授曾永義就曾提出，中國俗文化有自己的內在特點，無須比附西方理論和觀點。這一學術要求和趨向也在此次研討會上得到體現。四川師范大學教授王小盾在《高麗俗樂的中國淵源》中，對美國梅維恆教授等學者在研究變文、白話小說時所提出和應用的俗文化（文學）研究的理論模式表達了不同看法。他認為，東亞歷史已綿延五千年，漢文化的傳播意義重大。其造就了三種形態的漢文化區：未完成的漢文化區（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越南北部）、趨向完成的漢文化區（中國各少數民族地區）、成熟形態的漢文化區（北方方言區、南方方言區）。如果我們站在第二個漢文化區——中國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立場上觀察，可在未完成的漢文化區中看到它的過去，也可在中國內地各南方方言區看到它的未來。某種意義上，高麗俗樂問題可作兩種理解：可理解為中國音樂向朝鮮半島傳播的問題，也可理解為漢文化區內雅俗文化之轉化的問題。也可以說，中國及漢文化區的俗文化研究，完全可以也必須擁有自己的區域視野。

　　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廣州大學俗文化研究中心自2008年底成立以來召開的第三次學術研討會，受到了與會學者和同行的高度評價。它對於如何檢討幾千年來特別是最近一百年來雅俗文學/文化互動消長的利弊得失，對於如何結合國際學術界有關文化工業、通俗文化、大眾文化、后現代文化研究等學術探索成果，最終形成中國俗文化研究者自身的問題意識，都將具有一定的推動與促進作用。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