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西方修辭學理論研究

　　成果簡介

　　廣西大學溫科學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西方修辭學的流派與漢語修辭學發展研究》（批准號為03BYY041），最終成果為專著《20世紀西方修辭學理論研究》。課題組成員有宗廷虎、彭炫、彭濱。

　　20世紀中葉，西方修辭學領域掀起了一股復興的浪潮，試圖重建衰落已久的傳統修辭學。修辭學復興的理論動力是回歸哲學，以語言哲學為先導，從語言背景出發討論意義問題，進而對修辭哲學進行新的嘗試，分析修辭的本質，探討人類修辭的動機，構建“新修辭學”的理論框架，完成對傳統修辭學的改造。20世紀末，中國修辭學研究進入發展瓶頸，改革創新勢在必行。但改革從哪裡開始，創新的路在何方，成為廣大研究者共同關注的重要課題。中國現代修辭學是借鑒西方修辭學體系建立起來的一門學問，但實際上我們對西方修辭學的歷史、結構框架、理論體系一直沒有進行過系統的闡述和評價，對當代西方修辭學的發展變化了解就更少了。該成果通過總結當代西方修辭學改革的歷史經驗，追蹤其理論創新的發展過程，分析主要流派的思想觀點，揭示修辭學現代化轉型的方法途徑，力圖給中國修辭學理論建設提供一個新的思考空間。

　　一、當代西方修辭學復興的社會動力

　　20世紀后半葉，西方思想界、哲學界不約而同地把目光瞄准修辭學，試圖運用修辭手段處理資本主義世界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這就是在學術界發生過重大影響的“哲學家的修辭學轉向”。西方傳統修辭學突破了百年衰落的局面，成為當代諸多學科關注的熱門話題。

　　傳統上說，關於或然性問題的推理和演講方法是西方修辭學理論研究和教學的核心內容。但是，這種修辭推理論証方法長期以來一直頗受冷落甚至貶損。16世紀的所謂“修辭學革命”，把自古以來就已經存在於修辭學領域中的論辯研究分離出去，隻留下文體和演說技巧，而修辭學作為一門話語藝術，通過論辯解決重大問題的功能消失了。19世紀乃至20世紀初，佔據支配地位的科學主義進一步剝奪修辭學的生存空間，古典修辭學的論証方法被認為是一種低級的、過時了的東西，由此修辭學的學科威望喪失殆盡，人們對修辭學的興趣降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

　　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對於科學主義思想是否適合於解決人類的社會與道德問題的信心開始動搖。20世紀科學技術的進步大大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存狀態，但也產生了諸多社會矛盾乃至劇烈的社會沖突，如兩次世界大戰等重大事件。思想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清醒地認識到，盡管科學在許多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未能解決諸如侵略、戰爭、種族主義、經濟剝削以及階級兩極分化等人類社會固有的問題。人類需要一種討論自身價值的手段，一種特別適合於解決有關價值與道德問題的手段。由於認識到日常話語的推理過程對於處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人們把注意力轉到論辯結構方面來，試圖從傳統修辭學中發掘出符合人類價值觀的“新修辭學”，構架公正地進行論辯的理論，促進當代社會的修辭實踐，提高人類社會的生活質量。

　　與此同時，修辭學領域醞釀著一場變革，重新闡釋修辭的本質、目的與意義。早在20世紀30年代，英國當代著名文學家理查茲就提出把修辭學作為研究交際中產生誤解及其糾正方法的一門學問。而美國著名修辭學家伯克更認為，修辭是連結人類隔離狀態的橋梁，能增強社會的內聚力，創造和平。現代生活使人類的各種關系復雜化，人類言語活動的目的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盡管當今把修辭的目的當作勸說的觀點依然流行，但修辭的本質在於它可以在人類的交往中解決分歧，促進共同的理解，達到社會的和諧。從勸說到交往，這是當代社會文明進步的要求，也是修辭學觀念更新、發展創新的體現。奄奄一息的西方傳統修辭學終於東山再起。

　　二、當代西方修辭學發展的理論動力

　　當代西方修辭學對傳統的理論體系進行了兩方面重要的改造：其一是探討人類修辭行為的本質，重建修辭學的學科威望﹔其二是修補自柏拉圖以來修辭學與哲學的分離，鞏固修辭學的學術地位。

　　西方新修辭學首要探討的問題就是對修辭本質的認識問題。自古以來，傳統修辭學的詭辯色彩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給學科聲譽造成極大的損害。當代修辭學在理論上証明了修辭是人類固有的行為，融化在人的血液裡，體現在人的行為中，人是修辭動物。人類具有獨特的、運用符號傳遞經驗的本領。修辭不再是話語的附加物，修辭是人類交往中的自然產物，而且活躍和制約著人的思想與行為。修辭本質的新認識使長期籠罩在修辭學頭上的陰雲逐漸消散，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古往今來的偏見，為學科發展鋪平了道路。

　　當代西方修辭學堅持不懈地試圖修復古典修辭學與哲學的關系。這種思潮起源於“哲學家的修辭學轉向”，與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有重大的關系。修辭學在哲學家的關注下從傳統的束縛中走了出來，不再局限於對勸說和論辯的修辭術的研究，與哲學思想交相融合。

　　傳統上說，哲學所追求的是真理，而修辭學追求的是輿論，兩者之間的分歧導致了哲學與修辭學分道揚鑣，修辭學的學術地位因此受到極大的損害。從根本上說，修辭學理論指的是修辭哲學，學科建設以此為基礎。由於傳統修辭學對勸說模式的強調，過分注重修辭技巧，忽視修辭理論，致使修辭哲學研究斷斷續續，一直沒有受到重視。正因為如此，當代修辭學才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回歸哲學的思潮。

　　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使人們對傳統上哲學與修辭學的分離產生懷疑，試圖超越傳統的勸說觀念重新解釋修辭學。由於語言哲學的影響，當代修辭學把學科理論建立在語言意義的哲學描寫基礎之上，使傳統的修辭哲學突破心理學的局限，開辟了當代修辭學理論發展的道路。同時，當代修辭學深入地解釋了修辭學與辯証法之間的緊密關系，回到辯証法上來並以辯証法為基礎，表明了修辭學經過2500多年的演變，又與哲學重歸於好。由於哲學家和修辭學家的共同努力，當代修辭學修補了自柏拉圖以來與哲學的分離，使修辭學的理論基礎更為堅實，鞏固和提升了修辭學的學術地位。

　　三、“大家修辭論”——當代西方修辭學理論發展的主要特征

　　20世紀西方修辭學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旨在擴展修辭學的研究領域，進行學科重建的理論，另一部分則是與修辭實踐密切相關的理論。第一部分是新修辭學的理論基石，主要是修辭學以外的學科如哲學對修辭研究的成果，這部分的理論多來源於當代著名哲學家。值得注意的是，理查茲、韋弗、伯克、佩雷爾曼和格拉斯的著作是直接為發展修辭學理論服務的，而圖爾明、福柯和哈貝馬斯並不以修辭學為目的，但他們的著作卻與言語交際學科的研究有重大關系，因而對修辭學的理論建構作出了貢獻。第二部分的理論來自修辭學的各個分支，主要來自寫作和言語交際領域。如認知修辭學、行為主義修辭學理論是寫作領域的修辭思想和實踐的結晶，而當代修辭批評主要是言語交際領域學者的貢獻。由此可見，20世紀西方修辭學理論是“大家修辭論”，是交叉學科研究的結晶。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擴展了修辭學的領域，是當代修辭學發展的一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

　　20世紀西方修辭學理論發展的歷史充分証明了，修辭學是一門邊緣學科，這個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聯合別的學科一起行動，才能突破傳統的書面語和口語應用技巧研究的狹窄范圍。在西方修辭學史上，從修辭學的借鑒中大受其益的學科有法律、神學、邏輯與詩學等，在當代又引起哲學、政治學、經濟學以及社會心理學等學科的關注。“邊緣性”是在新的社會狀態下修辭學的生存方式。當代西方修辭學之所以得到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別的學科發現，可以“在修辭學的名義下”進行研究，解決本學科碰到的問題。

　　當代修辭學的交叉學科和“邊緣性”的研究特色，是當今世界學術潮流的一種體現。不同的學科互相滲透、互相促進、共同繁榮，任何一門學科要想取得新的進展，都必須吸收相鄰學科、新學科的新思想、新成果，以更新本學科原有的知識結構，擴展研究視野。隻有這樣才能更新改造，得到進一步發展。修辭學這門古老的學問仍然大有可為，21世紀的修辭學必將朝著這個方向向前發展並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