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問題研究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秦海鷹教授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互文性問題研究》，於2000年立項，2003年8月結項。其最終成果形式為專著。

　　這項成果比較系統地清點和研讀了以互文性概念為中心的多種文學理論著作和相關歷史資料，探討了作為當代西方文論重要組成部分的互文性問題的緣起、流變、特征和意義。

　　一、互文性理論的演變軌跡和整體面貌。法國文論家克利斯特瓦於20世紀60年代末首次提出的互文性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文本理論是互文性理論的最初形態。由於不同學者的不斷闡釋，這個概念經過了一個從廣義到狹義、從模糊到精確、從后結構主義到開放的結構主義的奇特流變過程，大致呈現出兩個方向：一個方向趨於對互文性概念做寬泛的解釋，把它當作一個批判武器，這個意義上的互文性理論逐漸與美國的解構批評、文化研究、新歷史主義相匯合﹔另一個方向趨於對互文性概念做精確的界定，使它成為一個描述工具，這個方向的理論建設集中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后的法國。這項成果將上述兩個基本走向分別稱為解構的互文性和建構的互文性，並認為互文性理論發展的這兩種可能已經包含在克利斯特瓦本人的定義和研究中。就其解構意義而言，互文性概念屬於后結構主義文學理論范疇，與哲學上的解構論處於共生狀態，其基本意圖是在文學研究中突破結構主義方法的局限，把社會歷史、意識形態、他人話語等諸多外部因素當作文本重新納入文學研究的視野，把文本看作是一個自身包含多種聲音的意指過程，以此方式質疑文本的同一性、自足性和原創性。就其建構意義而言，互文性概念為修辭學、符號學和詩學范圍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操作性很強的工具，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更新了文學觀念。它仍然關注文本中的異質因素，承認任何文本的寫作和閱讀都有賴於這個文本與其他文本的關系，但它所說的其他文本主要還是指文學作品和整個文學遺產，其理論意圖不是消解意義，反對作者權威，而是以新的方式回答什麼是文學性的問題，它希望在文際關系中，即在單一作品與文學“圖書館”的關系中把握文學運作的獨特性。

　　二、幾種主要的互文性理論的基本特征。在歷史勾勒的基礎上，這項成果分別對克利斯特瓦、巴爾特、熱奈特、裡法泰爾等人的互文性理論的基本特征、方法系統及相關問題進行了詳細梳理和分析。克利斯特瓦的互文性從屬於她的符號批判理論或她所說的符義分析學，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文本的異質性（引文性）、社會性和互動性﹔她不僅在寬泛的意義上使用文本一詞，而且把互文性定義為不同性質的符號系統之間的轉換生成。巴爾特的互文思想的精髓在於崇尚閱讀的樂趣和自由，他明確地把互文性的邊界延伸到了讀者一邊，認為后人對前人的解讀反過來構成並不斷地構成前人文本的一部分，從而使建立在時間維度上的“淵源”和“影響”問題失去了意義﹔他用一種獨特的“文本分析”方法代替了早期的“結構分析”，致力於傾聽文本中的多重聲音，“通過對代碼的多重化來揭示處在互文性中的文本，使文本與語言的無限相連接”。裡法泰爾把互文性定義為“讀者對一部作品與其他先前的或后來的作品之間關系的感知”，並把這種感知看作是構成一部作品的文學性的基本因素﹔他的文學閱讀理論根植於他的新文體學或文學符號學，其基本任務是考察互文性在文本中留下的、可供讀者感知的異常痕跡。熱奈特作為20世紀新詩學和形式批評的集大成者，建立了一個相當完備的“跨文本性”研究框架，在這個框架中，互文性雖然被限定在一個極窄的范圍內，只是各種跨文本關系之一種，但他所考察的其他幾種跨文本關系，尤其是派生關系（“次文本”）和鄰近關系（“准文本”）其實也屬於目前學術界所普遍認同的互文性研究課題，他的這些具有拓荒性質的研究可以稱為“文際關系的類型學”，其對學術界產生的影響可與他的敘事學理論相提並論。這項成果在考察每一種互文性理論和方法的內在邏輯的同時，還對西方學者的某些評價或界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針對學術界經常不加區分地把互文性與對話性並舉的現象，作者專門探討了克裡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論與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的聯系和區別，認為后者雖然是前者的直接范本，但兩者所關心的基本問題並不相同，對話理論是以人為本的理論，互文性理論則是泛文本主義思潮的產物，因此不能用互文性來指稱巴赫金的對話性。

　　三、相關術語的清理和辨析。上述理論家各有自己獨特的方法體系和思想背景，他們使用的一系列基本術語或關鍵詞也有著特定的含義和不同的適用范圍（如代碼、文本、引文、生產性、互文痕跡、文本分析、線性閱讀、互文閱讀、跨文本性、“羊皮紙”或二級文學、閱讀契約等等）。這項成果在引入這些術語時都根據它們的原始語境做了充分的闡釋和辨析，其中包括對“互文性”這個目前比較通行的中文譯名的多方面觀照。由於翻譯的緣故，“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和“互文本”（intertexte）與我國漢代就已存在的修辭學術語“互文”之間發生了字面上的巧合，借助這一巧合，闡釋者或許可以在中文特有的修辭格“互文”與西方文論術語“互文”之間展開某種跨語言、超時空的互文游戲，但也必須說明兩者不是同一個層次的概念。盡管西方的互文性概念有時也與修辭問題發生聯系，但它本身不是修辭學術語。為了比較全面地反映目前西方學術界對互文性概念的理解，這項成果在綜合借鑒現有各種定義的基礎上，對其適用范圍做了如下界定：“互文性是一個文本把其他文本納入自身的現象，是一個文本與其他文本之間發生關系的特性。這種關系可以在文本的寫作過程中通過明引、暗引、拼帖、模仿、重寫、戲擬、改編、化用等一系列互文寫作手法來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閱讀過程中通過讀者的主觀聯想、研究者的實証研究和互文分析等各種互文閱讀方法來建立。其他文本可以是前人的文學作品、文類范疇或整個文學遺產，也可以是后人的文學作品，還可以泛指社會歷史文本”。

　　四、互文性的理論意義和方法論意義。互文性作為當代西方文論的一個新概念不僅概括和凸顯了一種普遍存在、形態豐富的文學現象，而且把文本之間的互涉和互動看作是文學的構成性因素，強調在文際關系中發掘和解讀文學作品的意義，並對文際關系的建立方式和運作機制進行了多角度的思考，因此它既是一種新的文學觀念，也是一種新的文學研究方法。相對於文學的再現觀和表現觀，文學的互文觀是人們對文學認識的深化，也有助於重新審視最一般意義上的寫作行為和閱讀行為。作為一種靈活開放的研究方法，互文性概念在內部批評和外部批評之間打開了通道。以文本為中心的各種互文性理論可以各有側重地向著作者、讀者、現實世界、文學世界等四個方向發展，其中第四個方向上的研究應該看作是准確意義上的互文性研究，這類研究著重考察文學與文學自身的關系，具體而言就是文學作品與文學遺產、文學史、文類傳統的關系，以及作品自身所攜帶的文學記憶和讀者的文學“閱”歷之間的關系。這一方面意味著互文性問題完全可以兼容許多傳統的研究領域，對它們進行重新切割或“分區”，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文學范式本身的變遷，因為互文性概念的根本意義在於用多維的、可逆的空間范式代替一維的、不可逆的時間范式。目前越來越完善的互聯網世界不僅令人驚嘆地直觀演示了“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這個抽象命題和它所隱含的空間范式，使巴爾特等人關於文學網絡和文化庫存的比喻變得更加生動，而且也為真正的多元閱讀和具體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切實有效的技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