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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的福州方言及其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演變發展研究

——《福州方言自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演變》成果簡介

2011年05月15日16:51

  福建師范大學陳澤平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福州方言自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演變》(批准號為06BYY012),最終成果為專著《十九世紀的福州方言——及其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演變發展》。

  該成果的內容有兩個方面,首先是利用十九世紀傳教士留下的福州方言文獻還原出一份對十九世紀福州方言的全面描寫性報告,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對照今福州話的資料討論從十九世紀中期至今的方言演變的各個細節。

  第一章“傳教士與福州方言”,介紹十九世紀傳教士留下的關於福州方言的文獻資料。這批資料主要包括《閩腔初學撮要》、《福州方言入門二十課》、《福州話拼音字典》、《英華福州方言詞典》、《福州土白聖經》以及若干發表在《中國評論》上的相當深入的研究論文。這一章討論了這些資料的可靠性問題和恰當的利用方法,提出“用傳教士記錄的資料,不用或謹慎使用傳教士創作的資料”的原則。傳教士資料對語音描寫相當細致,課本、字典以及羅馬字的《福州土白聖經》在語音描寫和注音方面高度一致,說明其語音部分的資料是可信的。《福州土白聖經》的語句既是翻譯體又是聖書體,作為語法史資料需要慎重對待。

  第二章“語音研究”,用逐項討論的方法還原出十九世紀福州話語音系統的面貌。包括聲母系統、韻母系統、聲調系統、連讀音變和構造,最后列出音節全表。聲母部分著重分析了塞擦音的發音部位的轉移和泥來母分混的變化。韻母部分的分析指出一百多年來福州話韻母系統的6項變化,其中既有漸變式的演化,也有以詞匯擴散方式展開的變化。相同語音條件下的演變可以是不同步的,類推的過程清晰可見。聲母和韻母的演變都是語音系統內部調整的需要推動的,看不出權威方言對這些過程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與聲母、韻母相比,聲調是相當穩定的,這既表現在單字音的調類調值方面,也反映在連讀變調的規則上。由於小范圍內的方言內部差異往往表現在調值上,從歷史比較法的經典理論上推斷,調值應該是較短時期內變化最顯著的項目,但該成果的研究卻表明調值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穩定。

  第二章的最后排列出音節全表。這個表的各韻母次序作了精心安排,讓歷史演變中發生糾葛的韻母靠攏排列,便於比較分析。第三章是從《福州話拼音字典》中歸納出的常用字同音字匯。

  第四章“語法特點描寫”,分14個小節描寫語法特點。以分類歸納語料為主,在語料允許的條件下,描述其特點,並盡量使各個小節的內容相對完整。前8個小節分別描寫人稱代詞、指示代詞、疑問代詞、數量詞、否定詞、介詞、助詞、語氣詞,第9至12小節分別描寫疑問句、話題句、比較句、復雜謂語句,最后兩個小節的內容屬於構詞法,分別描寫重疊構詞和小稱后綴。這一章中對語法的發展提出,短時期內的語法變化主要表現為“同義表達手段此消彼長,與權威方言平行的格式逐漸取代其他格式”。

  第五章“語法演變專題研究”,包括三個討論得比較深入的專題。這三個專題討論的解題關鍵都是十九世紀的土白資料。

  第一節“疑問句系統的調整和‘叭’問句的來龍去脈”引証十九世紀的土白資料來說明:十九世紀以來,福州方言的正反雙項選擇問句逐漸擺脫了選擇的標記“嚇”,變成正反問句。其中否定詞留在句末的一類(“有N�V無”、“會V ”)在語用功能上對應於中性的是非問句,並趨向於重新解釋為是非問句,終於在20世紀前期淘汰了以“叭”為語氣詞的是非問句。

  第二節“處置式的演變處置介詞‘共’的語法化”首先証明“共”在19世紀還不是處置介詞,處置義是近一個多世紀中從受益介詞用法發展而來的。語法化途徑的語種個性決定於該語種的句法環境。福州方言強制性的或傾向性的受事賓語前置規則是受益介詞“共”派生出處置介詞的句法環境。

  第三節“通用量詞‘隻’與‘個’”從十九世紀的資料中發現“隻”和“個”分布上的差異,進而提出“個”其實是“隻”的弱化形式的辭源誤認。通用量詞是漢語方言分類的重要指標之一,福州話與客家話、閩北話以及湘語贛語同屬“隻”類,而且是純“隻”類。

  第六章是一個6900多條詞語的分類語匯集。這個語匯集的條目數量與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漢語方言大詞類一個分冊相當。從《字典》中整理出這個語匯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觀察19世紀以來福州話的詞匯變化。因此對每條詞語加注了一個“歷時屬性”類別。這個歷時屬性分類是一種新做法。

  漢語方言學的研究成績主要是現代方言的調查和共時描寫分析。由於傳世文獻稀缺,對方言史的研究主要靠歷史比較法來推測,很難確証。從共時角度看,該成果首先是一份比較翔實可靠的十九世紀福州方言的調查報告,無疑是最“老派”的方言資料。在這個基礎上再對150年來福州方言演變的各個細節進行詳細的觀察。150年的時間跨度不算大,但這是中國社會形態發生急劇變化的特殊時期,更由於上世紀初的國語運動和近五十年來持續性的大力“推普”,這段時期內南方方言受共同語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是空前的,因而具有典型意義。這項研究成果與其他方言的類似研究聯系起來,將有助於弄清:方言演變存在什麼樣的規律?與共同語的歷史演變有什麼相同或相異的表現?共同語究竟如何影響方言的歷史演變路徑和方向?在“大力推廣普通話”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我們能對方言演變發展的明天做什麼樣的有限預測?這將為國家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語言文字政策提供參考。
(責編:陳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