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人”的母題研究

　　浙江台州學院蔣承勇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方文學“人”的母題研究》（批准號為01BWW002），於2001年立項，2004年3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西方社會中的文學與人——西方文學人文傳統的現代闡釋》。該成果運用歷史文獻與哲學思辨相互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利用原始材料的基礎上，以西方文明與文化發展為背景描述文學中“人”的演變，發掘出西方文學深層的人性意蘊和文化內涵，因而既從文化的高度揭示西方文學與文化、文明的聯系，又揭示文化自身的悖謬（也即文化、文明與人的悖謬），從而表現文學既從屬於文化、又對文化有反叛性的特征（比如，文學如何表現宗教文化、科學文化、工業文明對人的制約及人的反叛）。現將該成果的主要內容摘編如下：

　　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對外國文學中的人、人性、人道主義缺乏實質性的深入研究。成果從宏觀上梳理西方文學隨著文化與文明的演進，特別是近現代工業文明的進程中“人”的觀念演變的歷史軌跡，發掘西方文學深層的人性意蘊和文化內涵，構建西方文學中“人”的觀念遞變的基本框架。對人的自我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探究，是西方文化演變的深層動因。生長在這種文化土壤中的西方文學則自始至終回蕩著人對自我靈魂的拷問之聲，貫穿著深沉而深刻的生命意識和人性意蘊﹔一部西方文學史也就是“人”的母題的演變史，是西方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遷史。

　　古希臘、羅馬文學是西方文學的源頭之一，它重視個體的人的價值實現，強調人在自己的對立物——自然與社會——面前的主觀能動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蘊含著一種放縱原欲、個體本位、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個體生命價值的世俗人本意識。希伯來文學是歐洲文學的又一源頭，它重視對人的精神、理性本質的追求，強調理性對原欲的限制，蘊含著一種尊重理性、群體本位、肯定超現實之生命價值的宗教人本意識。理性與原欲是人性中相反相成的兩個層面。原欲型的希臘、羅馬文學和理性型的希伯來文學，因各自蘊含著人性中既對立又統一的雙重內涵而成為既對立又互補的異質文化范疇。古希臘、羅馬文學體現了原始初民無窮的生命活力﹔而希伯來文學既抑制人的原始生命力，又表現出對人的理性本質的追尋，既有人的主體性的萎縮，又有人對自我理解的進步與升華。

　　文藝復興是西方社會重新選擇文化模式的時期，此時，古希臘、羅馬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在經過了沖撞與融合之后生成了新文化。因此，人文主義文學對“人”的理解，最深刻和最主要的並不是卜伽丘和拉伯雷“人欲的天然合理”與“爾所欲為”式的原欲放縱，而是世俗人本意識和宗教人本意識的融合。人文主義文學中的“人”與上帝有著千絲萬縷之關系。

　　17世紀的歐洲強調理性與秩序。君主專制的興盛是文藝復興時期以人權反神權的思想文化運動在政治領域的延續。17世紀古典主義文學肯定理性，這裡“理性”是“政治”的代名詞，也即政治理性。古典主義文學通過對王權的歌頌，表現了對“人間上帝”的崇拜，體現了“人”的觀念的世俗化。因此，古典主義文學中的“人”比人文主義文學中的“人”更疏遠了上帝，也顯得更理性與成熟。

　　18世紀啟蒙文學也強調理性，但它的“理性”在肯定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所強調的自我意識和理性思維之外，又從自然法則的高度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與自由的社會法則，肯定人的自我情感的天然合理性。這既是對中世紀宗教理性（神性）的更徹底的否定，又是對抑制自我情感的古典主義理性精神的一種調節。啟蒙文學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個體的人的力量、人的尊嚴，張揚理性也即張揚人的個性，這表現了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對人與上帝、人與王權、人與世界之關系的新理解。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文學的文化價值觀念總體上屬於近代范疇，但已孕育了現代文化基因。浪漫主義文學表現了對人的自由生命的熱切向往，“回歸自然”的境界乃人的自由觀念與生命意志之寄托。浪漫主義文學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張揚個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豐富而纖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滿擴張的“自我”，表達了現代人要求擺脫傳統文明的個性主義願望，使西方文學中“人”的形象擁有了更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主體意識。浪漫主義文學中的“人”充溢著被文明壓制下的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意志﹔浪漫主義文學的自由觀念和生命意識帶有非理性色彩。

　　19世紀現實主義作家力圖通過文學創作細致地展示物化社會的現實，深入地解剖物欲驅動下人的心靈世界的千奇百怪，從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面前失去人的自尊和人的天性。在現實主義文學中，人總是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他們猶如處在物質世界的“煉獄”之中，在經受心靈的磨難之后，有的向“天堂”飛升，有的則向“地獄”沉落，人性處在高揚與失落的十字路口。在這些“人”身上，既有強烈的自然欲望和生命意識，追求人性的自由與解放，又始終受制於道德理性的規律，靈魂深處蘊積著靈與肉、善與惡的沖突而生的心理張力。在自然主義文學中，為現實主義作家所疑慮的人的“動物性”被看成既定的科學事實，生物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被用來解釋人的私欲、“惡”以及永恆的破壞力產生與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學中那高貴的“人”的形象，從神聖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動物王國。

　　20世紀文學，特別是現代主義傾向的文學，把傳統文學業已表現的理智與情感、理性與本能欲望、靈與肉、善與惡等二元對立的母題推向深入甚至走向極端，蘊含的是一種非理性人本意識，表現出對傳統的以理性為核心的人本意識的一種反撥，也顯示了西方文學在“人”的觀念上的新發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20世紀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別值得我們重視的是，20世紀50年代后的許多作家又熱心於追求一種更高意義上的“理性”與“上帝”，表現出西方文學中“人”的觀念的又一新趨向。這是傳統人本意識在更高意義上的回歸。回歸，並不是回到歷史的起點，而是走向一個包容了起點的新境界，一個前所未有並將作為起點的終點。西方文學“人”的母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進行著遞進式循環。